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文选

　　我看老三届
　　我也是老三届，本来该念书的年龄，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这件事对我有
　　害，尚在其次，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有人说，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儿女而减寿，
　　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父母的总想庇护未成年的儿女，在特殊年代里，无力庇护，
　　就代之以忧虑。身为人子，我为此感到内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后更是如此。当然，
　　细想起来，罪不在我，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讨
　　论整个老三届现象，就该把个人感情撤除在外，有颗平常心。老三届的人对此会缺
　　少平常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不寻常。怎么就落在我
　　们身上，这真叫活见鬼了。人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
　　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
　　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
　　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
　　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
　　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
　　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决不能因
　　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大意是说，坏事就是坏事，
　　好事就是好事，让我们先言尽于此。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
　　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有先天的残疾，生下来时手心朝下，脚心朝上，不管自己怎么
　　努力，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后来他到美国，在手术台上被人大卸八块又装了起
　　来，勉强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后遗症。他向我坦白说，对自己的这个残疾，他一
　　直没有平常心：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后来大夫告诉他
　　说，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换言之，他中了个一比六百万的大彩。我
　　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他说：所谓造化弄人，不过如此而已。这个彩我认了。他
　　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客观地说，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别人玩时
　　他总在用功。但我没听他说过：谢天谢地，我得了这种病！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
　　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顺便说一句，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我觉得这
　　样较好。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身为老三届，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当
　　时我心里想：妈的！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我们就该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这
　　是一类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就我们非得先挖坑
　　后上学，真他妈的不公平。另一类想法是：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
　　当不了作家。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出了几本书，但我却
　　以为，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
　　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
　　买个风镐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
　　充凡·高。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子，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
　　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根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身为老三届这件
　　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
　　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
　　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
　　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
　　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
　　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
　　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
　　三届情结，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器，偶尔失去平衡，应
　　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
　　常心哪，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肉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
　　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
　　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说老三届有种种特殊遭遇，所以他
　　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翻过来，
　　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伦理；它
　　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出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身
　　体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
　　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
　　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
　　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
　　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
　　的特殊来解释。Youare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
　　很肉麻。
　　写作与人生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
　　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
　　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
　　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
　　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
　　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
　　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
　　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
　　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
　　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
　　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
　　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
　　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
　　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
　　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
　　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
　　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
　　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
　　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
　　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
　　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
　　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
　　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
　　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
　　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
　　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
　　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
　　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
　　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
　　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
　　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
　　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
　　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
　　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
　　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
　　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个人尊严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
　　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
　　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
　　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
　　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
　　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
　　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
　　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
　　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我们就
　　不必细说文革中、文革前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
　　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
　　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挤了三
　　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
　　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
　　起，好像一个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
　　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
　　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
　　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
　　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
　　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
　　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
　　自己刚才满眼都对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
　　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
　　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
　　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虽然一句话说不清，
　　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可以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
　　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份，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
　　受到了损失，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
　　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当然，现在我把这做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
　　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
　　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
　　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
　　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
　　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
　　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
　　或则曾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笔者
　　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
　　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
　　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
　　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
　　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
　　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
　　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归根结蒂，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
　　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
　　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
　　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
　　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
　　觉。
　　我的精神家园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
　　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
　　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
　　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
　　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
　　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
　　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
　　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
　　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
　　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
　　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
　　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
　　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
　　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
　　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
　　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
　　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
　　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
　　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
　　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
　　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
　　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
　　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
　　(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
　　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
　　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
　　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
　　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
　　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
　　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
　　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
　　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
　　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
　　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
　　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
　　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
　　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
　　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
　　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发布时间：2019-07-24 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