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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是西方的ThanksgivingDay。
洋节很多。我还是比较喜欢ThanksgivingDay的，无论其来历如何，但从其字面意思上，就是那种可以『洋为中用』的节日。
当天，同事陪我到医院进行例行的健康检查。候诊期间，在朋友圈里Post了几句话
HappyThanksgivingtoEveryone
WhoHelpsMe,orHurtsMe,orAgainstMe,
WhoWeAreOneTeam,orMeetbyAccident
……
ThankUAll.
圈友有的点赞、有的回复节日祝福，一时节日气氛浓浓的。
说起感恩，我们好像不如西方人善于、乐意表达，他们好像总是把ThankYou挂在嘴边。改革开放前，我们称之为“虚伪”；改革开发后，中西关系好时、我们称之为“文明”，关系不好时，我们说ta是啥来？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刚好看到一篇@国家人文历史公号的一篇《感恩节其实源于一段并不感恩的历史》里说“印第安人的悲剧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感恩节转化为一个充满商业意味的节日”，其他的，我也就不找度娘问了。扒拉了一下@国家人文历史，但没有找到对咱春节的“年”是咋辩证剖析的。写到这里，我差一点忍不住去吐槽辩证法几句（仅是想吐槽辩证法，而无意涉及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看到我朋友圈后，已经移民北美的一位同学在朋友圈里留了评论，“哥哥又过洋节了？好像这边的人反而没有感觉”。我接着问，“你呢？”他回答说，“我也属于没有感觉的”。气得我骂了他一句，“假洋鬼子装B还挺像回事的”。他也只好留个鬼脸不吭气了，谁让我是哥哥呢？哥哥骂弟弟，理所当然！
华夏大地上历史悠久的感恩文化
回到Thanksgiving。
当代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的感恩，与汉人的烧香拜佛有些异曲同工。绝大多数到寺院或道观去烧香磕头祈拜的，极少数是真的有某种信仰，更多的是“有事相求，希望神仙保佑”，甚至是“大事临头才想起还有法力无边的神仙”。感恩呢，似乎也差不多。
其实，汉人感恩的理念和思想由来已久。
在河北省井陉县苍岩山镇的北孤台村边，有一座名为“孤山”的小山，这里，或许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感恩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例证。《史记·赵世家》中，曾详细记载了“赵氏孤儿”一事。而据后来的史学家们考证，程婴在用自己的儿子换下赵武之后，便将赵武带到了孤山洞中，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呆了整整15年。在这15年里，程婴将赵武培养成了一个栋梁之才，而赵武更是在成人之后回到晋国，报了自己的灭门之仇。在报仇之后，晋国的国君也恢复了赵武一家的地位，并加封赵武为将军，赵武深深感谢且思念孤山乡亲，经恩准回乡省亲。为了报答乡亲们，赵武带回许多书籍，办起书院，并在山顶刻了感恩碑。赵武对待恩人程婴如亲生父亲，再三恳请慈父回都，但程婴觉得年岁大了，不想再给国家添麻烦，也不想给赵武增加负担，借口要将立孤报国的喜讯告知已去世的杵臼，于三月十五含笑辞世。
为了纪念程婴，当地人在孤山的山腰上修建了程婴祠堂，并尊其为“爱婴护幼神”，后人将农历三月十五日定为敬贤日，或曰感恩节。届时，方圆百里的百姓会纷至沓来，敬拜程婴。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孤山当地保留着。2007年，孤山更是被中国文联命名为中国感恩文化之乡。
在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些其他的东西表达了感恩，比如说孝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孝顺父母，就是感恩的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对养育之恩的父母及长辈亲人，感恩主要是体现在一个“孝”字上。孝的事，体现在很多方面，甚至包括是否生育子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对兄弟姊妹等同辈的感恩，表现的方式就比较多，“情同手足”，“打虎亲兄弟”，“两肋插刀”。（不过，历史和现实中，永远都不缺少“墙头记”、“相煎太急”的例证。）
感恩文化的现实性进化
作为社会人的感恩，就更加多姿多彩了。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大潮的洗涤，感恩的方式也百花齐放了。有人“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人则是“一起同过窗、扛过枪、嫖过娼、分过赃”，不过，互惠互利、利益交换是当今社会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感恩方式。当然，这也就出现了很多“人走茶凉”的故事，也有一些人不适应“茶凉”而郁闷出病来早早“一走了之”的。
大半辈子过下来，我对社会人的人间冷暖还是有些体会的。很多人说我，看事有些不按套路。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很，也许，只是我说出我看到的事的方式，有些不按套路罢了。
我工作场所变化不多，大数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细分也不过是三个不同的机构。但我在政协里待了四个五年，那可是至少四届政府啊，所以也就见识了太多的人员更迭、潮起潮落，真的很理解为什么会有“58岁效应”、为什么用人上要“举贤不避亲”、为什么会想方设法能多在职几年......
有一年，一位老一把手，跑到时任一把手的办公室，吹胡子瞪眼拍桌子表达意见，时任一把手得乖乖滴伺候着、听着、答应着，因为时任一把手是老一把手当年慧眼识才从基层选拔上来的，这可是他的第一位伯乐，他就不会让秘书或门卫以不在办公室为由给他挡驾，尽管听一位早已out了的前辈些许不合时宜的唠叨也不是他的本心情愿。我很佩服这位时任。
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位副职（虽然是副职，也比我的职级高），言谈话语中对时任一把手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解释一把手的战略和战术那可是比一把手还细致。可是，不到两年后，换了一位一把手，而这位副职说起前任一把手，那可是几乎一无是处。我不知道他是忘记了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佩服”，还是他就是这样的变色龙。职场里，这样的人不少，不过，像这一位这样赤裸裸的，也不多。
11月23日晚上，与一位相识十八年的老友一起推杯换盏、畅叙多时。老友也是老哥哥，说，他在写一本自传，名字就叫《我的100位良师益友》，应该是50位良师、50位益友。并且告诉我，我在他的50益友中的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这位老哥哥在职场时，真的是给了我很多很多帮助，既有社会人方面的，也有精神和道义上的。不过，那时，我只是一句或两句“谢谢”，从来没有请他吃过饭、也没有给他送过礼，多数时候，都是他有类似的场合带上我、他有点我没有的东西我就顺手抄上点。只有在他退休并逐步淡出江湖后，我才定期约他吃饭、传统节日里给他送点他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约他出来坐一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吃什么喝什么无所谓”，关键是我能耐心地听他讲他这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讲讲他的外甥怎么样、讲讲时局、唠叨一下。他对我是这样，据我了解，他对其他好友也是如此，因此，他退休之后生活的一直很自在惬意，也不缺少老友们一起拉呱唠嗑。
过去，我还是一个金色家园活动的特邀编外，他们当中，最小的也是65岁了。定期活动。每次都能酿出一些诸如“菜好点不要紧，酒不能孬了”的至理名言，所以，每次都是要喝一瓶茅台的。他们当中，在任时有省级的、有厅级的、最差的也是正厅级的副厅长，坐到一起，依然还是要找一下厅级洗耳恭听省级的赶脚的。他们之所以能坐在一起，也都是因为过去千丝万缕。我这小字辈，也只有帮他们把酒分均匀、听他们神侃的份了。不过，这些老先生们非常认同我，是因为我与他们相识在他们在任时、他们卸任后我还是与以前一样、不紧也不慢、不远也不近地与他们相处。
怎么就成了恩将仇报？
不过，近年来的感恩却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恩将仇报、“感恩”之心泯灭的地步。
中国国家大、大事喜事多、人的记忆力有限，很多发生时都感觉是触目惊心的事件，几天之后又被其他大事喜事冲淡了——因此，不知道亲们现在是否还记得“彭宇案”？还记得“彭宇案”之后，网上流传着“助人有风险，帮忙要谨慎”的明哲保身的说法？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重庆某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对古道热肠的夫妻，30多年来通过捡垃圾、摆地摊等方式，陆续收养了49名弃婴，然而这些弃婴中却没有一个孩子回来看望过这对夫妻。
当年曾“感动中国”的丛飞，在生命垂危之际，却鲜有当年的受助者来看望他，更不用说帮助他。
某地某位老人摔倒路边，前去搀扶者反而被认为是“肇事者”，要面临被起诉或者是被赔偿的危险。
而后来的“佛山小悦悦”悲剧，可以说是这种恩将仇报事件正反两方面激烈对撞的结果：明明是去救人，对方不但不感恩，反而认为救人者就是肇事者，因此大家就逐渐变得冷漠，不再敢去帮助别人，或许那十多位见死不救的路人，就是怕自己变成另一个彭宇。
以及后来衍生出来的“碰瓷”，以及后来演进出来的“骗捐”、“骗乞”......我们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有人说，“你不撞我、怎么会救我？”是啊，非亲非故，哪有这等好心人？TA不相信社会上还有好心人。
有人说，“我也没有公费医疗、我也没有收入，我逮着一个就先‘劫富济贫’一下我自己”。也是，这个社会都不管我、我自己不想办法谁来救我？我人穷志短，你有啥办法？
也有人说，“30多年前，首先富起来的还不是靠走私、靠倒卖、靠贩卖假冒伪劣捞了第一桶金？”“谁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等我财富积累起来，我也不去骗、不去诈，我也会人模狗样讲道德”。
还有人说，我贫穷，是因为我受政策的害——下岗、待业、一夜之间分房变商品房......你们有车开、有房住，你们都是有钱人、你们都是我们穷人的敌人......只要能杀你们的富、济我们的贫就行。
......
我想，如果贫富不均特别是严重不均持续存在，贫富之间就永远都有解不开的疙瘩和矛盾，甚至是敌意。如此，怎能谈得上“感恩”？
我感恩，因为我...是我
不过，今天是ThanksgivingDay，还是想说一下我特别想感恩的人和事。
父母的养之恩、姥爷姥娘的育之恩，自然是最重要的。没有他们生养，就不会有我；没有他们哺育调教，就不能长大成人（《祖孙情》之六：姥娘与我（上），『缅怀姥娘』之十二：姥娘与我（中），缅怀姥娘●14/祖孙情●41：姥娘与我（下））。当然，应该感谢弟弟妹妹们，因为他们，我也就不是独生子女，也就没有那些独生子女的孤独、自恋、妒忌。也正是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离开家乡，还能在姥娘和母亲招呼一声后、十分八分钟就能来到他们身边，省去了我很多在外的牵挂和不便。有一年，母亲得了急性眼疾，要不是他们在身边及时送医院救治，母亲的眼睛恐怕就会失明；去年姥娘临终那一天，也是他们感觉姥娘的状况突然不对，及时送到医院抢救。
不同时期的老师们，对我人生的作用，永远在我身上有痕迹。小学的第一个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很严厉，但对于好学习、爱劳动的孩子一直都是关爱有加。我的学习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打下的。中学时期，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进入了教师的队伍，形形色色的老师们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五花八门的运动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趁着一个老师意外去世抹黑一拨与这位已故的老师关系密切的其他老师们，也有的老师千方百计、甚至以优先入团等为条件介绍女学生给其弟弟做女朋友......虽然这些事情与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间接地影响了我慢慢形成的批判性的世界观。
进入大学后，就更有意思了。1977级新生入学后的大学里，1975、1976级工农兵大学生尚在校。虽然开始拨乱反正，但左还是占主导。那一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我班上最大的33岁多、已经有儿子有女儿了，最小的不到17岁，入学第一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我自己连选举权都还没有呢，当时还有几位比我们入学稍晚一点的走读生。大人们玩的招数，我连见都没有见过。理工科大学，本来应该是1+1=2的，但各种表演、虚伪也都浮上了台面。有一段时间，我都很厌恶与其中一部分人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课。这也是我虽然是EE专业的，但却花了不少时间在其他弱电类专业里旁听了很多课。当然，后来也就阴差阳错地离开EE进入了IT的领域。现在看来，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感恩当时的人文和环境逼迫了我？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环境好了很多。一个SEI，一年只招收了十几名学生，几乎是每个人一个专业。多元化的环境，多元化的同学，多元化的专业，大家都忙着读书学习、选方向、做论文，斜撇子事几乎没有。特别是每个同学都是十八般武艺，有专业级别的小提琴手（那时还不知道应该吹捧他们为“小提琴家”），有聪明绝顶的大头同学（与我还是一个宿舍、十多年前就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自己只有默默努力争取不要掉队的份儿。
每一位老师，都很棒，都很学术，只有《辩证法》的老师很政治。导师和他的指导团队的几位教授，有理论有实践，学风严谨、功底扎实。那时候，一个导师，一年最多招收一名学生、甚至两年才招收一名。在导师和教授们手里，我就是一块任他们揉捏、塑造的软面团。三年里，一直都沉浸在学习之中。这才有了后来临毕业前一个周，突然发现我怎么被分配到某地计委去了。这三年打下的基础、养成的习惯、练成的思维方式，直到今天还依然在某些方面起着作用。那时候，不但导师对自己的研究生倾心助力，甚至连师母也时不时要替老师检查一下学生是不是在务正业。
研究生毕业后在择业期间也有几位领导出手相助，使我得以最后在SEIC落下脚。刚刚报到时，因为找不到办公室，SEIC的一位副主任就让在他的办公室里加了一张桌子。虽然，早晨要早一点来打扫卫生、打开水、擦走廊的地，但两个人一间办公室与五六个人一间办公室相比，还是很高的待遇的，特别是与中心领导一间办公室，现在想想，那时候的领导还是很亲民的啊。我后来在新单位有了单独的办公室之后，一直都给小同事们留下几把钥匙，早些时候，他们可以用我办公室的电话打打长途电话，后来就是方便他们趁我不在办公室时找个地方单独会会客、或者从我的书橱里找本书看，当然，也有趁机让他们帮我打扫一下卫生的心思。
后来，省发改委和省府办公厅的两位领导又在我新工作机会的过程中，给予了关键的支持。林主任官方正式推荐，赵秘书长在医院刚刚做完眼睛手术带着眼罩写了推荐信（那时候还没有如此方便的移动电话）。这两位领导都是因为在工作中了解我掌握点小技术、有点小能力，不甘心看到我想干点事又找不到出力的地方，而倾力相助。他们都是胶东人，与我非亲非故，我连他们的家门朝哪都不清楚。后来，一位领导升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另一位领导升任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每当我说起这一幕，他们都会会心地笑一笑，说“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1999年初，我与司机遇到了一次大的交通事故，受伤很重。那时候的120急救设施还没有那么好，被一辆从烟台-济南的长途客车送到医院后，同事和朋友们都等在那儿，协助配合医生进行救治。那天晚上，因为失血怕冷，一位朋友脱下自己新买的皮衣盖在我身上；需要去拍X光片，一位同事忍着腰疼抬着担架。当自己只能躺在那儿不能动弹，任由医生和同事朋友们处置也是一种幸福。
在ABC，遇到了一批能包容我的短项、又能助我施展长项的领导和同事。虽有些许挫折，但都很快峰回路转。他们的事，容我修订时再做补充（原委亲们懂的啦...）
愿感恩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
走在宽阔平整的马路上，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是纳税人，政府应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在工作中，我们鲜有人会对老板或公司感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出力了，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拿到薪水；在工作中，我们有时也会忘记感恩员工的劳动，因为觉得他们得到了不菲的报酬；在聚会中，我们对于主动结账买单的朋友似乎也并不感恩，因为这位买单的朋友或许收入丰厚是个大款，或许刚刚高升，因此“出血”是应该的……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政府确实有义务维护市容，但是那些在烈日下的环卫工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感恩？
●一个企业或单位里，总有一些工作出色的员工，也有一些工作能力平平的员工，那么作为一个员工，你的上司没有因为你能力平平而开除你，你是不是应该感恩？
●作为一名上司，是整个团队里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才实现了你的上司给你的任务目标，那么你是不是也应该感谢这些员工？
●至于你的朋友请你吃饭，你是否应该对他感恩，因为愿意花钱与你共进晚餐……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遇到三位「大咖」和两件大事，从中受益匪浅。
第一位「大咖」（前几年进了班房，现在不知道自由了没有），如果以我现在的阅历来评价TA的话，TA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只有阴谋没有阳谋的人。现代社会的黑暗在他身上可谓一览无余。但是，如果没有TA，我很可能会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环境里浪费一生。
第二位「大咖」，如果以我现在的阅历来评价TA的话，TA是一位地地道道的cronyism，用TA的话说，youarewithusindifferentway（我不知道他说的us到底是个多大的群体）。虽然我当时很气愤，但始终没有把“您说说您们走的是什么路啊”问出口。当然，正因为志不同道不合，我在接近两年时间了有了一段充电和思考的美好时光。
第三位「大咖」，是TA让我真正懂得了“sayonething,thengoanddoanother”的意思。
第一件大事，是1989年夏天的事件。如果没有后来长达一年多的护照难办，也许我那一年就会到异域他乡去打工了，混得不好的话，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哪个中餐馆里洗盘子为生呢，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第二件大事，就是1999年初险些命归黄泉的交通事故。从那一天起，我是用第一次生命的时间在享受第二次生命的愉悦。SO，每天，都人生美好。
感恩，要做、也要说
国人并不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一点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异，很多欧美人如果感激你，会直接说出来，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在中国这种方式似乎行不通，比如说，我现在跑到大街上，拉住一个环卫工的手，说我感谢你，感激你，对你的工作很感恩，可能十有八九人家会觉得不舒服，不适应。
但是，不直接表达，并不代表不能间接或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比如：你表达对环卫工的感激之情，那你就不要随便乱扔垃圾，或者是看到有人乱扔垃圾，你顺手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你感谢父母，未必要说出来，完全可以常回家看看、给他们买点必备用品、用对待自己孩子的那份用心对待父母；你感恩朋友同事，不必说出来，在他困难的时候你安慰几句，或者帮他一下，都可以。
感恩，要做、也要说。
原创： 宋老 宋老随笔
发布时间：2023-07-03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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