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得急的时光

时光染指，刹那芳华。在岁月的渡口莽莽撞撞地告别了金色的童年，再结队撑篙划过青春那拨绿水芳洲，人到中年，不知怎的，竟开始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总会在不经意间与往事重逢。一本书，一首歌，亦或是一句话，轻易地便能让我眼波潋滟，不能自持地落下泪来。暗夜，一个人记忆为炉烘焙那逝去的点滴过往，流光飞舞后蓦然发现，人生中那些走得急的时光大都沉淀在最深的记忆里。

美浪豆的故事

我们姐妹六个，打小时，妈就说在我们姐妹六人里就数我爱美。十四五岁时便喜欢盘膝坐在炕上，对着窗台上的那面小圆镜子照来照去的。尽管那时姐姐多，可她们从来不在脸上做文章，毕竟乡下不及城里，物质条件还很匮乏，一瓶友谊雪花膏就已经能够满足她们对美的追求，可我偏是不满足。一盒火柴，一根根地划燃，当然不是为了看火柴头燃烧时瞬间的灿烂，而是用燃过的火柴梗描眉。描得颇用心，一丝不苟的样子。然后再将红纸衔在唇间，上下唇用力一夹，唇便生动起来。这个小美浪豆!妈用手指杵着我的脑袋笑骂道。美浪豆!对，我就是颗小小的美浪豆。

那年月除了过年时妈会给我们做新衣服，平日里一件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作为姐妹中的老幺，捡姐姐们的衣服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那时比较瘦，姐姐们传下来的衣服穿在身上，我总觉得不妥。对着墙上那面印着社会主义好的长条镜子，照来照去的结果是，一不做二不休地脱下衣服自己在缝纫机上改。收了腰的衣服再上身在镜子里一照便好看了许多，当然了，裤子也是要改的，踩着缝纫机做这些事情时是要避开妈的，否则一准挨她的骂。当然了也不是每次都能改成功，有好几次因为没调好缝纫机上的针脚，针线扎得过密，偏又有些针脚跑得不直，拆来拆去的便将一条裤子拆出了口子，这时便要将罪证悄悄地收了起来，若是妈发现了，就会被什么败家子啦，小穷鬼啊，这些妈张口便来的称谓压得抬不起头来。

等到九十年代后，条件便要好多了。姐姐们相继出嫁了，我也不用再捡她们的衣服了，即便捡也都是没洗几水，样式也很称我心的，捡这样的衣服倒颇是欢天喜地的。如果自己做主买，我对服装的选择便要挑剔了许多。我十八岁开始教学，虽然每个月只开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但买衣服还是有了些条件的。乌兰浩特那时还没有几家像样的商场，商场也多为平房，常常是揣着钱逛了一天，却找不到让自己一见钟情的衣服。那年月流行什么服装满街筒子都是，我因此而常常心有不甘。天蓝色的背带裤，到脚踝处的黑色长裙，白色的西服套装......别人看我穿了说好看的大都是我选了布料后到服装店缝制的。因而，一天,班上的一个小孩子对我说，老师，我妈说你跟时装模特似的。那孩子还小，单纯得不知其母的言外之意，当了好事似的对我讲。但我晓得他妈妈言外之意是，我爱得瑟呗。一个朋友就曾对我如是说，你吧，得知道，不是啥人都能接受爱美这件事，单位里岁数大的人越多咱们就越应该表现得朴素，不管咋说还是随大流的人招人待见。妈也常在我耳边念叨，衣服一定要穿一个星期才能换，别三天两头地换衣服，遭人家白眼。听她们说这番至理名言时，我故意将头点成捣蒜似的，但心里却早将头摇成了拨浪鼓。爱美也有罪?天晓得。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穿上大红的牛仔裤，配上黑色的紧身半袖T恤，吊着马尾穿行在校园里，我走得不卑不亢。我喜欢和自己以外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相亲相爱，我也只向美好的事物躬身和俯首，至于人言，我选择一笑了之后的安之若素。

开天窗事件

提起开天窗事件，脑海中自会浮现出一幅画，院落不是很大，一条南北走向的青砖甬道，两旁垂柳婀娜。走进来，整座校园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院中最美好的季节便是春季，教室和宿舍的窗下，一株株丁香花摇曳生姿，清香弥散。开天窗事件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落有致的地方，这样一个曼妙的时节不可违地发生了。

在乌兰浩特市教师进修学校脱产学习，是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后，那年我十九岁。不能不承认那时的自己很任性。入学后的转年春天，学校举行征文比赛，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的王延槐老师作为主办者之一建议我参加比赛，但比赛结果公示后，我只得了一个三等奖。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我那时固执地以为自己可是班级里公认的才女啊，满腹委屈的我一门心思地以为评委们评奖不公。负气之下，我扬手扯掉了贴在校园宣传栏里我的那篇稿子。和班主任请假后头也不回地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了。

几天后，回到学校我才知道，继我之后，除了获得一等奖的学员没拿掉自己的稿子，其他学员都纷纷效仿毫不客气地扯掉了自己的稿子。可以想见，站在满院子翻飞的碎纸片中，主办这次活动的几位老师是怎样的一脸萧瑟和阴晦。听说当日，王老师在教室里大发雷霆，义愤填膺地大骂我们这种开天窗的做法同室的姐妹劝我去向王老师道个歉，把奖品领回来。我摇摇头。后来，王老师来班级上课时把那本获奖日记放在了我的课桌上，他面无表情，不露牙齿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次评奖不只是我一个人，每个评委老师的欣赏角度不同，有人喜欢散文，有人欣赏诗歌，我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决定别人的意见。然后转身便走，我愣愣地坐在那。王老师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因为我喜欢朗诵，又爱读书和爬格子，对语文又有那么点与生俱来的小聪明，所以他原本是颇有些偏爱我的，可就因为这次开天窗事件，他从此没再正眼看过我，而且，他后来在课堂上开诚布公地坦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们谁都别让我看不上你，一旦我看不上你了，你在我这里永世不得翻身。我埋头坐在那里，嘴里咬着圆珠笔的笔杆，后背发凉，当然，班级里全体人都知道他此话的指向。王老师也真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而我偏偏又是个骨子里天生藏着叛逆的那么一个人，后来的日子，我们没有再沟通和交流过，直到我离开那所学校。

一晃就过去二十几年，前段时间一个同事向我提起王老师。巧得很，他母亲生病住院竟然和王老师同室。于是很自然地便聊到了我。同事旋即要拨我的电话，王老师叹了口气，摆手道，别打了，不打扰她了，知道她现在很好就够了，往事回忆回忆也就罢了。听同事讲完，我竟陡然酸了鼻子。那个黄昏，我把开天窗事件讲给那个同事听，他说，原来你们之间还有这样的渊源啊，难怪他那么清楚地记得你，他说你很聪明，语文学得很好......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或者在以后的光阴里能再逢着王老师，我会向他深施一礼，为自己当年的任性和鲁莽向他真诚地道一句,老师，对不起!

《寡妇村》风波

八十年代末，有一部电影差点没被列为禁片，那就是《寡妇村》。那是我去教师进修学校的第二年。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一向谨小慎微的班长思忖再三，终于痛下决心组织我们和另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去看《寡妇村》这部电影。当我们两个班级的同学整装待发时，学校教务处陈主任找班长谈话，其谈话的主旨是取消这次行动。校领导认为这部电影缺乏正面教育意义，不适合集体观看。当班长向我们传达了主任的意见后，教室里立刻沸腾了，人家能放映，咱们就能看。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请问咱这里面有少儿吗?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谁规定的我们不能看《寡妇村》，不让看也去看。电影开始放映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年近五十的陈主任居然追到了电影院，在黑暗中，他握着手电筒一排一排地照着找，楞是把我们全体押回了学校。在操场上批评教育后责令我们全体写检查，而且检查一定要深刻。虽然大家满心的不服气和愤懑，但还是乖乖地上交了检查。我也写了，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页所谓的检查。

第二天，陈主任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理由是，别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且向校方坦承了错误，态度极其诚恳，唯有我顽固不化，还言辞灼灼地给学校提起了建议。陈主任开始时是板着一张脸的，他坐在窗子下的椅子上，阳光洒在他那贵人不顶众发的头上，头顶显得更亮了。我心里暗自发笑，想象着他长满头发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是真心要批评我的，因为他冷着的那张脸最终没板住，说着说着便笑了。正因为我的犯二做法竟然歪打正着地在众多检讨大军中脱颖而出，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主任真正认识了我。这些人，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也就嘴上在认错，哪个心里也没服气。他抖落着手里的那摞检查撇着嘴慢条斯理地道。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办公室吗?我摇摇头。你还别说，我倒是挺欣赏你的个性，很坦率，文笔也不错，挺适合写杂文。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后来，当时在盟内杂文领域里也算得上是领军人物的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杂文，也让我的名字第一次在《兴安日报》上变成了铅字。

记忆如割茬的麦地，一茬一茬，新的在不断地代替旧的，风过，好像没留下什么，但在某个时候那些旧茬遇雨就会无预兆地疯长开来。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读罢，骤然成殇。青春若真的是本书，还可删可增，可它终究不是，去了就是去了，错对与否都无法弥补和更正。人生数十载光阴，于天地万物之中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算了，算了，还是保管好内心里渐少的天真，放弃眼泪，活好当下吧，珍惜!

发布时间：2022-11-05 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