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干风波

那还是发生在40多年前的事了。这一年，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刚刚结束。我所在的单位是上海一家300多人的小厂。一天，一个定性为“地主婆”的50多岁的女人来到三楼厂革委会办公室报告，说是发现有人偷拿食堂里的豆腐干，藏在位于二楼食堂餐厅内的更衣箱里。经厂保卫干部搜查后核实，更衣箱是一位食堂女工的,内确有三块豆腐干。此事立刻在全厂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是厂里的工会宣传委员，是大家公认的笔杆子。很快有几个人在一楼找到我，要我起草大字报。他们说：“做出这种事，不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吗？”才一会儿工夫，厂里便满城风雨了：老钱要帮我们写大字报了！我听了便感到丝丝不快：自己还没答应呢，风声便传得那么快。这不是拿我当枪使吗？马上有人来通知：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即刻来厂部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人员到齐后，大家三五成群，对此事议论纷纷。当时我们几个较有正义感的明眼人认为应该查账：如早有账目，该女工是如她所说向食堂付过费的，那就是一场误会；如这笔账是事发后再补上的，就有问题。食堂的工会学习组长是个七三届的小青年,在大家的追问下,低着头涨红了脸,吞吞吐吐地说：“她家来客人了，因没空买菜，向食堂里买过豆腐干，是有账的。”马上有人提出疑问：“家里来客，光三块豆腐干怎么行？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不少人笑出了声。正当食堂的两位组长露出尴尬神情，局面难以控制时，书记以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一句话就把这一事件给定了性：“这是严酷的阶级斗争啊！这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倒了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真佩服书记有如此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什么事都能“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评判。当时，尽管有不少人对此事仍心存疑窦,但在那年头毕竟没有谁愿意因为明着为“地主婆”鸣不平而与其扯上关系。既然书记已经盖棺定论,大家也只得作罢。最作孽的是那个“地主婆”。据说她以前原也是穷苦出身。新中国成立前夕,老地主死了老婆,因看她做事勤奋,便收她做了“填房”。想不到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划分成分为“地主婆”。按照当时政策,“地主婆”年纪再大也是不能享受退休的。厂里的清洁卫生工作都由两个“地主婆”包了。我有时看到她们颤巍巍地站在高高的椅子上擦玻璃窗,总悄悄提醒她们要注意安全。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要被人批评为“温情主义”的。那个揭发的“地主婆”本想立功,想不到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这是她始料不及的。这一风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厂部“压”了下来,但是却如何掩得了悠悠众口。该当事女工是食堂里的有名悍妇。据说事发后,她曾在食堂里扬言,如果组长不保她,她就来个兜底翻,把食堂里大伙儿多吃、私分、偷拿的丑事全抖搂出来。食堂工作在厂里可算肥缺。尽管当时厂里发放奖金的标准是:一线工人最高,食堂、后勤等为二线，办公室、门卫等为三线。但在食堂工作可以多吃点、拿点,又没指标,还是有不少人想去那儿工作的。常见食堂人员挎个包或带个大号搪瓷杯来上班,下班后什么都有了。可说是“一人上岗,全家共享”。用当时的一句话说,就是“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当时那个收入普遍低下、物资相对匮乏、票证计划配给的年代,食堂人员凭着近水楼台,多吃点拿点,这在食堂内部实在是很平常的事。其他班组的工人都知其中必有猫腻,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而已。食堂组长深知万一“家丑外扬”后的事态严重性,她立即向书记汇报求助,以求把这一事件的苗子平息在萌芽状态。组长是厂部的红人,平时可没少干请客送礼之类的事。有人曾经看到书记让人去她那儿提取鱼肉等项送至门房,由其家人带回家。到底付费多少只有天知道!个别领导与食堂的关系非比寻常,可说是“一损俱损”。“地主婆”不知个中利害,急于立功赎罪,以改善自身处境,实在是撞在枪口上了。在当时,把小鱼经烹饪加工后通过窗口照大鱼的价格卖给职工,而把大鱼照小鱼的价格象征性地“卖”给领导,这是可想而知的。当年的“腐败现象”,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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