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平与同情弱者

同情弱者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司法公平在一定意义上，有为弱者撑起一片保护伞，为弱者伸张正义，同情弱者的寓意。何为弱者？它与强者是相对应的关系。在司法诉讼中，几乎都是弱者遭强者的欺凌，或是受其不公平对待而寻求法律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公平是平衡弱者与强者关系，是通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经之路。古往今来，人们把同情弱者称之为行善，善事、善良，这种善举越到社会的底层，氛围越浓厚，思想越清晰。正是因为有这种善事，社会才有自我调节功能。古时候有灾民和难民靠乞讨也能维持生活，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行善是做人的一个标准，古时候如果那个达官贵人被人称为“善人”，那是民间对他的褒奖和敬重。“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词是清朝山东潍县县令郑燮所作，它至今仍不失为人称道的关心百姓疾苦，同情弱者的好诗词，好县令，令人读之感慨不已。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和转易，一直延续至今。这其中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早在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扎进中华大地，儒家的仁学，倡导友爱和同情，经学鼓吹人性之善，诸子百家理论体系虽呈百花齐放之势，但人性友善的观念却高度不谋而合。这不仅有清朝郑燮这样同情百姓疾苦的好诗词流传于世，还有反映社会民意的大量文艺作品为之添色增彩。像传统戏剧《秦香莲》就是歌颂广为民间称道，不惧权贵甚至皇亲国戚敢为民作主，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而《杨乃武与小白菜》讲的是官场腐败制造冤假错案的故事。像《秦香莲》、《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流传于世的文艺作品还有很多，问题是现代社会我们仍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严峻现实，人们不仅希望有更多的包公问世，也希望在立法、执法、督法等各个层面加大预防力度。而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有不少像包公这样的好法官、好检察官、好公安和好领导。一方面现代包公不少，另一方面群众期盼包公再世，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运用各种形式的宣传力度不够。虽然古时候，人们传播的方法没有现在这么丰富，这么广泛深入，但一经戏剧、说书、相声、快板等文艺形式的演出，很快就能老幼皆知、家喻户晓。那种剧场茶馆灯火辉煌，看客听众人声鼎沸的场景不再，更多的是独自看手机，居家冷冷静静看电视，似乎人们聚会剧场茶馆已成历史。然而，剧场茶馆是人们彼此身心交流中享受心旷神怡的所在，也是直观文艺节目与剧中角色，与观众和亲朋好友互动的好地方。在这样的地方，现场感受的氛围是任何手机和电视节目所无法替代的。司法公平与同情弱者在现代有许多鲜活案例。这是人们喜闻乐见文艺作品的好题材，比如政府和法院为农民工讨薪；比如老人遭诈骗和虐待，社会各界和公安机关为之伸张正义；比如少年儿童遭家暴、性侵、虐待，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公安机关、社会各界出面干预；比如残疾人和贫困家庭，有各地各级残联、政府民政部门、慈善组织、爱心人士伸出援手予以帮助等等。这其中肯定有许多感动人、激励人的故事，由作家编纂成文艺作品，一定大受欢迎。这些文艺作品在司法公平与同情弱者这个主线上着力，也一定能够涌现新时代的《秦香莲》、《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脍炙人口的经典。司法公平与同情弱者既是理论也是实践。从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的几起冤假错案典型案例来看，几乎都是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简单化，甚至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妄下结论，以至束缚了后来工作的手脚。刑事侦查有一种“无罪推论”的侦查路径，为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陷入困顿时，提供反向调查取证指明出路，为的是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事实、历史的检验。而同情弱者既不是一种立场，也不是一种袒护，而是为办案人员自始至终，由繁到简提供一种考量，即不为强者占有一定社会资源优势所左右，而实事求是既是对弱者的公平，也是对强者的公平。据此可以这么说，同情弱者是“无罪推论”的补充，是司法公平的一杆平衡秤，也是司法题材文艺创作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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