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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贺虎林
一
壬辰龙年盛夏，南方北方同时连日暴雨，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粤闽浙，洪灾险情不断，到处一片泽国。不少公路铁路中断，许多城镇成了孤岛，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差点被淹没，美丽的厦门大学漂在了汪洋中。我所在的山西也是阴雨涟涟，每天不是大雨，就是小雨。坐在家中，听着窗外噼噼啪啪的雨声，看着电视上揪心的洪灾画面，胸中不免涡浪漩漩。
就是那些日子的一天夜里，我抱着一本书读到很晚，不知什么时候眼睛眯搭上了。恍惚中，忽然看见老家的沟沟壑壑，倏尔洪波荡荡，浑浊的泥水水漫金山般急遽上涨，眨眼就淹到了坐落于山头上的我们的村庄。第一个进水的，竟是二弟的窑洞，洪水瞬间漫过了炕头，接着，窑顶上塌下磨盘大一块土疙瘩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二弟身上。吓得我大喊一声“救人”，一觉惊醒，却是一梦。我擦着头上的冷汗，好半天回不过劲来，心中升起一团疑云。思谋再三，还是给远在几百里外的侄儿打了个电话，要他务必回村去看看。
说实话长这么大，我是不太相信鬼神梦巫之类的。倒不是标榜自己有多么唯物主义。小时候寄居在外婆家时候，每每做了梦，说给外婆，外婆总是说，“小孩的梦，狗肚里的粪。”当然他们大人也做梦，外公外婆有时候早晨醒来，也会叨叨昨晚做了个啥啥梦，好啦歹啦。偶尔，外婆还会叫外公从箱子底翻出个巴掌大的书来查看查看。记得那本小书，硬封面，折叠式，上面印着“玉匣记”三个字，扉页上几行小楷，繁体的，像五言排律，道是：“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化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海得笔聪。黄粱巫峡事，非此莫能穷。”里面的内容，则是七字一句的顺口溜，还不押韵，多以吉贵利凶结尾。字也不是很难认，读起来蛮好玩的，什么“乘龙上天主大贵，天光照身疾病除”；什么“上天求妻儿女贵，天上取物位王候”，等等。我们孩提不懂其中的玄奥，外公外婆看过后，也只是絮叨几句，偶尔会顺下眼，仿佛头顶飘过来块乌云，一两天后，也就散了。总之，没听说他们谁的梦，曾预兆见那个大家庭的什么吉祥抑或灾难。当然，外公血缘所系的我们这一大串家庭，姑表姨表好几十口人丁，这些年来好梦坏梦也是有的，吉凶祸福也是有的，和社会上所有的家庭一样，谁家没有个生老病死三灾两难？谁家没有个生儿育女婚庆嫁娶，及至升官发财好事齐天？
隔一天，侄儿的电话回了过来，说他回村看了，他爸的坟完好无损，既没塌陷，也没进水。我才放下心来。然而，思念胞弟的伤绪，却在雾淡了若干年后，突然又包围了我。
二
二弟是1989年殁的，距今已二十四个年头。那年也是龙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他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他的死是我们全家人都没想到的，全村及他们单位的人，也对他的死感到很惊愕。他身体那么强壮，怎么竟会病故呢？
二弟的身体打小就很结实，记得母亲常说，老二抢了老大的奶水，老大小时候总病病殃殃，老二却壮实如虎，本来老大是虎。母亲说的本来我是虎，是指我的属相，我比二弟大两岁，不过我俩的实际年龄，只差十八个月，在我出生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母亲就怀上了他。而在他的身后，隔了四年才生下三弟，他便足足吃了三年的奶水，在娘肚里也待够了十个月。所以，他生下来胖脸蛋就有我的一个半大，身体四肢跟冬瓜莲藕拼接成似的。他还生性恋吃，母亲常说他嘴糙，什么东西都能咽得下。不像我，嘴鵮，吃东西挑三拣四的。因而他的身子骨总是比我结实耐扛，即使在1960年代那些饥馑的岁月，他的身体也没有过分衰弱过。可就是这么一个体魄健壮的汉子，偏偏就被病魔夺去了性命。
医生说，他的病，与抽烟有关。
这或许是。
我们家父子几个，就他一人抽烟，而且抽得很早，大约在十二三岁就学会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和他都被学校红卫兵勒令开除了，当时我们是不能见容的“黑五类”子弟，父亲是富农家庭出身兼“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那个年代，给谁戴个政治帽子很容易，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叫你桁杨加身。
我和二弟失学后，便开始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进了父亲所在的钢厂打矿石，二弟到附近农村一个砖瓦场当了和泥工。和泥是件异常繁重的劳动，他每天至少要把二十平车黄土，先过了筛，用水洇好，再用铁锹调匀堆成一坨，然后用脚踩。踩泥看起来像走路，其实比走路要费力得多，那是在齐膝的泥泞中跋涉。他要把那么大一滩泥均匀地踩过三遍，然后用一把三寸宽二尺长的泥铲，切枣糕一般一铲一铲切下来，再用力啪啪甩成新的一坨。如此反复三遍后，拓砖坯瓦的泥才算是劲道可用了。但二弟已累到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地步，拖着只穿了一条裤头的身体，像只泥猴晃晃悠悠瘫倒在地上，蜷缩作一团幽幽喘气。这时候师傅才发话说，“歇歇吧，抽袋烟解解乏，”说着递给他一管旱烟袋。
二弟就是从这里学会了抽烟。抽烟对他，是一种奖赏。
二弟从小干活就不惜力气。记得小时候，工厂家属院还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是到附近五龙村去打井水，我和二弟每天抬着个铁水桶去那里汲水。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岁。我个子比他高，水桶搁在扁担上，硬硬的铁桶梁就顺着扁担，一点点从高处往低处溜。有时候我还故意使坏踮起脚，或者耸起肩膀，于是那四五十斤的重量，几乎就全压到了他的身上。但是他咬着牙挺着，多少次压得他都哭了，他也不反抗，我还讥讽他稀汤尿水不像个男子汉。挑烧土干其他活也是这样。到家后我自然免不了挨父母训斥，有时候妈妈还操起笤帚要打我，我拔腿就跑，他就满足得笑了，蹦着高问我：“谁不是男子汉？”
十三岁的二弟成了砖瓦场的好劳力，几个师傅渐渐喜欢上了他。慢慢的就让他当徒弟，学着做拓砖坯瓦的技术活，有时候晚上还留下他一起看砖窑，无意间说些掌握火候的小秘诀。当然白天他该干啥还得干啥。砖瓦场是村里自办的，烧的砖瓦主要为村集体自己用。里面的小工都是村里的壮劳力，但是偷奸耍滑都不肯卖力气，反正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只有二弟是外来的，还是个小“黑五类”分子，给你份报酬已经不错了。
二弟每天的报酬是一毛钱，当时能买两根冰棍，或者一盒金鱼牌香烟。头个月领到第一份工钱后，他兴冲冲跑到厂里的小卖部，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冰棍，给妈妈买了只发卡，给爸爸买了盒金鱼牌香烟。他幸福地往家里奔，快要到家的时候，被一个戴红袖章的工人拦住了，问他哪来的钱。二弟说他挣的。造反派工人说你个小屁孩去哪能挣下钱？一定是偷的，要不就是偷厂里的铁卖的钱。弟弟抗辩说就是我挣的，我和泥拓砖挣下的。可是没等他说完，手中的东西已被劈头抢了去。弟弟用了蛮力死命朝回夺，脸上又重重挨了一耳光，打得他趔趔趄趄摔倒在地上。
以前我们兄弟俩，可是很受工人们喜欢的。我们家从太原调来的时候，爸爸任工程师，工人们见了我们，总喜欢卡着胳肢窝把我们举过头顶，要么抛上抛下，要么甩开转圈，逗着要我们管他们叫叔叔。现在打了个颠倒，我们突然都变成了“小反革命”，无论大人小孩，都敢指着鼻子这么骂我们，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更重的凌辱和欺打。我们在山一样的高压和茅坑板一样的践踏下，战战兢兢度过了那段卑微的岁月。然后于1969年的腊冬，跟着被戴上“两反”帽子的父亲，押解回吕梁老家来。
记得在发配途中，我们兄妹们还憨憨地高兴过一阵儿，以为终于跳出火坑了。以为回到故乡，一切倒悬困厄就都解除了。故乡，多么亲切又富有诗意的两个字，以致大家一度还产生出许多憧憬和遐想。然而，当我们背着行囊踏进那个叫新舍窠的村子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把我们兄妹们几乎吓傻了。
山路是那么的险峻，险峻得山羊行走也会打颤；土地是那么的破碎，破碎得像一块块尿布挂在山坡上；窑洞是那么的原始，原始得犹如半坡遗址；被褥衣衫是那么的破烂，破烂得不亚于乞丐的百衲衣裳。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焦渴的生活，过去只有在历史电影里才看到过，如今，我们却走进了影片中。
爸爸十岁左右就离开了故乡，知天命之年又被赶了回来，除了带回来几口人，他几乎一无所有。而且对于农耕，也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兄弟几个，也是一窍不通。尤其是面对这么恶劣的自然生产条件，我们父子几乎无所适从。每天天刚麻麻亮，生产队长就吆喝出工了：担上笸箩拿上锄鐝铁锹，出门捎担粪，收工捎秸茬。这叫“路不空走，肩不空歇”，因为耕地离村庄太远了。干活那叫个累啊，百十斤的粪担上，还要挂上三大件农具，走起路来叮当晃荡。脚下是六七十度的羊肠小道，很多地段，不是壁立千仞，就是悬崖百丈。我和父亲都不敢走，只得蹲在地上拽着粪笸箩挪。队长就用很污秽的语言辱骂，也不顾及上几代跟我们还是同一个祖宗。二弟开始也不敢走，但是没用多久，他竟奇迹般跟打小山里长大的一样行走自如了。而我却战战兢兢还像走钢丝。二弟就走到一块能歇脚的地方，丢下担子回来接我。队长便开始叫骂，你妈的笨蛋！狗日的奸猾鬼！我羞愧难当，又不敢反抗，更恨自己不争气，还不如从小被我讥诮不像个男子汉的二弟。可是没办法，我真的腿软得直发抖。二弟因为兼顾我和父亲，不免耽搁自己的活，因此也遭到辱骂。月底按大寨评分法评工分时候，我们父子三人，政治表现铁定要扣掉二分，劳动表现再扣掉二分，生产技术再扣掉二分，我和父亲“偷奸滑懒”，还得扣掉一到二分，这样评下来，我们父子仨出勤一天实际得到的工分，加在一起还不及其他一个普通劳力的。开始我们认了，可是两年后，我和二弟都出落成壮劳力了，干的活也比别人既多且重，我还是要被三克两扣。二弟少扣或者不扣了，其中除了他舍身泼命地干活，还因为他为集体和贫下中农们，额外无偿地做了奉献。
三
起因是生产队集体要盖新窑洞。那年上面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面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予以响应。我们村要建新农村是没有能力的，集体每年的工分款，最多时也就五分钱，多数人家，连当年的口粮款都挣不够，哪还有钱盖新窑？大队党支部就决定，盖一座集体办公的新窑洞，好歹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搭个门脸儿。可是集体也没钱，村干部就想了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全村的劳力尽义务。当时的农村什么都缺，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但是拓砖烧砖没有人会。于是，二弟脱颖而出了。
二弟成了拓砖烧砖的大把式，带领着全村的劳力，取土，和泥，脱坯，烧窑。村支书说，真看不出这小“黑五类”，还有这么两把刷子。然后问，会不会楦窑？二弟说，差不多吧。我赶紧制止他，说，你哪里会？村支书也歪着眼说，这可是盖社会主义大厦呢，要是盖塌了，送你坐牢监！
那天晚上二弟趴在炕桌上，写写画画向父亲讨教，窑墙要多厚，楦顶半径要几尺……。我心里想，这小子葫芦里有数啊。爸爸是工程师，设计过多少车间高炉，土建，基建，什么不懂？但是毕竟，设计和动手是两码事，你俩谁也没做过泥瓦工呀。要是弄砸了，就有可能蹲监狱。那个年代，监狱里真正的刑事犯并不多，多的就是这种准“政治犯”，破坏分子，反攻倒算分子，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
不过几个月后，五孔新窑洞还真的盖起来了，青砖白灰，双“喜”格的女儿墙，新崭崭的矗立在了村口。可是就在往新窑洞上挂党支部、革委会招牌的当天，父亲又被五花大绑，押在窑顶上挨了场批斗，罪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黑爪牙”。公社武装部长和村支书带头喊口号，底下村民没有人响应，只有一群小孩跟着起哄。村民们悄悄议论说，日你个祖宗，人家父子帮咱盖起了新窑，咱捆上人家当批斗台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林彪反不反革命，关他家父子狗屁事？能他娘的扯到一起吗？批斗完之后，父亲被公社造反派一脚踹倒在窑顶上，二弟把父亲背回家后哭着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不修这狗日的灵堂！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二弟，面对这个世界发出的一声硬邦邦抗争。
二弟盖窑盖得伤了心，不过也因此出了名。打那以后，家家都请他去翻灶垒炕泥窑墙，不过都是白干，有些很穷的人家，他甚至连顿饭也吃不上，掺蓖麻叶的旱烟倒是管够。我觉得他太窝囊太没出息，打小就没出息，长这么大还是没出息，凭什么要低三下四讨好他们？可他就爱做这些没出息的事。慢慢地，还出面给人家婚丧嫁娶牵头凑份子，尤其是那些难说话不好惹的人家，别人都不愿出面，人家来找他，他就去张罗，为此还惹过几回闲气。好在人情倒是挣下一点，再评工分，贫下中农们便都说他是好劳力，应该挣十分。
二弟无师自通成了村里的能人手艺人，大姑娘小媳妇便都非常待见他，就有人抢着给他说媳妇。中国的女性找对象，历来是一张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风向标。公社化时期有那么好些年，农村女娃找对象位列前三的，一是吃公家饭的，二是当兵吃皇粮的，三是有点手艺的。那时候广大农村吃公家饭的凤毛麟角，即便有一个半个，眼睛也是瞄着“吃细粮”的城里人。当兵的村里不免有一个两个，不过在外头吃了两年白面大米后，眼睛就有点高起来了，只有十里一枝花，或者支书主任的千金娃，才能攀得上。所以大多数女娃，就把眼光瞄在了有点手艺的小伙子身上。可是我们老家自古手艺人就少，十里八村，有一两个铁匠木匠泥瓦匠，就稀罕得不得了。也因此一旦有了门手艺，方圆几十里都有了名气，哪哪哪村，谁谁谁家，啥啥啥匠，然后啧啧竖起大拇指，不啻于羡慕当今的“高富帅”。我们被压回村那年，村里就只有一个木匠，是我的二爷爷，他是在劳改农场里，学了个二把刀。解放前他在平遥开着个商号，土改时被定成经营地主，“一化三改造”时候被丢进了监狱里。村里人说，人家那门头人的脑瓜灵，靠啥也能比别人家活得瓷实。大家就羡慕二爷这个“劳改犯”，常常能吃上粉豆腐菜炸油糕，这在当年可是叫人馋羡得要死的好汤水。村里好些人家，都巴结二爷想叫娃给他当徒弟，可二爷一个都不收，跟其他匠人一样，二爷的手艺只传自家娃。
如今有人主动上门来说亲，二弟却说他不要，他要等他哥哥先娶了他再娶。我说我不娶，你该娶娶。二弟说你不娶我也不娶。我说我这辈子都不娶。二弟说，你一辈子不娶我也不娶。于是爸妈就忙着给我说媳妇。我说你们想把我一辈子拴死在黄土圪梁上吗？爸妈说，死了心吧孩子，能活下去就算不错了。二弟也说，农村就农村吧，受苦人一茬呢，又不是光咱，有啥丢人的？再有人给他提亲，他就说，愿意了嫁给我哥吧，我哥比我有文化。人家说，有文化顶毬啥用？学校都天天学工学农呢，学出来也是个敬神的灯瓜瓜——摆设罢了。我听到后，再看书都要躲着人。
不过我却不死心，总觉得我应该学有所成，总觉得天会降大任与我。不夸口地说，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业差不多门门都是优秀，每次升学没觉得多吃力就考上了。这或许骄纵了我，滋养了我的野心，就梦想着将来要做诗人、作家、科学家，觉得诗人作家科学家才是最崇高的人。我也设想过当不了作家就当一名记者，一支笔走遍大江南北，记录下人间春色山河变化。再不然就考地质大学，将来做一名地质工作者，骑马挎包走天涯，著述一本现代《徐霞客游记》。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最有用的人，何以学了十几年，最后出落到这般田地？整天像戴着镣铐的苦役犯！可是憨憨的二弟，就知道有身好力气，就只会逆来顺受，受苦，受罪，受驱使。二弟说，哥，我也不想受罪呀，我也不想受人摆布呀，可有啥法子？咱妈把咱生到这个家了，咱爸这辈子罪过赎不完了，有人肯嫁给咱，咱能吃饱穿暖，也就不错了。你能提溜着头发，跳出这个地球？我瞪大眼睛瞅着他，莫名其妙他脑子里，怎么装着这么一堆猪下水？
但是二弟却不以为然，每天依旧很勤快地起床，扛上农具担起笸箩，按照生产队长的分派，很乐意地做这干那。干活的时候和那些媳妇后生们，哥呀姐呀嘻嘻哈哈地开怀说笑，晚上收工后，或者下雨天，被人家叫去泥窑盘炕当义工。回来的时候，耳朵上夹根劣质纸烟。到了冬天农活少了，泥水活也不能做了，就每天早早地担了笸箩，去十几里外的一个国营煤矿扫场场。
扫场场就是把煤场上洒下的煤末，一点一点扫起来担回家，烧火做饭用。那个年月我们那一带，很多山里人家穷得连烧火做饭用的煤都买不起，薪炭林也很少，农村大部分时间，都是烧秸秆茬子做饭取暖。学大寨时期，集体连秸秆都不分了，全部用来沤了肥，农户的薪柴就更少了。于是，到很远的煤矿上去扫场场，就成了冬日农家的一件主要营生。大人，小孩，每人两只笸箩一把笤帚一个小簸箕，天不亮就出发步行十几里，乘煤矿工人还没上班，偷偷摸摸将煤堆周边装车洒下的煤末扫拢来，连土带石头装进笸箩里。有胆大一点的，躲过看场人从煤堆上偷一两簸箕。看场的发现了，铁锹就抡过来，不是抢走笸箩，就是拽走扁担，苦苦求饶后讨回了工具，却只能空着笸箩无功而返。大家这样地讨生活，做人的尊严早没有了，不是乞丐也不亚于乞丐。好在那一张张脸，被厚厚的黑煤末苫住了，但是那两只眼珠子，却掩不住内心的无奈与哀戚。
我们父子三人都去扫过场场，不过很快我和爸爸就不去了，不是我们不愿去，是二弟不叫我们去了。二弟说，你俩都别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爸在咱老家，过去名气多大，头名秀才，唯一考上太原成成中学的，还当过官。我哥脸皮薄，又是高中生，再去，真的没人嫁给他了。
二弟就这么忍辱负重受着苦，受着罪。到我娶了媳妇，他也娶了媳妇，还是这么受苦受罪。到我考上大学，三弟接班当了工人，他依然是这么受苦受罪。直到1983年他才招工离开，结束了那段苦难生涯。
四
爸爸是1977年重回工厂的。从那一年起，我们家喜讯连连，先是父亲平反了，接着是我考上大学，再后来大妹妹也荣登秋榜。但是爸爸却高兴不起来。他逃出去了，我逃出去了，大妹妹也逃出去了，可是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丢在大山里。于是他天天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请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得到的答复却一个比一个冰冷。无奈之下，他只好要求退休，好让儿子去接班。可是叫谁去接班，他却犯了难，便来找我商量。我听出他的意思来，他倾向于二弟。
爸爸从小就偏爱老二。在我们兄弟三人中，老二最乖巧最柔善，憨憨的样子，憨憨的性格，既不像老三的倔强，也不像我的拗黠，因而深得父母疼爱。记得小时候受到父母责罚时，我就是罚了跪也不服，要不就拍屁股跑掉了。他可不。妈妈的笤帚还没举起来，他就哭着求饶了，“妈妈我再也不敢了。”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错”都是我唆使的结果，比如偷吃墙上吊着的干馍片。那馍片是物质匮乏年代，母亲忍痛给爸爸准备的干粮，爸爸是家里的台柱子，妈妈不得不削卒保帅。每次“偷”的时候，都是我把他扶上桌子，让他“偷”了俩人分。每人两片，或者我三片他两片，他认为都是合理的，因为我比他大我是哥。妈妈回来发现了小脚印，刚一讯问他就招供了，一副很不争气的样子。我就背后教训威吓他，再偷了不给他吃了。于是再被发现时，妈妈举着笤帚要他老实说，他噘着嘴，黑眼珠搅动着大眼窝里汪汪的泪水，委屈的眼神在妈妈和我之间飘来飘去。我装作看不见，有时还偷着乐他的憨样子。妈妈的笤帚落到屁股上，他哇地哭了，但还是咬着牙不肯吐真情。母亲当然是早猜到了，只是二弟不供出我，她也不好“枉加”责罚。一会儿烟消云散了，他又跟在我屁股后颠跶颠跶跑，边跑还边邀功似地说，“哥哥我没把你说出来，哥哥我没把你说出来。”不过他也因此得到不少“好处”，我会带他去参加“抓鬼子”游戏，领他去逮蚂蚱扣蛐蛐；或者“斗鸡”的时候，礼让他三步。另外，他去工地送饭的时候，爸爸会把里头仅有的肉片，都喂给他。
我没支持父亲的意见，我主张让老三接班。我说老二已经成家都有孩子了，户口又转不出去，一家人南北两地生活，困难会很多。老三还没成家，如果继续留在农村，将来也只能找个农村户口。我们兄弟仨，都拖累上一群农村人口，还得种责任田，还得在外面工作，长期两地分居，这样的日子，比种地好不了多少。如果叫老三接班，至少可减少一个拖累。爸爸还是犹豫不决。我说你回去跟老二商量吧，相信他会赞同我。果不其然，爸爸把我俩的意见说给二弟，二弟当即就表态让三弟去吧，他自己慢慢朝出熬。年迈的父亲登时苦泪潸然，搂住儿子连声说，“爸爸对不住你。”
从此二弟一个人，继续留在老家耕种全家的责任田，犁耧锄耙，春种秋收。我放了假回去，也和他一起劳作。歇息的时候，兄弟俩坐在山头上，回忆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喟叹世事的沧桑变化。二弟眯缝起眼瞅着远山，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抽了几烟锅后，捏起汗衫襟揩揩烟嘴，把烟管朝我递过来，未等我接住他又缩了回去，笑着说：“忘了哥哥不抽烟。”我伸手抓过他的烟管，边说“我抽”边将烟嘴衔进嘴里，大口大口品尝起那辛涩的滋味。
两年后，父亲所在的工厂扩建招工，爸爸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指标，二弟却说，叫小妹去吧，我反正就这样了。这一次，爸爸死活没同意。
五
二弟到晋城当了轧钢工人，我大学毕业分配回了吕梁地委党校。现在我和二弟掉了个个儿，每到周日，我都得脱下楚楚衣冠换上破旧的劳动服，回村去耕种两家的责任田。二弟心疼我，轮休日就和别人换工上班，然后集中攒下一个月假期回来帮我。我俩的这种生存方式，是当时中国城乡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城乡制度、户籍制度的惨淡产物，它就像一边胶皮轱辘一边木轱辘的一架马车，别别扭扭死扒活挣地朝前爬行着，有谁能知道那拉车的生灵，经受着怎样无法言说的艰难痛苦？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一位晋城籍在离石工作的工人，想回晋城老家去，于是双方发生了联系。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才终于办成对调手续。那个晋城人，年龄比二弟大十好几岁，当兵复原安置到了离石，过了半辈子有妻没女人的日子，这回总算锅底锅盖团聚了。
二弟调回到离石县煤运公司，很快就混得上下圆熟，又赶上第一轮企业承包改革，不少人就积极推选他当副经理，可就在这时候，他却得病了，先是感冒，然后一直咳嗽。起初谁也没在意，以为一个普通的病而已。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的咳嗽却有增无减，坐起来好一点，一躺下就咳个不止，咳得他整夜不能入睡，只有坐着还能打个盹。到地区医院检查，说是肺炎，建议住院。治疗了一个月，一点不见效，呼吸科便建议转到传染科，说是肺结核。传染科经过几个疗程，也是丝毫不见好转，又叫转回到呼吸科。那时候我已经从地委党校调到地委办公室。一位医生婉曲地跟我说，要么去省医院看看吧？她怀疑是……，说着在纸上写下两个小小的英文字母。我看了一下紧张起来，第二天便带他赶往山西省肿瘤医院，一到就做检查，没等X光片出来，医生就下了结论。我一听顿时吓傻了，怎么可能？怎么竟会是二弟？
那个年月人们对癌症视如洪水猛兽，一说是癌症，等于宣判了死刑。背过二弟，我的泪水哗哗朝出淌，一再请医生确认是不是真的？医生安慰我，说过几天再做个内窥镜检查，取个活检更保险。我不明白他说的更保险是指“是”还是“不是”，我强烈的愿望当然希冀最后的结论是否定的。然而三天后，内窥室主任从检查室出来黯然对我说，“弥散性肺癌。”我一听几乎崩溃了。扶着二弟往招待所走的时候，不是我扶着他，而是他扶着我，他还问我，“哥你是不是病了？”
他们公司的经理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回去吧不用看了，该吃啥好的吃啥好的吧。当时我真想扇他个嘴巴子。怎么会有这么没人性的领导？我弟弟这么年轻这么善良，在单位人人夸，还准备选他当副经理呢，怎么刚得了病，就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就打算撒手不治，要他等着去死呢？就是一位耄耋老人，也不能不治等着死吧？可是那经理喋喋不休说了一堆无需治疗的理由，核心观点就是癌症必死无疑，治也是瞎花钱。我责问他，要是你弟弟，你治不治？他说那要看情况。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但还是克制住了，耐心地和他商量下一步怎么配合治疗，没想到他居然拒绝支付医疗费，说公司亏损，拿不出钱。那时候公费医疗，都是先由自己垫支，然后按比例结算报销。这让我一时陷入了困境，我当时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可是住院费，一次就得预交一万元。
我们全家把所有能拿出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向单位的同事们借了一点。二弟单位的同事每人或五元或十元捐助了几百元，令我至今都心存感念，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我不得不向亲戚们求助，同时向几个舅舅、舅表兄弟催要他们欠我父亲和二弟的几千块借款。是在几年前，大舅为帮助在农村的二舅，向大家借钱为他买了一部货车。父亲感念大舅二舅曾经对我们的帮助，把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以及二弟工作以来积攒下的工资，全都借给了他们。不料第二年大舅发生脑梗偏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车也好像没有挣到什么钱，父亲和二弟的钱竟成了无头债。现在二弟救命在急，我不得不向表弟们求援，然而直到二弟行将离去，他们也未能把钱还上，思来真是让人心寒。还有他们公司，也始终没有给二弟垫支一分医疗费。若干年后，我在一所医院，巧遇他们单位的经理，他八十多岁的父亲得了前列腺癌，准备住院手术。当时我真想诘问他一句，但是转念一想，还是打消了念头。不知道他转过身，会否扪心自问？
六
二弟烤电吃药六个月了，病情一点不见好转。刚住院那几天，我还充满信心，烤电一周后休息一天，我还蛮有心情地带他出去转了一天。去桥头街钟楼街逛了商场，到儿童公园看了海子，还去上马街看了我们儿时的老宅院。在街口的那棵老槐树前，兄弟俩盘桓再三，我问他还记得小时候在树下捉迷藏的情景吗？他说记不得了。我又问他记不记得大家抢占上马墩？他还是说记不得了。他可能确实不记得了，我们家离开这里的时候，他才四岁多。我的脑海里也只留下些漫漶的晕点，和一幅幅烟云依稀的水墨画，唯有这棵老槐树，像座灯塔永远矗立在心中。还有儿童公园里的海子，以及倒映在水中，那些粗大沧桑的老柳树。
那天二弟在地摊上，还买了双黑皮鞋。有件咖啡色飞行皮衣，他试穿再三，很想买，我却诓他说不好看。不知道我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致使留下一桩永远的遗憾。其实二弟穿着很酷。他一米七二的个头，肩膀也很宽，从小繁重的劳动，把他的身体锤炼得膀阔胸挺，皮夹克往身上一穿，立马变成很帅一个倒三角形。二弟打小就喜欢穿戴，妈妈也总是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一色的袄裤，一色的鞋袜，连帽子和吃饭时套的胸巾，都是同一个样式同一种颜色。所以经常，他如果先起床了，保准穿错衣服。我就要揍他，他嘻嘻哈哈边笑边跑，害得我光着屁股满屋子追他，叫他回头瞧瞧屁股上有没有黑手印。母亲说小时候我的裤子，后腚上总有两片黑手印，老二就没有，老二的手脏了，总是挓挲着两手哭着要妈妈洗。还有老大的头发，啥时候都是乱糟糟的，妈妈刚给梳理好，扭头我一把就兜乱了，我不喜欢衣冠楚楚的样子。老二却特别爱拽，屁大一点儿梳个分头，牛气轰轰像个小绅士。照相的时候，抬头挺胸站得笔直，两根中指齐齐地对着裤缝。1983年当工人后回家过年，他竟然穿了西装回村来，还系了一条鲜艳的领带。那个时候，北京大街上穿西装的也不多。
二弟好吃的名声，在家属院也是人人都知道。一次全家吃完炖鸡，让他去倒骨头，好久不见回来，妈妈叫我去找，我出大门外一瞧，他正蹲在垃圾堆上，津津有味重新啃吮每一根骨头。只可惜在他活着的年代，没有多少好吃的，也没有钱买好吃的，等他挣上钱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他却没有口福了。我一度想，要是二弟能活到现在，一定是那种能挣会花的男士。那天在钟楼街桥头街，我们去吃了“老鼠窟”汤圆，吃了“认一力”饺子，还买回去几个天津“狗不理”包子。二弟说，这些老字号，他脑子里都记得。那年春节，是我和他在肿瘤医院一起过的年，我特意为他买了只道口烧鸡，他吃得大快朵颐。让我吃，我说你能吃就全吃了，他就把一整只烧鸡都吃了，连每根鸡肋都捋吮得干干净净。看着他的吃相，我既欣慰又很痛楚，欣慰的是看他的饭量，他的病或许能治好；痛楚的是生命的无奈，病魔的无情，还有我的无能。
没料想春节过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
七
是正月刚尽，父亲打来电话，说医生叫我赶紧去太原。我急忙赶往省城。医生对我说，复查了一下，你弟弟的病情不是很好。我问怎么了？回答说可能引发了放射性肺炎，建议去北京进一步治疗。我顾不得细究什么是放射性肺炎，赶紧筹钱往北京转院。
到了北京301医院，床位紧张，托一位吕梁籍老同志找关系，拿了红包才住了进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专家为二弟做了检查，老专家看了从太原带来的光片，略带愠色说，怎么把人治成这样？病灶明明在肺的下部，怎么烤上部？半个肺叶都烤干了，怎么不得放射性肺炎？我才弄明白，放射性肺炎就是肺叶被射线烤焦了。我听了真是心都碎了，想起来在太原第一次检查后，内窥镜室主任建议先去化疗科化疗，然后再放疗，由于化疗科没有床位，才住进了放疗科。可是无论治疗程序如何，总不至于连病灶位置也弄不清吧？现在还能说什么？只有求助老菩萨圣手回天了。我想这里都是国家级水平，二弟可能会转危为安的。我没敢再回去上班，决定天天陪着二弟，直到他的病好了，可是两周后的一天，他突然窒息。
是住进病房第十七天的下午，输完液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和我说着话。他情绪还好，神情也安详，只是瘦削了许多，血色也少，本来就白净的皮肤，现在看着更白了。大眼睛明显凹下去。我跟他说，上午我去东直门北京中医医院给他求了几付中药，已经泡上了，晚上就可以煎服。他说，为了我，你班也不能上了，领导会不会批评你？我说没事，三干会已经开过了，最近不会有什么重要工作。他说，去年爸爸陪了他六个月，头发都熬白了。我听了心酸，岔开了话题，说等治疗一段，天气暖和了，我们去看天安门逛颐和园，昆明湖的春水爱人得很。他戚然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到北京，没想到竟然是这么来见她。我鼓励他说，等你好了，我们挨个儿去逛，把北京的景点都逛一遍，多照几张相留作纪念。他说好，然后说要喝水。我倒一杯水递给他，他接过杯子刚要张口，眼睛却突然暴突呜呜叫起来。我还未来得及问他怎么啦，他已猛然从床上站起来，同时更剧烈地呜呜呻唤，脖颈伸出老长老长，像溺水之人马上要憋死的样子。几个护士冲进来，问怎么啦怎么啦？他终于喘出一口气，结结巴巴说要、要拉，还做出要下床的样子。护士喊要拉就拉，他却揪着自己的裤子想朝下拽，另一只手还紧紧端平了水杯怕水洒出来。护士说，别管这些，赶快拉出来！就闻见一股浓烈的臭味弥漫开来。护士三把两把将他的裤子扒下来，里头已经一片狼藉。他终于缓过气来，红着脸对护士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护士没说话，给他脱掉裤子并擦拭污秽。我提了他的裤子去水房冲洗，泪水止不住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哗哗朝外注。随后我去找医生咨询，希望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但是年轻英俊的军医对我说，出院回去吧，老实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安慰治疗。我浑身稀软得站不起来，乞求他说能不能再尝试尝试？医生说，来得太晚了。
我不想走，也不敢跟弟弟说我们得回去了。随后的三天里，弟弟发作的次数多起来，程度也强弱不等，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医生护士虽然照旧每天查房下药，但是我看出来，他们已经不再努力。
我们坐着从朋友处借来的小轿车，沿一条战备公路朝山西赶。车轮沙沙作响，穿行在燕山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间。远山已经泛绿，路边的白杨还是光秃秃，我的心情，也跟这些树干一样的枯槁。弟弟坐在副驾驶座上，车窗半开，这样他才能呼吸顺畅。一路上他一言不发，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我没敢告诉他实情，谎称医生制定了治疗方案，让我们回去疗养。把关乎生死的决定用这样的假话说给他，谁知道我内心有多么痛苦多么挣扎！坐在他的身后，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存在，只丢下一颗没着没落凄惨的心，孤悬在青灰的苍穹下。每当司机报一次站点，我就刀剜似的颤栗一次，就希望这条公路没有尽头，好让我陪着亲爱的弟弟，一直这么走下去……
几个小时后，到达了太原。我犹豫不决，是接着走，还是再住进肿瘤医院？便利用吃饭的机会，偷摸着给原先帮助过我们的那位医生打了个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没必要了，北京都治不了，还是回去吧。我还是不死心，给隶属于吕梁的汾阳医院院长打了个电话，请求他的帮助，他爽快地答应了，说他马上安排。
我们又住进了汾阳医院。这是吕梁最好的医院，旁边还设有山西医科大分校和吕梁高护学校。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这里。医生听了我的介绍，象征性地做了些检查，然后按照北京医生的处方，继续给二弟用药。
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篇关于对癌症病人不当治疗、过度治疗的报道，不禁检讨当年我带二弟治疗，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类型？然而当时，我的确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能放弃，绝不能放弃，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努力！
二弟开始出现脏器疼痛，出现昏睡，并伴随着说胡话。我很害怕，便不断摇醒他，跟他说话。我跟他回忆儿时欢乐的时光，想调动他内心积极的能量，他却没兴趣，反倒总提一些苦涩的记忆。而我又不想说，怕惹他痛苦更甚，但他就是要回忆这些，我只得和他敷衍。他说，哥你记得那年爸爸被捕，群旺他们天天打我们吗？我说记得。他又说，你记得那时候妈天天去高炉上拾废铁，家属子弟们抢咱妈的铁，咱俩跟他们打架吗？我说记得，有一回，我被刘成压在渣坡上，你上来帮我，照他屁股上砸了一锤子，他跳起来，把你打得鼻子流血。他说，那会儿哥你九岁，我七岁，和慧丰（他大儿子）现在一般大。然后他开始向我交代他孩子们的事情，要我看在兄弟份上，好好照顾他三个可怜的娃娃，说着眼泪流下来。我抱住他，用力抚摸他的脊背，苍白地安慰他，说不要多想，你会好的会好的，然而眼泪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淌。
我想他是知道自己的病情了。从北京往回走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他到底得的什么病，问我是不是没办法治了？我语焉不详回答他，他肯定从我的支吾中觉察出来了，或者在此之前早就猜出来了，只是他自己也不愿意相信，厄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一次，他不问了，说明他已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弟媳从北京开始也一直陪在他身边，到了晚上，夫妻俩头抵头互诉衷肠，说一通，哭一通，病房里整夜都是啜泣声。我躺在黑暗角落里和他们一起流泪，绝望的泪水把我都要漂起来了。要说谁也懂得人固有一死，但是谁又能轻易接受亲人的死亡？何况弟弟还这么年轻，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的前程正蔚然铺开。他已经在村里批下宅基地，地基都打好了，烧下的砖一摞一摞码在那里，就等天暖和了开工修建。他已经叫我帮他在城里联系好了学校，叫他的大儿子进城读书，再有几个月就要报到了。他还和他们的几个经理副经理，一起向县经委报送了承包方案，正雄心勃勃准备参加第一轮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批复马上就要发下来了。他还建议村支书给他们公司打了个报告（当时乡镇煤矿归他们管），想帮村里开一座村办煤矿，让乡亲们都能过上富裕生活……
我站在黑沉沉夜幕下暗暗向上苍祷告，希望有大慈大悲的神灵救救我的弟弟。他这么良善，几十年受尽煎熬，一生几乎没做过一件坏事亏心事，怎么竟会遭遇如此万劫不复的灾难？难道真是“良善的受贫穷又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却寿延”？佛你怎么说？菩萨你怎讲？阎王你怎么忍心？
八
二弟的五官开始变形，一张白净端正的脸，嘴眼突然变得歪斜。我原以为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开车窗叫风吹的。院长和室主任却说，可能是癌细胞转移所致。但我终不愿相信，恳请他们先按面部神经麻痹治治。二弟说他许多部位都疼得厉害，医生说用点杜冷丁吧。我问会不会使他产生毒品依赖？医生说，眼下缓解疼痛更重要，让他舒服一点，总比难受好。
第三天，院长委婉但很诚恳地要我考虑一下，是继续在这里治疗，还是转回离石去？我愣了一下问，院长的意思是……他说没别的意思，他只是替我多考虑一步。我明白了，抑制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喉头痉挛地说，让我跟弟弟商量一下。
记不得我是怎么跟二弟说的，我想我当时的精神，已经快要崩溃。我把脸扭向一边，不敢看二弟的眼睛，他默默盯着我，盯着我的侧面，足足有五六分钟，听见他沙哑地说：“那就回吧。”
我趔趔趄趄走出病房，后脚还没迈出去，我的泪雨就滂沱如注。记得三天前，车出太原路过晋祠时，我脑海里忽然闪过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一时还生出许多感念。可是而今，我心底所有的承诺与挣搏，即将全部化为泡影。当着院长医生的面，我几近哽咽，院长呐呐对我说，那我就安排车和护送医生了。
下午两点，给二弟输完最后一滴液，大家开始收拾行装。我把二弟从后背、腿弯处抱起，他无力地搂住我的脖颈，身体像稀软的面条塌陷在我的膊弯里。他的体重已经不足九十斤，但我却像抱着一座山一般举步维艰，每跨下一个台阶，都好似打夯机砸向地面。
走出住院楼楼门，尼桑面包车和医生已经等候在楼下。我把二弟放下，慢慢扶他上车，进入车厢靠车门第一个座位后，他扭回身，却没有坐下去，先举目瞅瞅车窗外的住院楼，而后弯腰把嘴附在我的耳朵边，嗫嚅着问：
“哥，能不能……不……回去？”
我倏地一下愣住了，一时竟不知所措。回头看看身后，院长、副院长、室主任、主治医师，还有随车护送的医生护士，都等在那里，脑子嗡地一下就大了，情绪突然就失了控，冲着他厉声说，说好了走就走，怎么能再反悔？男子汉大丈夫，该挺的时候要挺起来！
二弟颓然坐了下去，直勾勾的眼神里，两点星火顿时熄灭。
二弟从小就服从我，说不上事事唯我马首是瞻，也差不多诸般都听我的，可以说我从小就指挥他，摆布他，甚至以大欺小欺负他，而他很少敢反抗，很少敢违逆冒犯我这个兄长。记得我上初一那年，一次和他比试摔跤，以往，都是我摔倒他，可是这一次，我突然被他压在了身下。他吓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赢了，我把哥哥打败了，嗷嗷……哭声中充满了声厉内荏。在他的心目中，大哥是不可战胜的，大哥更是不可冒犯的，可是这一次，他竟然把大哥压在了身底，这还了得？
就在马达发动着的瞬间，我立刻就后悔了，赶紧回头想跟院长说，我们不走了，可是汽车已徐徐启动，院长已被撇在车后看不见了。我的心像被一根粗大的皮筋紧紧揪着，使劲朝后拽，直到汽车驶出医院大门，才听到嘣的一声彻底断了。我的胸腔里，顿时发出一声利刃裂帛的哀嚎。
坐在二弟身后，带着无限懊悔，我流了一路的泪。泪花洒落处，迸溅的都是手足患难的画面碎片。一起跟妈妈去拾铁，一起跟欺负我们的孩子打架，一起担着箩筐去煤矿扫场场，一起扛着麻袋去粮站交公粮……最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二弟悬崖舍身救我。
那年，我咬牙承包了全村的掏茅粪任务，为的是不想每天受生产队长的气，也不用月底评工分被奚落遭克扣。但那是一项又重又脏的活，全村五六百口人的便溺，全要由我一个人掏了送到田里去。我们那里的茅坑，都是地下埋一口陶瓷缸，大约三担水的容量，每天我必须，循环着送出去十几二十担，往返三十里路程。苦不怕累不怕，怕的是遇上雨雪天气。夏天雨水大量注入茅坑，家家的粪水满地横流，累死我也送不过来。冬天下了雪就更糟糕，大雪封了山道，必须先扫出道来再去送粪。于是二弟三弟就常常得帮助我。偏偏那年腊月，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山道刚扫开就又被覆盖住，眼看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的茅坑都满得要堆起来了。队长支书就呵斥我：下刀子也得把茅坑清理干净！别人家都忙着扫窑糊窗贴对联了，我们家却男女老少全出动，三条扁担四把扫帚，扫雪的扫雪，掏粪的掏粪，顶风冒雪蹒跚在一条条蜿蜒陡峭的山道上。最后一天了，除夕的爆竹已经响起，我和二弟三弟还在送粪的路上。二弟前边走，我紧随其后，三弟担一副小粪桶走在最后。肩头一百二十斤的柳栲栳粪担吱呀作响，已经接连送了二十多天，兄弟仨都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每迈出一步，都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勇气。朔风将积雪卷起来，抛向刚清扫出的山道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狗吃屎。过断桥崖下坡的时候，二弟在前边喊着操心操心，自己先慢慢迈了过去。我一边关照三弟，一边战战兢兢朝过挪，就要跨过去了，脚下却突然一滑，扑通一下就仰面摔倒在地上。肩上的粪汤哗啦浇下来，顺着我的肩背屁股往下淌，人就像躺在冲浪滑道上朝坡下溜去。两边一面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我手脚在地上胡蹬乱抓，坚硬的山坡上除了屎尿还是屎尿。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听见下边也传来一声扑通哗啦声，我心想二弟也完了，弟兄仨今天都要完蛋了，双脚却猛然被一个柔韧的东西顶住。同时，脚下传来二弟艰难的声音：哥，撑住，哥，撑住……我的身体终于止住了下滑。暮色苍茫里，我慢慢抬起头，就看见二弟趴在坡边，双肩顶着我的脚，一只手抓着崖边一棵酸枣树，一条腿已悬在半空中……
今天二弟的生命也悬在了危崖边上，我却因为一点面子，竟冷酷决绝地“踹”了他一脚，亲手掐灭了他最后一星求生的烛烬。世上还有什么比致人绝望更残忍的？我一遍遍扪心责问自己，你怎么这么坏？你怎么这么狠？你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胞弟？假如现在生病的不是二弟而是你，你会不会由着别人摆布，由着别人决定你的去留？我的冷汗冒出来，心如刀剜锥扎，疼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伸出手，给二弟掖围巾，给二弟整头发，以此来弥补我粗暴决绝的罪过。但越是这样，越觉得自己罪不可恕！
汽车翻过了汾离交界的薛公岭。下山的车轮如滚石坠崖一泻千里，耳边的风涛如排山倒海惊心动魄，眨眼之间，便到了离石县七里滩煤窑，就是当年二弟扫场场的那座国营煤矿。车停了下来，前边围上来很多人，是二弟单位的领导和工人，一百多人几乎全来了。他们要和二弟最后见一面，同时派人护送二弟回村回家，把氧气瓶都拉来了。经理副经理上车来向二弟问候，工人同事们也挨个到窗前和他握手。一路需要妻子扶着的二弟，这时候竟变得精神矍铄，乐呵呵向大家问好致谢。这让我突然又看到了希望的桅灯，也给了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于是我又改变了主意，说不回村了，我们去医院。他们经理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随车一起去了我姨夫当院长的妇幼保健站。
那天下午，从四点多到晚上十一点，二弟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几乎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盘腿坐在病床上，和他们经理说了好多话，和堂兄弟表兄妹们也说了很多话，完全不像是一个垂危病人。这让我很受鼓舞，心里想，看来我的临时决定是正确的，医生在很多时候，和病人、家属想的不一样。我又对他充满信心，遂马不停蹄连夜和地区医院联系。相关的几个科室都表示为难，最后理疗科主任答应了我的请求。他是我政界之外一位交心朋友，为人诚实端方。他说，他正在尝试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一些路径，如果信得过他，明天就转到他那里去。
第二天九点，护士为起床后的二弟打早晨的针，可是，针头一进去就穿刺，再二再三，都是如此，一会儿工夫，他的两臂就变得乌青。我有些不悦，说能不能换个技术好的？姨夫说这是他们最好的护士，叫我不敢耽搁赶紧转院。
到了地区医院，我的朋友给二弟仔细号了脉听了诊，然后说，我这里是慢功夫，你容我结合他的情况，琢磨几个方子，咱们一步一步来。弟弟听了心情愈发好转，说，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地区医院。说这话的时候，他颊上居然还飘起来两片红晕，我看到后愈发放下心来，蛮有信心地向朋友致谢，随后就赶回单位，抓紧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
吃过晚饭后，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然后立刻钻进被窝，打算好好睡上一觉，缓解一下多日的疲劳。可是不等我合上眼，二弟的内弟突然闯进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
“快，大哥，快，我姐夫……”
我呼地坐起，墙上的挂钟正指向十点。
九
二弟是晚上九点左右陷入昏迷的。
起先，守在他身边的弟媳和三弟并没有介意，还以为兴奋了两天的他一定是累了，该歇歇了。他们看着他仰靠在床头，静静地睡去，还打起呼噜——八个月来，弟弟就一直这么仰靠着睡觉，一刻都未再躺下过——他们的心都放下来，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或许是老天爷顾怜二弟了，不叫阎王带走这个善良的好人；也或许二弟本来就没啥大病，是我们大惊小怪到处折腾，硬把个好人折腾出病来了；还或许……总之二弟命不该绝，好人命不该绝，善哉善哉，苍天护佑。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唤他，叫他醒醒，却怎么也叫不醒他。他们记得在汾阳医院的时候，医生嘱咐过，不敢任他沉睡，隔段时间要叫醒他一下。这回怎么叫不醒了？再仔细一瞅，发现二弟额头上浮起一层虚汗，密密麻麻的，像蚕蛾的卵。他们给他擦了，马上又渗出一层。他们赶紧去叫大夫，同时派人来叫我。
我家与医院仅一河之隔。我跑步前进，脚下的吊桥空空作响，待我冲进病房时，医生护士已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可二弟还是昏睡不醒。血管也是一再地穿刺，好不容易固定住一个针头，药液却怎么也推不进去……我急切地问主任，还有什么急救办法？他说，推不进药去，就没有办法。我说针灸，用针灸。他说试过了。我抱住二弟，大声地唤他，再回身拉住主任，请他赶快想办法，他无奈地摇摇头。我于是又抱住二弟，再次大声呼唤他，同时掀起他的眼皮，要他瞅我。二弟却一无反应，只是均匀地出着气，沉沉地睡着，仿佛正在做着，一个今生今世都舍不得断开的梦！
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继续不停地叫他，叫得大汗淋漓，叫得声嘶力竭。我的汗水和他的汗水滚羼在一起，顺着我俩的下巴往下滴答。小时候我俩也经常这样抱着，有时候晚上脱衣睡觉，妈妈逗他说，哥哥不是妈生的是捡来的，咱们不要他了把他扔了吧，说着还做出往床下推我的样子，我也顺势往床下倾身体。他慌忙钻出被窝，上前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胖嘟嘟腮帮杵在我的脸颊上，口齿不清地连声喊：撂（要）哥哥，撂（要）哥哥，妈妈不撂(要)撵斗（走）哥哥！
现在我也是这样大声地喊他：弟弟不要，弟弟不要，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唬大家！我连着呼喊了几十遍，终于看见他的眼角，淌出来两颗豆大的泪珠。我激动不已，以为我终于把他唤醒了，便叫三弟赶紧拿水来喂他。三弟端来水，慢慢往他的嘴里喂，可是，喂一勺，倒流一勺，再喂一勺，又倒流出来，怎么喂也喂不进一滴去。我说，加点白糖，你二哥小时候爱吃糖蛋。三弟赶紧往杯里加了白糖，搅匀了继续喂，仍然是边喂边淌……这时候我忽然发现不见了二弟媳妇，还有她的两个弟弟，问老三，三弟说，都到走廊里去了，说是不敢看。
不久老父亲赶来了，接着二弟单位的经理也赶来了，还带来了几名工人。他进门便对我附耳低语，说抓紧出院吧，不然不好进村进家了。此时的我完全没了主意，看着我的主任朋友，他面带愧色再次摇摇头。可我还是不忍罢手，继续抱着弟弟，坚持不懈地继续摇他唤他，唤他的乳名，唤他的大名，唤小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阒寂的病房里，全都是我的呼唤声。最后父亲说话了：走吧，虎子，不要把龙龙，末了搁到冰柜里。
我是被大家连同二弟一起抬离病床的，直到吸氧管够不着了，才不得不撒手。大家把二弟放到担架上，去换氧气袋，爸爸伸手拔下二弟鼻孔上的固定吸氧管，就在这一瞬，二弟喉咙里突然“咕噜”一声，紧接着长出一口气，随即“噗”地滑出团白痰。我迅速把连着氧气袋的吸氧管，再次塞进他鼻孔，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气息。经理见状，很有准备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枚硬币来，放进二弟的嘴里……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料峭的寒风飕飕刮着。我抱着氧气袋蹲在担架旁，一路继续不舍不弃地为二弟“输氧”。记得小时候钢厂煤气中毒闷死几名工人，就要下葬了，其中一个却突然醒过来。我相信奇迹也会发生在二弟身上，经冷风一吹，二弟也会突然醒来的。
翻过了两座山头，汽车在离村口不远处一个山嘴边停下来。父亲和经理跳出驾驶室，问我还进村不进村？我先去摸二弟的手和脸，已经完全冰冷了；再伸手进去摸他的胸脯，也像摸在一块井台的石头上。我才不得不确信，希望的奇迹没能出现。二弟走了，真的走了，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兄妹，丢下妻儿老小，永远地走了。我冷静下来，思考再三，然后说，不进去了，就搁这里吧，这儿有个放羊人避雨的山窑。三弟哭了，说，大哥，把二哥就这么丢在荒野里？我咬咬牙说，咱们乡俗有规矩，死了的人不可以再进村，咱们不要犯了大家的忌讳。咱村这几年连着出事，咱更得避嫌。还有你二嫂和孩子，娃们都小，不免害怕，咱们得顾及他们。
十
二弟的葬礼极为简单，参加的人只有至亲和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单位的部分职工，村里的部分睦邻相好。其他乡亲，都远远地点了火为他送行。
那时候还没有丧葬公司，也没有复兴起阴阳风水先生。穿衣入棺是父亲和几位堂叔操作的，我没在场，我不敢再看二弟的遗容，我怕我坚持不到最后。是爸爸亲手给儿子洗的身体，理的头发，还刮了脸；然后从内衣到外套，一件一件给儿子穿戴整齐；最后从自己腕上，摘下那块戴了几十年的上海手表，默默戴在儿子胳膊上。我想象不出，老年丧子的父亲，这可怜的白发人，当时承受了怎样断骨斫心生离死别的剐剜？那是他血脉秧蔓上，最可爱最有情义最具坚韧生命力的一粒苞穗，正是青春茁壮蓬勃生长的季节，却蘧然萎去訇然坠落在给予了他生命的根脉脚下，还得由老株一丝一缕亲手归拢了交还与大地。而怀胎十月乳儿三载的我的母亲，在听到儿子被丢在荒野山洞里的那一刻，顿时昏死了过去，差点就救不过来，以致都没能赶上山来，再看她的心肝宝贝最后一眼。
墓地是我和爸爸挑选的，说是挑选，其实就是就近选了个位置，旁边已经有两尊坟茔，也是两个年轻亡灵，其中一个尚不到十七岁。那两年，我们村不知怎么了离奇古怪地连着死人，死的还都是青年壮年，病死的，车祸死的，无缘无故死亡的，到二弟已经是第十三个了。吓得全村人夜不能寐，黑不出行。原来大家以为，我弟弟已经在外头工作了，不会沾着村里的“邪气”，结果还是没能逃过，更增加了全村的恐怖氛围。所以来参加二弟葬礼的，都是不得不来的至亲好友，还有欠二弟太多人情的，总觉得给二弟坟堆上培一锹土，也算是还债吧。
那天清风徐徐，蓝天下的黄土已经复苏。棺材吊了下去，送进椁室，插上墓门封杆，几个堂叔和村友交替着往里别谷草，一把一把，从穴底直封到墓口。一锹锹的黄土填了进去，每填一层，我便跳下去亲自踩实，再接着填。每次跳下去踩的时候，我都是均匀地连踩三遍，生怕留下一丝虚隙，叫人间风雨灌了进去。又怕踩得太瓷实了，弟弟从里头“出”不来。填到最后一层，将要全部封严的时候，我又趴下身体去，颤抖着抠开最后一缕谷草，定定地瞅着白色棺木的一个下角；又侧过耳朵屏住呼吸，仔细聆听里面有没有动静。听了很久很久，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依旧不忍撒手，表弟们只得将我强行搀起。
坟头在暮霭里渐渐堆高。三个披麻戴孝的侄子侄女，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三岁，跪在坟前哀哀啼哭。那不懂生不懂死单纯凄哀的哭声，在苍凉的山头上飘零，令在场的人无不掩面而泣，天地亦为之黯然，鸟雀也尽皆屏声。
我要弟妹带着子侄们先走，赶快回家去照顾父亲母亲。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先围着坟堆茫然无着地转来转去，再远眺群山漫无目标地东瞅西瞅，最后一屁股跌坐在二弟坟前，放声嚎啕大哭起来。我嚎啕一通，哽咽一番，接着又是嚎啕，双手啪啪拍打着濡湿的坟头，二弟呀二弟呀一声声地沥血。有好几次，我将十指深深插入坟头，使了老劲狠命地往里够，仿佛要勾着二弟的双手。随后又呼呼地往外刨土，好像要钻进弟弟的墓穴，和亲爱的弟弟再胼手而枕，再砥足而眠，再用指尖抠他的脚心，再用脚趾挠他的腋窝，然后再把我的臭脚丫，伸到他的鼻尖底下，将他生生呛醒！
凄清的月亮慢慢升起来，照在远远近近一个个山包上。泪眼迷离中，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到处都是二弟的身影，遍野都是二弟的呼唤：哥——你搁下，我来帮你挑！哥——你慢点，等我去接你！哥——哥！你撑住，撑住啊，我在底下顶着你哪……
我止住哭，侧过耳朵细听，瞪大眼睛搜看，然而铁野冰风，四野一片死寂，哪里有二弟？哪里有二弟啊？
——二弟的呼唤，已经永远留在了过去的岁月；二弟的身影，已经永远丢在了那座大山里，孤零零，孤零零地……
作者简介：贺虎林，1950年11月出生在山西太原，祖籍山西吕梁。
发布时间：2023-06-05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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