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刘方仁

今年4月25日，新华社披露，贵州省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万元、1.99万美元，此外还长期与一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现刘方仁已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在这之前，刘方仁在我心目中是个十分正统的共产党人。1996年4月15日上午，刘方仁到雷山县检查工作，时任雷山县县长的我向他汇报工作。刘当时已近60岁，一头乌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走路时挺胸昂首，显得很有精神，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像要洞穿一切似的，显得很严肃，脸上很少露出笑容。他对统计数字问得很细，不允许有“大概”“估计”之类的用语。午饭时，他坚持不上白酒和饮料，可谓是“望之俨然，即之以温，听其言也厉”的正人君子。1996年12月21日，我参加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刘方仁在会上作报告。兴致很高的时候，他会即席发言，其中有一段即席讲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说，贵州财政拮据，财政部有位领导同志为此问他，是否因发奖金过多所致。他对财政部那位同志讲，我这个省委书记月收入1000多元，其他同志的月收入可想而知，我们没有乱发奖金。如此回答以后，财政部那位同志便不再说话了。刘某在说这些话时，全场上千人鸦雀无声，似乎被刘某显现出的一身正气所震撼，又似被他的高风亮节所折服。我被刘某的这席讲话所震慑，觉得刘某这样的高层领导，都如此坦坦荡荡，清清白白，“些小吾曹州县吏”，更应该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这就是我头脑中往昔的刘方仁。但新华社4月25日公示的电文无情地揭露了刘的丑恶嘴脸。我在深思，这难道就是昔日在贵州高原“掷地有声、朗朗干坤”的那个大人物?刘反腐倡廉不离口，高调长唱不离谱，难道是在玩弄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的伎俩?怪不得有这样一句民谣:“当今干部一大怪，五六十岁才学坏，唱歌要唱迟来的爱，跳舞要抱下一代”。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省),贵州建省迄今590年。纵观古今，“历史上贵州省有四次较大的开发，即:秦汉时期，明清两代，抗日战争中间，三线建设阶段”(蓝东兴:《对贵州开发的历史思考》)。贵州不乏开发的良机，但相对于其他省市，贵州的发展却徘徊不前，人均财力、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在全国尚处末位。《贵州600年经济史》言:“贵州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加上地处内陆，交通不便，起步较晚，观念更新缓慢，在国际国内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已经并将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仍处于不利地位。”这从一个层面说明了问题所在，但从另一层面来看，在贵州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时，刘方仁之流的封疆大吏做了些什么呢?在刘方仁之前，贵州省原书记之妻阎健宏曾任贵州省计委副书记，与贵州省公安厅原厅长郭政民等因收受贿赂被严惩，阎某被判处死刑。当时该案件轰动全国。然事隔几年后，贵州又发生更为轰动的大案要案，除了刘案外，原副省长刘长贵（被双规），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一些高官因东窗事发，纷纷落马。像贵州这样连续发生大案要案，在全国是罕见的。如果刘方仁之流把心思放在富民兴黔上(更不用说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那样尽职尽责工作)，而不是尸位素餐，私欲膨胀；如果他们把精力用于励志思变上，而不是见色忘义，利欲熏心，贵州便不是今日这番景象了。“见十金而色变者，不可治一邑”，一邑都不可治，况治一省乎?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教诫太子诸王》文中书:“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这虽不能概括刘方仁变质之因，但总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高官还是庶民，都要做善事，不要做恶事。正因为如此，刘方仁之流受到惩处于其本人是罪有应得，他们使贵州的开发与发展受到影响，沦为千古罪人，却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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