推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北地区还很穷，虽然艰难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家家户户还是缺吃少穿，火柴两分钱一盒，很多家庭时常借用，烧水做饭的烧柴更是困惑生计的难题，母亲常常为一顿饭的烧柴守着冰冷的锅灶黯然神伤。那年我大概十六七岁，还上高中，冬季就要来临，入冬前去黄河南推炭是黄河以北地区老百姓必选的途径，一个家庭一个冬季至少需要千八百斤烧炭。我弟兄四个，大哥三哥三年灾害时期饥饿落下疾病，去推炭显然没那力气。二哥身体略显健康，但独轮脚力车一个健壮的劳力也就推七八百斤，二哥的体力也只能推五六百斤，如果二哥推一趟炭回来，一个冬季全家的烧炭还缺四五百斤，若到集市购买，市价2.5—3分钱一斤，四五百斤炭需15—20元，那个年代，这二十几元钱却成了农村家庭的天文数字。我不愿爹娘为难，特别是有时看到娘为一顿饭的烧柴无奈发愁的时候，总是咬着牙暗自较劲——得替爹娘分担这份“燃眉之急”。一天晚上，爹和二哥还有几位叔兄商量去推炭，我说：“爹，我也去吧”，“不行，你推不了”，爹应着。第二天，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子劲头，驱使自己瞒着父母从姑父家借了一辆车，备好行李准备和他们去推炭。那天正是镇上大集，姑父和爹在集市撞见了面，说了我借车的事，爹回家后问我借姑父的车放哪儿了，我照实说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爹又问我真愿去吗，我应着，就这样我成了这帮“推炭大军”的一员了。当天，一百多里的路程，脚板都磨出血泡，我们蹲在路边的车马店喝口茶氺，把一个个血泡挑破，好再赶路。堂叔是我们这帮“推炭大军”的头，大家都听他的，他有个朋友是矿区的护矿员，是推炭认识的，还拜了把子，堂叔几乎是给我们下命令：“午夜前必须赶到煤矿”。见了堂叔的朋友，他几乎没说话，就让我们装车，堂叔悄声告诉我们：“快点装车，尽量多装，他们不验磅”。我知道这似乎是“监守自盗”，心口怦怦直跳，但还算利落，不一会，大家都把一袋袋炭装满车，扎紧捆实，每人给了验磅员10元钱，开了票据，堂叔的朋友跟过来说：“快走吧，路上小心有人查。”我们一个个像做贼似的，车子的盘带勒的脖颈挑着青筋，吱吱嘎嘎推着炭车，弓着腰像一串甲壳虫，艰难地“蠕动”在矿区的山谷里……矿区的山谷，夜莺不时地哀叫，令人毛骨悚然，我的腿有点打软，但吃力地硬撑着，堂叔和二哥见状，把我车子上的两袋煤炭倒在他们的车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走出了“矿监区”，大家浑身瘫软地躺在了路边……往返三天的路程，快到家的时候，我们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英雄，大人们在村头接我们，进了家门，母亲忙着生起炭火给我们擀面，爹和大哥忙着过秤秤炭的分量，二哥推了670多斤，我推了500多斤；邻居的几个婶娘也过来帮娘一块做饭，她们在说笑间炒了几个菜，父亲和“推炭大军”的头（我的堂叔）兴奋地端着酒盅边吃边聊，堂叔显得更加骄傲，因为他的朋友，每人推的炭省了五六元钱。我知道，请堂叔过来吃饭是父亲对他的酬谢，我吃着热腾腾的面条，堂叔几盅酒后脸红到脖根，夸夸其谈炫耀着自己的能耐，不时夸我两句，还往我碗里加菜，我没在意他们的谈话，只是看着娘脸上的笑容，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娘今冬再不会为灶柴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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