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散文集选：小楼春雨

　　黄裳简介：黄裳（一九一九年）原名容鼎昌。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交通大学肄业。一九四五年进文汇报社．任重庆、南京特派员、编辑、编委等职。曾任军委总政文化部越剧团编剧、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一九四O年开始散文创作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撰有大量散文、杂文、剧评、游记、读书随笔等。迄今出版专著四十余种。有《锦帆集》、《锦帆集外》、《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山川·历史·人物》、《榆下说书》、《黄裳论剧杂文》、《银鱼集》、《翠墨集》、《晚春的行旅》、《过去的足迹》、《惊弦集》、《花步集》、《彩色的花雨》、《榆下杂说》、《清代版刻一隅》等。译文有《猎人日记》、《一个平凡的故事》、《歌略夫里奥夫家族》等。
　　《茶馆》黄裳
　　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希奇，上海，苏州，北京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像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若。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皑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的。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因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成都的茶楼除了规模的大而外，更还有别的可喜之处，这是与坐落的所在有关的。像薛涛井畔就有许多茶座，在参天的翠竹之下，夏天去坐一下，应当是不坏的罢。吟诗楼上也有临江的茶座，只可惜楼前的江水，颇不深广，那一棵树也瘦小的可怜，，对岸更是黑色的房子，大概是工厂之类，看了令人起一种局促之感，在这一点上，不及豁蒙楼远矣。然而究竟地方是好的。如果稍稍运用一点怀古的联想，也就颇有意思了。
　　武侯祠里也有好几处茶座。一进门的森森古柏下面有，进去套院的流水池边的水阁上也有。这些地方还兼营饭菜，品茗之余，又可小酌。实在也是值得流连的地方。
　　成都城里的少城公园的一家茶座，以用薛涛井水作号召，说是如果有人尝出并非薛涛井水者当奖洋元若干云。这件事可以看出成都人的风雅，真有如那一句话，有些雅得俗起来了。其实薛涛井水以造笺有名，不听见说可以煮得好茶。从这里就又可以悟出中国的世情，只要有名，便无论什么都变成了好的。只要看到街上的匾额，并不都是名书家所题，就可以得知此中消息了。
　　大些的茶楼总还有着清唱或说书，使茶客在品若之余可以消遣。不过这些地方，我都不曾光顾过。另有一种更为原始的茶馆附属品，则是讲格言。这次经过剑阁时，在那一条山间狭狭的古道中，古老的茶楼里看见一人在讲演，茶客也并不去注意的听。后来知道这算是慈善事业的一种，由当地的善士出钱雇来讲给一班人听，以正风俗的。
　　这风俗恐怕只在深山僻壤还有留存，繁华的地方大抵是没有了的。那昏昏的灯火，茶客黯黑的脸色，无神的眼睛，讲者迟钝的声音，与那古老的瓦屋，飞出飞人的蝙蝠所酿成的一种古味，使我至今未能忘记。
　　随了驿运的发达，公路的增修，在某些山崖水角，宜于给旅人休息一下、打打尖的地方，都造起了新的茶馆。在过了剑阁不久，我们停在一个地方吃茶，同座的有司机等几个人。那个老板娘，胖胖的一脸福相，穿得齐齐整整，坐下来和我们攀谈起来。一开头，就关照灶上，说茶钱不用收了。这使我们扰了她一碗茶。后来慢慢的谈到我们的车子是烧酒精的，现在酒精多少钱一加仑，和从此到梓潼还得翻几个大山坡，需要再添燃料了。最后就说到她还藏有几桶酒精，很愿意让给我们，价钱决不会比市价高。司机回复说燃料在后面的车子里还有，暂时等一下再说。那位老板娘话头不对就转头过去指着她新起的房子，还涂泥上灰的，给我们看了。她很得意的说着地基买得便宜，连工料一起不过五万元，而现在就要值到十万左右了。到重庆后，定居在扬子江滨，地方荒僻得很，住的地方左近有一家茶馆，榜曰凤凰楼，这就颇使我喜欢。这家凤凰楼只有一大间木头搭成的楼，旁边还分出一部分来算药房。出卖草药，和一些八卦丹万金油之类的洋药。因为无处可去，我们整天一大半消磨在那里，就算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所以对于里边的情形相当熟习。老板弟兄三人。除老板管理茶馆事务外，老二是郎中，专管给求医者开方，老三则司取药之责。所以这一家人也很可以代表四川茶馆的另一种形式。
　　我很喜欢这茶馆，无事时泡一杯菊花坐上一两个钟头，再要点糖渍核桃仁来嚼嚼，也颇有意思。里边还有一个套阁，小小的，卷起竹帘就可以远望对江的风物，看那长江真像一条带子。尤其是在烟雨迷离的时候，白雾横江，远山也都看不清楚了。雾鬓云鬟，使我想起了古时候的美人。有时深夜我们还在那里，夜风吹来，使如豆的灯光摇摇不定。这时么师（茶房）就轻轻的吹起了箫，声音很低，有几次使我弄不清这声音起自何方，后来才发现了坐在灶后面的么师，像幽灵一样的玩弄着短短的箫，那悲哀的声音，就从那里飘起来。
　　有时朋友们也在凤凰楼里打打Bridg（桥牌），我不会这个，只是看看罢了。不过近来楼里贴起了敬告来宾，严禁娱乐，如有违反，与主无涉的告白以后，就没有人再去娱乐了，都改为摆龙门阵。这座茶楼虽小，可实在是并不寂寞的。
　　白门秋柳（黄裳）
　　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站外停着许多出差汽车。我坐了其中的一部进城去。原想借这冒牌的华胄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这职务是由宪兵执行的，严格得很，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落都翻过了。又凑巧同行的X太太替他的兄弟带了许多行李，甚至脸盆、洗衣板之类都不遗漏。于是这检查就成为一种繁难的试验，我们得回答宪兵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东西的出卖所、价格、用途，以及其他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全凭问话者的高兴，我们得编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满足，直至他们感到厌倦了为止，然后就拿起了另一件东西，等到全部审查竣事以后，几乎每一个箱子都盖不上盖，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车厢的角落里一塞算数。
　　接着我们就轮到接受另一种磨难了。所有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是那两天正在开着什么会，冠盖满京华了的缘故。南京的街道是那么宽而平行，我们的破车子在萧条的街道上行驶，找寻着栖身的处所，最后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馆门口歇下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光景了。
　　我们开了两间房间。X太太自己住一间，我和W合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这屋子里充满着冷气，房中间的一个炭火盆渺小得可怜，表面是一层烬余的灰，灰下面的黯淡的红色就像是临终者脸上的光彩。
　　这是怎样森寒的一间屋子。
　　X太太洗脸以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当差检视适才翻得一塌糊涂的行李，有没有遗失什么，当她拣起每一件从上海带来的东西时，脸上就发出微笑来，好像欣幸着它们的生还。我们对这工作不能有什么帮助。却欣赏了她叫了来的南京的小笼包子、肴肉、咸板鸭。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我们吃得饱饱的。看她的复员工作一时还没有完结的征象，就告诉她我们要到街上去看看了。
　　我们又站在这飞舞着风沙的城市的街头了。
　　多长多宽阔的路。除了北平以外，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这么宽广的街道了罢，然而又是多么空旷呢？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我们踱进去看。里边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三六九》（戏剧刊物）。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人间味》。在屠刀下面的文士们似乎还很幽闲地吟咏着他们的人间味，这就使我想起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的话来，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在无声中，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
　　打开一张地图一看，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秦淮很近。就出了书店向夫子庙前走去，地图上标明着贡院的地方似乎已经变为什么机关之类了，有一片围墙围着。从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有不少家旧书店，进去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买，想买一部《桃花扇》，却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翻到了几本《同声》，里边有冒鹤亭俞陛云的文章，还有着杨椒山先生墨迹的影印本，后面有着双照楼主人的跋文。说明着清末他被关在北京的牢狱里时，曾经整日地徘徊在杨椒山先生手植桧的下面，因为他当日所住的监房正是杨继盛劾严嵩父子后系狱的地方，想不到住在陵园里的双照楼主人在呐喊着共存共荣之余，还有时间想到这些旧事。因为这杂志是由他出资办的，所以厚厚的一本书，定价只要一元。
　　再走过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庙。那一座黯黑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嚣里面，远远的看过去神龛里被香火熏得黯黑，如果这里面真是供着孔夫子的话，那厄运似乎真也不下于在陈国蔡国的时候罢？天色已经薄暮，远远望过去，在板桥的后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饭馆，题着六朝小吃馆。好雅致的名字。
　　小吃馆的前面就是那条旧板桥，有一部记载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书，就题作《板桥杂记》。我和W立在这渐就倾颓的旧板桥上对着落日寒波，惆怅了许久。
　　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旧日的河房，曾经作过妓楼的，也全凋落得不成样子了，那浸在水里的木桩，已经腐朽得将就折断。有名的画肪，寂寞的泊在河里，过去的悠长的岁月，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的彩色，只还剩下了宽阔的舱面，和那特异的篷架，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作的许多事情，吃酒、打牌，这种零落的画肪似乎可以使人记起明末的许多事情，如《桃花扇》中所记；其实它们至多也不过是太平军后的遗物。当南京刚刚规复以后，当时的统帅，理学名臣的曾国藩为繁荣这劫后城市所颁布的第一条办法，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肪，想从女人的身上，取回已经逝去了的繁华。知道这故事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
　　一路走着，我们沉醉于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样性而有趣，纸店，装池店，甚至嫁妆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连；虽然市面是那么萧条，在暮色苍茫中走过市街，想想这已经沦陷了五年的城市，在满目尘沙中，很自然的想起了黄昏胡骑尘满城的诗句。
　　晚上在那间充满了冷气的大屋子里，坐下写一封信，告诉上海的朋友在我们的长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想起了昨夜的别宴，她们都上了装，还赶了来，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浅浅的红唇，失去了风姿的笑靥，那一种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觉得难于负载了。
　　第二天早晨，从枕上看到窗玻璃上结着冰凌，北风一夜都没有停，炭炉里的微火，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熄了。太阳光微弱的黄焰，简直没有一点温暖。
　　X大太要到市场去买东西，要我们陪了去，几个人坐在一连串洋车上，从铺着石子的小巷里穿过，车子的底座上都装着响铃，在车夫如飞的脚步中叮当的响着，打碎了这古城的角落里死一样的寂静。久违了这种洋车的铃声，不想在这里还好好的保存着。
　　我们走过市场里的一家服装店，这一家里有十几个伙计，顾客却只有我们一起，所以全部的店员都跑来接待，从他们过分的殷勤中，更看出了商业的凋零。
　　从市场里出来，我们又浩浩荡荡地回到旅馆里去。X太太又要出门访友去了。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替她看守房子，她还告诫了我们关于行旅人所应注意的事，我们的任务于是就成为很必要的了。
　　我和W寂寞的在炉边向火，剥着桔子吃，把桔皮投向炽热的炭上，让它烧出一种很像鸦片的香味来。
　　我们却打算着怎样在这仅有的一天的勾留中，看看这大城里的几个地方。
　　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和W到鸡鸣寺去。这是从极南到极北的一段路，在车夫的平稳的脚步中，我们坐在车上，浏览着街景，任北风从大衣领子里吹进去，南京的大陆性气候在冬天特别显著，这种气候给人的是一种僵冻的感觉，手部脸部都在北风里隐隐地痛，实在并不必要等风刮在脸上才有如割的感觉。
　　在北风中捱过了三刻钟，车子在一片陡坡前停下来。一片红墙婉蜒在高处，一段曲折的台阶，衬得山门高高的，远远的。慢慢地踱上台阶，抬头看见那个竖立着的小小的扁额，敕建古鸡鸣寺。山门两侧的红墙上，墨书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门两行字。一种娟秀而又阔大的气势，很和谐地予人一种美的印象。
　　这是一座废寺。走上去却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门窗都失去了，神像也有的破碎不完，座前的石香炉里却还有不少香烬，应当是不久以前还有香客来过。我们经过每一个院落，每一条小径屈折地走上去，很可以领略这古建筑物结构的精巧。
　　因为是这样一个严冬的傍晚，寺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自然更没有品茶的人了。我们走了许久寻找豁蒙楼，始终没有找到。绕过了寺后的和尚墓塔，还走进掘得深深还十分完整的堡垒，这应当是二十六年冬天战后的遗迹。这曲折的沟垒真是阴森得可怕，不时还可以发现许多兵士的遗物、稻草、标语，我们都有一种重过古战场的感觉。最后在堡垒的顶上向下看时，整个的南京城都在眼底了，眼前的一所宽广的建筑物的每一个房顶上，都飘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可是上面多了个三角形的小黄条，这就是那一出丑恶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地方。
　　我们拣了路上台城，疾速地走着，急遽的呼吸着干燥而寒冷的空气，肺部有着燃烧似的感觉。立在这一片六朝故垒的顶上，不得不油然地使你缅想着古昔。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江天，一片荒寒的白水，疏落地散布着几个小洲，在一片夕阳里，无数的水鸟飞起飞落，多荒凉的地方。这时风更紧了，呼呼的吹着，我们坐在平台上已经颓了的残垒上，打开了地图，它像一片金属似的在风里振动着响。我大声地叫喊，然而耳朵里只听到虎虎的风声。
　　重新站起来，让劲急的北风，戏弄着我们的衣襟头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站在这么一个古老而空阔的地方。
　　我们想起了还在下面等着的车夫，不得不离开了台城走下去。找到了车夫以后，看看地图上远在西隅的扫叶楼，觉得是要有待于它日的重来了。不料车夫却答应了在日落以前赶到，就重新坐上车去。
　　这时已经是五点钟左右。车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里穿来穿去，看看那生活在卑陋的屋檐下面的人们时，不禁有着非常亲切的感情，这些靠着小本营生糊口的人们。他们的停滞在手工艺时代的技巧：装池，打铁，木作；从这些渺小的人们的手里，精致的雕琢出一些小器具。传到我们的手里时，使人不缺乏亲切之感，不是那些MassProduction的制成品所可及的。可是恐怕这一些仅存的技艺，也将要慢慢地消灭了。
　　车子离开了陋巷，又出现在一条宽阔的街上了。我打开地图看，回头去告诉W这是随园的遗址，这是曾经藏了丁丙善本的龙蟠里，光线越来越暗。路却越来越荒凉了，在路上我们看见了不少牵了马的兵，看那黄呢军服，尖尖的帽子，和圆圆的皮枪壳，以为是皇军的巡逻队，仔细看去，才知道也是一些同胞，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在薄暮时出城去的人，使我们也不禁惴惴然。
　　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山坡的下面。这时虽然还没有全黑，太阳却早已落下去了。得了车夫的指示，我们跑向一个寺院的旁门。到了门口才知道门是关着的。门口贴了一个什么筹备处的条子。我就不管这些上去敲门了。心里却猜疑着会出来怎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大兵呢，还是一个副官？半天以后才传来了悠长微弱的声音。
　　谁？门随着开开了。一个穿了黑色袈裟的中年的和尚，一只手竖在胸前。
　　二位居士的兴致真好。我们惊异着在落日孤城里见了这样的人物，就告诉他我们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想用了这匆促的时间看看扫叶楼的意思。
　　我们被导引着从一道孤悬着的楼梯走上去。走近了一间小楼。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昏黑了，楼里边看不见一点东西。只依稀看见四壁都是白垩了的，还挂着许多木刻的槛联。W走近去仔细看了其中一幅的下款，告诉我这是江亢虎的。我说：那就不必看了罢。
　　我们凭了窗槛下望一片迷朦的莫愁湖，和那一片城谍。从和尚的口里，我们听到了关于石头城的许多故事，和胜棋楼也已经倾圮了的消息。他的黯淡的声音，缓慢地述说着一些兴亡的史迹。好像听见了低回地读着的一首挽歌辞。
　　最后他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世，是一个军人半路出家了的。他诉说着寺里的贫苦，全仗春秋两季卖茶的收入维持，而现在却是寒冬，难得看见一次游客。我们捐出了一点钱，他感激的收下了，点上了一个灯碗，引我们到他的禅房里去，在暗黄的浮光里，我们走进了一间森寒黑暗的屋子。他从零乱的壁橱里找出了一册寄售的谈金陵古迹的书相送。还有一幅他自己画的《兰草》，并不十分高明。这些我们都已经寄给上海的朋友了。
　　从扫叶楼出来，我们坐上原来的车子，回到夫子庙前去。车子沿了石头城的女墙跑着，很久很久，才看见稀疏的灯光。
　　这正巧是一个三角形，连接了这个城市的三个角落。我们毕竟又从荒凉黑暗里回到响着歌声弦管的秦淮河畔了。吃饭的地方是一家很大的馆子，一间间白漆木隔隔开了的房间里多半空着。我们找了一间坐下来以后，先要了一个火盆来烤手。谈着这几小时的游踪，那个和尚，翻着他送的那一本书。我想到离沪以前所作的一点小小的工作。
　　搜集了不少材料，写了个以南唐历史作背景的戏，困为匆促没有能上演，这时大概还压在和平村一间房子里的一堆琴谱下面罢？
　　吃了点黄酒，走到街上时，从雪亮的电灯光下面的地摊买了黄黄的橘子剥了吃。哪里去呢？去听听有名的秦淮的清唱罢。走上了一间楼厅，在进门的皇军处验了市民证，坐下来看戏了。清唱的那一种姿势使我很厌恶，想想这就是秦淮河畔，这些商女和这歌声。又想起了朋友K在一小张报道商情的报纸上编着的一个副刊。那正是一二八以后，上海几乎是万籁无声的了。那一张小报上却还经常的有短短的杂文在发表。有一次在记载电影女明星晋京觐见的消息之后，附了一句不禁有烟笼寒水月笼沙之感，被嗅觉灵敏的吧儿闻到，K就被挤下来的事。坐在这悬满了玉润珠圆之类的锦额，映着雪亮的灯光，充满了嘈杂刺耳的弦管歌声的茶楼里，我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
　　第三天，就要离开这城市了。又是一个严寒的天气，早晨起来到邮局去发了一封航空信。看着地图，穿过许多窄得几乎容不下一辆人力车的小巷其中有一条就是乌衣巷。这里全是一些狭小的房子，贫苦的人家。巷子的尽头，有一片池塘，旁边堆着从各处运来的垃圾。地图上却标明着白鸳洲，一个雅致的名字。这冬天的早晨，洲边上结了不少冰碴，有几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伸着生满了冻疮的小手，突了冻红的小嘴，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勉强的花哨里，似乎可以听见师父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
　　等到这些女孩子的花腔熟练了，就让她们走到台上去，用那一种姿式表演，万一得到什么人的青睐，成了什么总统亲王，那么她的师父或父亲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财富，这正是一种颇有希望的行业，多少人都投资进去，让他们的有许多是买来的小女儿在这寒冷的早晨到这一湾臭水前面来喊嗓子。
　　这就是秦淮，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了的出产着美丽歌女的地方。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

　　小楼春雨：作者：黄裳
　　虞山春
　　一
　　第一次游常熟，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印象早已淡漠。只记得王四酒家的黄酒味道很好，那鲜红的血糯也实在甜得要命，此外就再没有剩下什么别的记忆。
　　但也约略记得在剑门侧边的拂水岩上，的确遇见过一阵风来，水花扑面有如水雾的奇遇。
　　十多年来，从书本上逐渐增加了对常熟的认识。日益淡薄下去的实际印象慢慢由不少历史事实填补起来，增加了一些特异的色彩，常熟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因此，几天前朋友打电话来说要组织一次常熟旅行的时候，立即答应了，而且为了动员妻一同前往，把拂水的神话夸张了一番，说得神乎其神。
　　一早四点钟就起了床，赶到集合地点，刚好准时在五时开车，出了上海市中心，穿过北站，向嘉定的方向驶去。一路上满眼娇黄的菜花，紫红得有如一片片地毡似的苜蓿花，和一片片麦田，一块块整治得十分齐楚的早稻秧田，眼睛觉得顿时清亮起来。那空气也清新得出奇，好像在城市就根本无从享受到似的。
　　车过南翔，古漪园的大门一闪而过，不久就是嘉定。这已经不再是三百年前侯峒曾、黄淳耀们抗清死守的那座古城，也不是李流芳、程孟阳这些诗人画家聚居的水乡城镇了，它已经建设成一座近代化的城市。
　　这在夜晚归车中看得更是清楚，电灯的行阵，汽车大约穿行了十来分钟才过完。
　　再下面就是太仓，是复社领袖张天如和诗人吴梅村的故里，再走就进了常熟境，桥逐渐多了起来。经过了白茆港，这是顺治中郑成功的水师直抵京口那一役，在长江岸侧的联络据点之一；舍里，是有名的铁琴铜剑楼所在地这样，头脑里的历史联想逐渐活动了起来，即将来临的虞山也显得更有吸引力。一直等到从一片平畴远处发现了淡青色似有如无的一抹远山，才惊叫起来：看，那不就是虞山！
　　这种惊喜心情在游过滇黔山水的人看来是可笑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江南这一片肥腴的土地上，是无从想象滇蜀山川的风貌的，于是人们看见了这样的小山，也不禁欢欣若狂了。这又可以使我们连想起一个有趣的事实。盆景，这种艺术形式就是在江南一带的城市里长大的，那原因恐怕也就在此。人们很少看见奇伟的山川，于是就只能在想象里勾画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风景，借助于尺寸之地，点染、布置。
　　但结果，这样培植起来的盆景，那气局不能不是狭小的。就连苏州那些著名的花园，那些放大了的盆景，也不能不是这样的。虽然，在另外一个方面，却达了艺术上崇高的成就。
　　就在这样胡乱想着的时候，车子到了常熟，进城以后就停在著名的言子墓道下，也可以说就是虞山脚下。
　　这是一座墓吗？还不如说是一座小山的合适。好久没有登山的人，看见这座排了整齐的石级的土山，也很有兴致地拾级而登了，而且流了汗，增加了喘息。这里有不少石坊是从明、清以来建立起来的，我没有抄下那许多石刻的横额和联语，总之，人们对孔子的这位得意学生是寄予了很高的敬意的。在孔门四大弟子中间，他是首席，而且是第一个把先生的教义带到江南来的。
　　站在墓顶，吹着风，可以俯视整个的常熟。这倒是它很大的一个优点。可惜我们的导游人并不是一个历史家，否则他就会指点给你，在那一大片整齐清洁的瓦房中间，那里是维云楼的故址，那里又是翁同酥的故第，那是会增添多少趣味啊！
　　二
　　从言墓下来就到公园里去吃茶。公园是新建的，但那山水亭树、树木溪池却都是多少年来培植起来的。在公园入门处，我们见识到著名的红豆，红豆山庄因之得名的红豆，可惜这只是六七尺高的一颗样本。
　　坐在溪边的茶座上吃茶。这一带很像杭州孤山后山一带的景色，那参天的古树，那曲折的溪流，那高低起伏作势的山峦，都十分像。这原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植起来的，只可惜不知道从前这曾经是谁家的园圃？
　　提前了的午饭是在王四酒家用的。地方还是老地方，不过已经修饰一新了，楼上柱间悬挂着翁同酥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带经锄绿野，留露酿黄花。是刻在木板上，嵌了绿的。这怕是翁的晚年书法进入化境以后的最佳制作，比起后来在兴福寺里所见的一联高明多了。他是写苏字的，但又有一种颓放的腴美，好像一个吃醉了的胖老头儿。
　　同座的一位朋友，他的祖父是曾经作过昭文县令的。其时正好是戊戌翁同酥放归之后，他负有管束之责。但一个小县令又怎能去管一个退归林下的大学士呢？那办法也很妙。大约每月一至二次，由县官盛服坐了轿子去拜访这位大学士，而主人则不得挡驾。入坐喝茶，胡乱谈上一通，告辞，然后由知县向上司递一个翁同酥不曾生事的报告，就完了。据说这位常熟相国晚年是经常住在山里的，其实就是山脚的花园里。但每月也必回城里住一两天，就为的是接受知县的拜谒。这位大令还请他写过一副对子，据说过了两天就很快地送来了。
　　我也曾经看到过，上款是某某公祖大人之类很恭敬的称呼，但那字却拘谨得很，远远不及酒家里所悬的一联飞动而有姿媚。
　　饭吃得并不满意，原因是油太多了。这里生产一种很著名的松菌油，的确是一种名物，散发着松子的清香。可惜的是每只菜都大量地使用了这种油，这就使人们有些望而生畏。本来打算来吃些清淡而别致的菜蔬的，得到的却是浓重而一般的食物，这就不能不使人失望。
　　但那桂花酒却很出色，甜、香，隐隐有一种桂花的香气。
　　三
　　在没有太阳但颇郁闷的中午，开始爬山了。这就使那原来并不起眼的虞山，变得有些了不起，虽然说不上是怎样的崇山峻岭，想一口气登上绝顶，也还需要花一些力气。
　　前山是并不出色的，特别是到了齐女坟前那块平衡的山坡上时，更感到枯燥。
　　没有树，只有小小的幼松，此外就只有沙砾。但在这儿已经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田野和两块明净如镜的湖水了，看起来正像翠绿斑驳的丝绒毡子上面镶了两块透明的水晶。很有少不帆船，在湖面上恰似一束束黑色的流苏。导游人说这是尚湖，好不容易才辨清了那浓重乡音所表达的字样。尚湖！啊，在吴梅村的诗句里曾经出现过的，春暖尚湖花的尚湖。湖水的确是美，完全不曾辜负诗人送给她的华丽的词藻。
　　正像一个刁钻古怪的美丽女人，永远不肯爽快地正面向人一样，虞山的胜处，就正是爬过了那平淡无奇的冈峦之后才能窥见。剑门、拂水，一下子都在眼前了。
　　的确是突出的清秀，是一种几乎有些清冷的秀丽。那些削壁，那只有一线可通的、在峭壁上绽开的剑门。更奇妙的是展开在这一片削壁脚下的一片锦绣般的田野。尚湖，在这山巅高处是看得更清楚了。在飞机还没有发明的古代，人们也只有从这种高处才有可能鉴赏祖国的锦绣山河，难怪杜甫会唱出会当凌绝顶那样的诗句来对大自然发出充满喜悦的惊叹！
　　剑门就在那山崖上面，嵌着两个朱红的摩崖大字，还是明代嘉靖中的刻石。站在只有几尺宽的山径上，要仰起头来才能仔细地看到它，而再一曲身，就是下临无地的空旷。
　　这不禁使我想起也是十多年前的记忆来。同样也是一个阴阴的天色。
　　但不是初春而是晚秋，我曾经走过四川的那个有名的剑门。那才是真正的剑门，那个门
　　是两片奇峻的山峦组成的，不像这里，只是出现在一片山壁上的一条缝隙。过那个剑门的时候，我曾经暗诵着陆游有名的诗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现在就不禁又想起了它。也就在这时，脸上感到飘拂着清凉舒适的雨滴了。
　　四
　　来不久细看什么拂水，赶紧躲进报国禅院别院禅堂里去听雨。这是又扫兴又有趣的。山中遇雨固然是增加了困难，但登剑门又怎能没有细雨呢？
　　不需要好久，细雨已经变得有些近似大雨了，虽然还不曾到达倾盆的程度。
　　喝着寺里淡淡的本山茶，听着有一搭没一搭的神话，忽然想起有些过去的文人写下的虞山游记，不禁有些好笑了。就连生活在清初的尤侗，在一篇虞山游记里，不但十分夸大地描写了这儿的风景，而且还说这座寺院就是当年钱牧斋的拂水山庄。记得后来有什么考证家根据记载纠正了尤侗的谬说，其实用不到考证，只凭常识也可以断定这种说法之无稽。
　　钱牧斋虽然风雅，总也不肯把别墅造在这里。他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柳如是怕也不肯在这里久住的。不但饮食使用等供应不便，也实在没有什么好玩，活动地区太狭小了。如果整天坐在剑门下面去望尚湖，也必然无趣得很，而且不要很久，就会弄得头昏眼花，弄不好还会落得一个忡怔之疾。
　　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不久以前友人摄赠的一卷《月堤烟柳图》。
　　这是柳如是的作品，前面有钱牧斋的题跋。他描写的还不过是拂水山庄的八景之一，画面里有长堤、小桥、桃柳、楼阁，柳荫之下还停泊着一只小船，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山顶的格局。看起来，所谓拂水山庄多半还是在虞山之麓，虽然不能确指，像那公园左边一带，就很有可能。
　　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什么入山惟恐不深的鬼话，钱牧斋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投老空门，但要他和和尚们一样住在庙里，怕是办不到的。
　　收起租米来就不方便，更不必说交结官府包揽词讼了。
　　这样想着，想着，窗外的而却越来越大了。终于听到了和尚的警告，看样子雨是不会停的了，而时间越久，山路就越滑，下山就越困难
　　这倒是十分别致的经历。当我们从后山小路冒雨下山的时候，尝到了很不平凡的滋味，倾斜的，几乎没有路径的，长满了各种树木草丛的山道，是那样难于伺应，往往要拉住了丛树的枝条才能放心地滑下去。
　　但偶尔驻足休息时，就又看见了奇妙的景色，满山的浓绿一经雨洗都泛着油亮的光泽，山腰是一片迷蒙的雾，像围了一束轻绢。
　　等回到破山兴福禅院时，人们的身上几乎都湿透了。
　　这雨，的确落得有些扫兴，它打乱了原来的计划。本想拜谒新近发现而且重修过了的黄大痴墓和吴渔山的墨井的，也打消了原议。只在一家著名的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菜馆山景园里吃了刚刚上市的鲍鱼，就上了汽车。
　　雨，洒在公路上，洒在长着茂盛的农作物的田野里，洒在新兴的近代化的城镇上空。当暮色逐渐袭来时，当汽车从黑暗中驶近布满灯火的嘉定、南翔的外缘时，可以看见车窗玻璃上面布满了闪光的水珠，城镇的灯火也变得红红的了。没有这雨，是不会为夜晚归途增添一重朦胧的诗意的。等车子重新驶入黯黑广阔的田野时，就又猛地听见欢畅的带着金属意味的震耳蛙鼓，不用说，夜雨也为它们带来了很大的愉悦。
　　一九六二年

　　游邓尉
　　今年的春天多雨，清明以前几乎有一个月没有睛过。老早就和盖叫天先生约好陪他到苏州光福去看清奇古怪四棵柏树，也就因为下雨的关系，一直拖延着没有能够成行。过了清明，天晴了，可是又突然热了起来，像是初夏光景了。今年江南的春天好像就是这么匆匆地过去的。
　　我们坐在沪宁车上。盖老穿了一件呢夹袍，天太热了，他不能不把袍子脱掉。
　　去掉袍子以后就露出里面白粗布的褂子，青绸裤和一双双梁的缎鞋。
　　这个打扮看来如此熟习又如此陌生，也许在北京，北海还在哪里，间或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装束吧？可是在上海，那简直就看不见。难怪盖老笑着说：你看我这个打扮怪相不怪相？这双鞋还是三十年前做下的，前几天才从箱子里翻出来。白粉底，黑缎面，高高的双梁，正像他在台上演《拿谢虎》穿的那双云鞋，虽然云鞋有花，又是紫色的。这双鞋配上青绸裤白布褂子，和他那白发飘萧的两鬓、紫红丰满的面庞配在一起是非常协调的。盖老今年六十九岁了，就在前一个月，他还在上海登台，一上台就又是活武松。奇怪吗？没什么奇怪的。盖老常这么说，今天有毛主席吗，我老不了，还能再唱他几十年。只要能让我有登台的机会。老先生用不惯我们常用的词活在毛泽东的时代里，但他的话就正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在木渎的饭店里会齐，再一起去光福。盖老要我找两本书，考查一下有关光福的历史，这样玩起来可以更有兴趣些。
　　我本来随身带了一本《百城烟水》，这是清康熙中吴江徐松和长洲张大纯所辑的地方名胜志。本来以为可以够用了，可是晚间枕上一翻，材料实在少得很，不能满足盖老的期望。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到人民路一带的旧书店里去翻看架上的旧书，找来找去才买到了两本铅印本的《光福志》，时间已经将近中午了。
　　匆匆赶到阊门，汽车站上游人在排队，最早的班车也要下午两点才开，只好跳上一部三轮车，赶紧出了城。
　　挺好的太阳，不像昨天那样晒在身上发烫，只引起一种暖融融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春天迎面而来的风吹在身上也觉得愉快。公路比去年前年都好得多，坐在车上有一种不太感觉得到的震荡，拿起书来赶着看，同时眼睛又不得不常常被吸引离开纸面。公路两旁是一片绿，在碧绿的海里常常出现一大片黄的、红的菜花，像织锦。菜花也有那么一种淡淡的香气，想仔细闻时就又没有了。还没有翻完一卷书，已经到了横塘了。
　　别看轻这简单的一条小河，和架在河上普通的木桥，古代诗人为它唱出了多少美丽的诗句。祖国就是这么可亲，在每一块土地上面，都留下了丰富、美丽的故事。
　　多少代的年轻人在这个横塘上发生过多少次美丽的恋情，不一定是这条小河才叫横塘，只要有河水、有垂柳的地方都是的，不是吗？
　　我们遇到了多少次迎面而来的和从后面赶过去的汽车。大卡车上满满地挤着春游的人们，他们大都是集体的，从车上插着小红旗可以知道。
　　有工人，有学生，从卡车车身写的字上可以知道。旅行的人们是快乐的、激动的，从他们唱歌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每逢一辆卡车驶过，车上的人都向我们笑，好像带着一点歉然的意思。
　　最初我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歉意不只为了赶到我们的前面去，更重要的恐怕是卡车给我们留下了一阵长长的尘雾的原故。
　　赶到木渎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个土人了。
　　在饭店里和盖老遇到了。我们进门的时候是十二点一刻，找到了座位坐下来是十二点半，等到吃完了饭走出去，就已经快两点了。
　　这一回坐的是汽车。
　　车子从灵岩山脚下穿过去，在太湖旁边的山群里走着，显然，这里出现的山水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说来惭愧，苏州来过不下二十次，好像应该到的地方都已经到过了，其实除了城里的几个花园以外，最远也不过是到了灵岩和天平。平常有这样的感觉，苏州的山水也不过和它的花园是同型的东西，很像小摆设，灵岩山上的庙和塔，天平山上的那些笏（天平山壁上有许多像朝笏一样的岩石，有万笏朝天的名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盆景。苏州人做得一手出色的盆景，灵感大抵就是从这种地方来的。可是现在车过灵岩，才发现太湖边上是另外一种风光，虽然比不上西南山水的雄奇，可是到底已经不再属于盆景的范畴了。
　　真好像又温习了过去所谓常熟派画人的笔墨。从前总奇怪，为什么画里常常只写一树一石。一角危楼、一个孤立的山峰，看了光福道上的山水，我想是可以多少对这个问题有些理解的。
　　车子一转弯，就会在你眼前送来一棵怪树，那古拙的形态，插在山角上，不能不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你是画家，就不能不把它记录下来。
　　有很多册页，其实就等于现在画家在笔记本上留下来的速写。
　　江南水山，就往往有这种平凡中间显现的雄奇，这和西南山水那种必须用层峦叠峰的大幅表现的正是两种不同的格局。
　　又比如，在谁的笔下呢，好像看见过一种所谓荷叶皴的表现山峦的方法。
　　过去就很奇怪，难道真有这样的山么？光秃秃的，简单得像叶脉似地勾上几笔就算了。现在就真正看到了那范本。山是并不奇的，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是阳光照在山上，就会给你一种奇异的感受，山上真的出现了那样单纯但却具有个性的勾勒。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画家师造化的写实主义风格。
　　盖老和我谈起了邓禹的故事。
　　原来在光福最著名的一座山就叫邓尉山。照《百城烟火》的解释是汉有邓尉者隐此，故名。而且说明，这里有三个邓将军祠，其中的一个，相传就是为东汉大尉邓禹三兄弟所居，各村祀之的。
　　盖老想起了《上天台》的故事，汉光武的唱词里就有文仗着邓先生阴阳有准，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这里说的就很明确。邓禹和姚期不同，被称做先生，好像和诸葛亮、徐茂功、刘伯温是一流人物，本来是军师，后来却发展成为妖道似的有些神秘了。
　　《后汉书》上记载过邓禹的事迹，有他一篇列传，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他曾经到苏州来做过寓公。他的事业，大半是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的平原上了发展起来的，无论如何也考不出他曾经来过苏州的故实。
　　原来《光福志》的编者也解决不了这个疑团。
　　卷八《奇观》里记下了一座司徒庙，所祀的是邓尉山神，俗称土地堂，相传汉邓禹。
　　原来邓禹已经作了本山的土地。接下去说：汉世祖（当指汉光武刘秀）中兴洛阳，司徒（司徒是官名，邓禹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仗策以从。考其里籍，盖在南阳新野，其在吴中庙祀，不知始于何时？（引明徐帧起先生碑阴）考证是很难着手的。这个从明朝就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只好让他去了。
　　我们的目的地原来就是这个司徒庙。不过现在已经改了名称，在新修的围墙外面，已经改题了古柏精舍。
　　房子并不大，后进是邓禹的享殿，看看那雕塑，不过是近时的作品，面貌和西湖上的岳王很相似。再前面一进禅堂则布置得颇为干净，正像一般公园里的茶室，墙上挂着嘉庆以来名人的对联。铜井山人潘遵祁所写的一幅是此中只许蛮凤宿，其上应有蛟龙幡。这就说的是前面庭院里的四棵古柏，我们这次想来看的主要的也就是它们。
　　在小小的一曲围墙里面，种了四棵柏树，它们本来是前后错落地排列着，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在百年来的风雨里，其中有两棵树起了变化。
　　雷雨在不同的时期击折了这两棵树，都是从树顶起把树身劈成了两半的，其中一棵树的上半已经裂了开来，下半株却依然完整；另一株则整个裂开了，折成两半的树干倒在地上，埋在土里，却从左右两面十几尺外面，重新钻出地面，在枯死的枝干上面丛生了新生的绿芽，那树梢就更抽出了生意弥漫的新枝，越过墙头一直伸展到墙外去。
　　柏树的年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年，从对联上看，它遭到雷雨而变形，也已经是近两百年前的旧事了。
　　中国人民对松柏有特殊的爱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辽阔的版图里，到处都种植着这样的植物。画家喜欢拿它作自己的粉本，诗人喜欢拿它做歌咏的对象，哲学家喜欢用它来象征某些品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它的特色而进行歌颂。它那枝干槎桠的古朴姿态，孤高挺拔的风格，它的生命力的旺盛，都已经成为长久的画题与诗料。可是邓尉的古柏却能引起人们更丰富的联想，它的生命力的坚强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遭到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却依旧不能摧折它的成长，它仍旧坚强地活了下去，并且活得更美丽更茂盛了。
　　这不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品质突出的特征吗？人民的特别钟爱它不就正是特别欣赏它的这种特点吗？
　　房子里挂着另一幅金石家吴平斋（云）的对联：清奇古怪画难状，风火雷霆劫不磨。是多少指出了这一特色的。
　　盖老对我说，他每年都要到苏州来一次，到苏州来总要来看看这几棵树。他借了我的钢笔去，在一张小纸上仔细地画出了这棵树的姿态，画得很仔细，每一个小地方都不放松。他十分严肃地勾出了一幅素描的底本。他说，回到上海以后，要把这素描和照片交给一位画家画出来。
　　他惋惜着这次没有能够把这位教授约了一起来。
　　盖老对山水草木的丰厚感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老艺术家的这种特色在别人身上不大容易看到。他有时候开玩笑地说：我这点本事都是玩出来的。这是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他看见别人玩鸟，就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养过多少种鸟，而且能仔细地说出这些鸟的特征来。不只是鸟，对草虫、花木他都有极丰富的常识，他都玩过。
　　这个老人的生活经历太丰富了。他不只是玩，更重要的是，他有比别人更敏锐的观察、想象力。他的思想非常敏锐，从一件小事可以联想到很多事情，这在一个艺术家说来是更可贵的。我们不必牵强附会地说，他在台上的某一个身段跟这棵古柏的姿态有关，或者说他的性格中间的某些方面也和这个有关。可是，有很多东西都丰富了他的舞台艺术和性格，却是无疑的。
　　在禅房里喝了一杯极淡的本山茶以后，我们仍旧坐了原车回去。
　　春天的太阳到了傍晚是更可爱的。坐在车厢里望着公路两边长得十分繁茂的小树，这些我本来并不认识的树，经过庙里和尚的解释才知道就是夹种着的桑梅。邓尉的梅花是有名的，最盛的地方叫香雪海，可以想见那种漫山遍野开着梅花的盛况，现在已经过了花时，梅花是看不到了。这地方植梅如此之盛，是和蚕桑分不开的。原来更多的是桑田，而在桑田里夹种梅树，则可以避免虫害。
　　从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桑田仿佛可以看到苏州有名的织锦，美丽得像天上的云彩似的云锦。在春天的傍晚，邓尉附近的山光水色里，也正美丽如画。好一片锦绣的山河！
　　一九五五年
　　苏州的杂感
　　到苏州去玩了一次，度过了两天江南最好的秋天。
　　我是冒着雨去的，还夹杂着寒冷的北风，一下子把前两天的闷热都赶走了。照理说，这不是理想的旅行天气。但我还是决心上了火车。下车以后，苏州市上正飘着如尘的细雨。我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又看到了挑了一担碧绿的青菜，跨着悠徐灵巧的步子，一手张着伞，伞柄就搁在扁担上的农家少女。这是只有在苏州才能看到的风景。不过那柄伞已不再是发出特殊气味的油布伞，换上了一把黑色尼龙的自动伞，就只有这么一点儿差异。
　　我上次到苏州距今恰好一年。十多年来只来过三次，因此至今还留着一些生疏之感。这对一个新闻记者正好相宜。只有陌生的地方才能发现新闻。
　　北寺塔重修了。塔前又增加了一座牌坊，油漆方干。外面是围墙，不能走进去看。后来打听了才知道，这座牌坊是从申衙前搬了来的，是申时行的御赐建坊。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坏。申时行的衙早已化为民居了。那座相当完整的建于四百年前的牌坊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就很不调和。搬到北寺塔前，正好起着山门的作用。申时行在苏州是有名的，是明朝的状元兼首辅，也并非什么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但他却是妇孺皆知的，原因是著名的评弹《玉蜻蜒》叙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这是一个风流的故事。一位少年在游览尼庵时和年轻美貌的女尼发生了恋爱，在尼庵里过了一阵快活日子，后来终于死在那里。女尼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不敢留养，将少年的遗物玉蜻蜒缚在婴儿身上一起遗弃了总之是后来发生了一连串悲欢离合的故事。评弹中主人公的名字是申桂生，好像就指的是申时行，我也说不清楚。但在从前，申家是为此经了官的。虽未禁演，但演唱必须改为金桂生，如果谁一说申桂生，就要被捉将官里去。但听客的心里是有数的，大家心照不宣。这倒也是一种巧妙的妥协方式。
　　第二天一早，天气虽然颇冷，但雨已经停了，而且出了太阳，是一个近于初冬的好天气。我很早就到朱鸿兴去吃了葱油开洋面，味道不错，虽然尚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而且著名的虾爆鳝面也不见。此外，朱鸿兴的店招似乎也不曾恢复，我匆匆走出时，竟未注意目前的店名。这时朱鸿兴对面的恰园刚开门。
　　于是我就成为第一个游客。在面临假山、古木、池水的平台上，作了一套早操，偌大一座园子，此时似乎竟为我一人所有了。
　　这以后就到了观前，这时有不少新建筑。在漂亮的文化馆的玻璃展览窗里看到了九十六岁的汤国梁女士在苏州市领导人陪同下中秋赏月的摄影。她是苏州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也是市政协的负责人，精神很好，很难相信已是如此高龄了。
　　汤女士是章太炎先生的夫人。太炎先生晚年就住在苏州。
　　十年以还，太炎先生为四人帮的论客诬蔑得不成样子，现在总算是非清楚了。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近有文侩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这种可恶的现象，一时怕也未能绝迹。因此，看到汤先生的受到人民的尊重，是不能不高兴的。
　　玄妙观已经整理得清洁非常，解放前那种乌烟瘴气不复存在了；但又不免觉得有些冷落。使我吃惊的是，踏进三清殿却发现新华书店就设在这里。那是因为书店的新址正在兴建，尚未竣工的缘故。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
　　花步
　　虎丘，看来还是应该算作苏州最值得留恋的胜地。虽然严格说来，它不应算作园林。
　　虎丘是山，不像别处要用人工来叠石；它是天然的，自然气局也阔大。虎丘在一些名园中历史最古，就算撇开剑池、试剑石这些迹近神话的所在不论，只是那座云岩寺塔，也就古老得可观；因此，虎匠的古树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能比肩的。
　　古树，是园林中最珍贵的事物。亭台楼阁，无论怎样精致豪华，都是可以指日建成的。只有树，要它合抱、参天，除了慢慢地生长以外，没有别的法子想。今天的科学技术虽然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对此似乎还缺少对策。虎丘的古树都编了号，前后山一起大约有五百株左右，三五百年的树是不稀奇的。剑池边上一株老树，就在塔身的右侧，像一把伞盖；它身边的一棵雀梅，从石隙里一直盘旋到涧底，也有百多年寿命了。
　　在千人石后面有一颗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小楼村，原来是从一株已枯死的数百年老树根上萌发成长起来的，有如一株大型的盆景。
　　在千人石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原来是等候照相的人。这是有趣的现象。因此想到，山门外面，过去有许多卖耍货的店铺，现在都不见了。这是应该恢复的。
　　《红楼梦》上说，薛幡从江南回来，带了不少玩意儿，其中就有在虎丘山上捏成的薛幡的小像。这些东西曾经使大观园中的少女喜欢得什么似的，可以推见，它们必然也会使今天的人民及国外的旅游者欢喜赞叹的。当然，花色品种不但要恢复原有特色，还得添出新的式样来，并加以改进。
　　从虎丘出来就到留园去，在著名的冠云峰后面的茶室里吃了一碗茶。
　　比起去年来，留园也新作了一些修饰。那方嵌在壁间的钱大听手书的石刻花步小筑及题记，也重新填了绿色，我愉快地读了一下，在过去，这是往往要被忽略过去的。竹汀居士的题记作于嘉庆丁已（一七九七），那是一百八十年前，这座明代徐氏东园故址刚由刘蓉峰（恕）买进时的事。因为此地的旧名是花步里，所以才题作花步小筑。
　　花步这个名字实在美得很。
　　一面吃茶，一面就在想，文化大革命中，苏州的园林也是遭到了一些损失的。其中最使人扼腕的是，许多名园里的木制联匾都不见了（石刻却大抵幸存，因为搬起来较为困难），至今没有很好地恢复。一座名园，没有了这些联匾，就正如美人被剜去了眼睛，名画被剥掉了题诗。《红楼梦》上说，大观园落成时，贾政郑重其事地带了宝玉和大批清客为园中的许多重要风景点撰拟题属，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些被撤下来的联匾，还都堆放在什么地方的角落里，那就好，取出来洗净、漆过，挂起来就是。
　　偌大一座拙政园，匾额好像也只剩下了三五块。其中最重要的远香堂却在的，但不是原物了。没有年款和题属，只孤零零的三个字，而且是由左而右的。同样的情况在虎丘也有。新建的石亭题额，也是由左而右的，但就在那后面，旧额别有洞天却是由右而左，飓尺之间就发生了矛盾。我看，在这样的场合，也还是保留原貌，不必标新立异为好吧。
　　就在留园的主要建筑、冠云峰后面的大厅里，悬着吴县汪东所书的林泉誉硕之馆的篆书匾额，新漆过并重新填了绿，就好得很。那里还有两座大木屏，正面是壬辰（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吴慧斋、陆廉夫、倪墨耕等合作的《冠云峰图》，背面是俞曲园写的赞。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好像也一直不曾被撤换过。也许在四人帮看来，这些人物虽然同属封建地主阶级，但还不算罪大恶极，因而允许其暂时存在的吧。
　　拙政园曾经是李秀成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解放后也曾作为太平天国忠王府而布置过纪念展览，现在是毫无痕迹了。那原因自然也是大家知道的。四人帮在太平天国问题上别有用心的只突出一个洪秀全，而将杨秀清等一大批开国勋旧全部打倒，李秀成更不必说。现在那用心是路人皆知了。太平天国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如果只有一个领袖人物是十全十美的超人，其族则全是昏蛋，那末这场革命从根本上就发生了问题，而其前后持续了若于年，使清政府几乎覆灭的业绩，也将成为不可理解的神话。四人帮一手炮制的神话多矣，这只不过是一例而已。
　　除非一手能将太平天国通通抹掉便罢，否则李秀成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在这里，采取闭了眼睛的不承认主义是无效的。关于李秀成等人的功过、评价问题，史学界也开始了重新的讨论。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一面吃茶，一面晒着太阳，身上暖暖的，发生了以上一些感想。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谈起伦敦市的名人故居，都在门前钉上一块牌子作为标识。
　　后来因为提出要求者大量增加，官方已经在踌躇，而且提高了名人的标准了。这就使我联想到苏州。苏州的名人，比起伦敦来，怕要加上几倍也数不完。如果也照样钉起牌子来，也必然是令人头痛的事。
　　我想牌子固然不必匆匆忙忙地钉起来，认真考虑一下倒是很必要的，而且有些日就湮灭的遗迹也应该加紧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轻重缓急也要很好地斟酌。
　　使人头痛的确是名人的标准。
　　我们的标准自然应该与伦敦的不同。我们在评价人物时，是一直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的，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也并不两样。除了四人帮
　　和秦桧之流以外，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分析时是必须十分细致的。在社会科学中也应该采用更细密的科学方法。首先要求心中有数，牌子是否要钉、何时去钉，那倒可以慢慢考虑。
　　至于四人帮和秦桧之流，也万不可一笔抹煞，他们的恶迹、罪行要详细地一笔不漏地记下，写入另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
　　文徵明及其他
　　这是去年的事了。在我下榻的阊门附近，有一处过去不曾知道的名迹，是闲谈中从当地的父老口中听到的。马上就去访问，访问的结果却是满怀惆怅。
　　那是在一个有着文衙弄名字的小弄里。苏州某衙前这样的地名似乎不只一两处，可见过去这里的文风之盛，也就是说有许多封建官吏曾经住在这个地方。这里的文指的是文徵明。他并非显宦，不过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他的子孙也大抵都是白衣，真不懂何以会有这样一个阔气的名色。
　　明代著名画家、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故居，现在是一家什么工厂的仓库，要进去参观还得熟人引进。进去一看，有一个几将干涸了的污秽不堪的池塘，北面的一排临水的水阁，一望就知道是明代的旧筑，宛如一条彩虹。窗槛都是细巧的木雕，窗上糊着破报纸。因为是作仓库使用的，水阁中间的一节已经被压得几乎坍下来，彩虹则变成显示经济危机的曲线了。南面的假山上部，有一个乳鱼亭，只有一半露在外面，也是明时旧物。本来这是赏荷的所在，但那池中却没有半点荷花的影子。我当时只是匆匆一望，就走了出来，没有也不可能细看。据说，这里还有博雅堂、梁涧和当年文徵明读书作画的三间古屋，这些都是明代的建筑。
　　据说，文徵明的这个故园叫做敬亭山房。后来归了姜氏，改名艺圃。
　　再后来就一直是绸商的商会，改名七襄公所。苏州的丝织业是有名的，因此这里还一直保存得不坏。拿来作仓库，不用说，那又是四人帮之流的德政了。
　　这样一个大半保存了明代建筑的旧迹，也许由于规模小，也许因为被绸业商人霸占了，过去几乎没有人知道，连撰写《江南园林志》的童患建筑师也不加著录。
　　想来苏州类似的遗址必不只此，现在都还在若存若亡之间，可真是已经到了非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不可的时候了。
　　号称苏州三大名迹之一的文衡山手植藤，本来是在拙政园里的，过去每过此园一定要去看看。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古藤失踪了，找来找去也不见。这次是偶然到拙政园侧的博物馆去看看出土文物展览，才偶然在出口的地方重新发现了它，荒秽不堪。要不是那块端午桥立的小小的石碑，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那有名的古藤。如果发现了一件文徵明的书画，那总是会被珍重地藏在博物馆里的吧？但他的故居、他手植的花木，却不屑一顾，这确是奇怪的逻辑。我看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应该彻底加以消灭的。
　　也是在去年，也是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线索，说是狮子山上发现了晋墓。我就一个人跑了去采访。狮子山确是像一头伏在那里的狮子，也并不十分高大。可是要找这晋墓，却颇费了些手脚，好容易从后山爬到前山，最后还是得到在田里劳动的社员的指引，才在狮子的腹部发现了墓穴。还是发掘以后的原状，墓里还残存了砖扩，墓外则是大量的散堆着的完整的、断碎的墓砖，砖上都有字的，每块十斤上下，上面的铭文是元康三年四月六日庐江太守黄明亭侯主簿高口口，这是西晋惠帝时的砖，距今一千六百八十五年了。这次在苏州博物馆的出土文物展览中看到了狮子山出土的青瓷器，说明中标明的时代却是东晋，至于有字的晋砖，也一块都不陈列。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苏州是一个著名的古城，这确实都是值得骄傲的。但也确实出现了四人帮那样不肖的子孙，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古砖、带文字的古砖、带有显示晋代典型的隶书风格的铭文的古砖，就这样散落在地上，无人过问。这是说明古国的文化遗产的丰富呢，还是四人帮的流毒，应该是易于辨别的。
　　苏州作为一座名城，是国内外旅游者所十分向往的地方。我们确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很好的工作，但也应该看到，潜力还大得很，方面还多得很。不该年年月月总是那些老花样，就是老花样也该不断地丰富、提高，使游览者有更新更大的收获。
　　真是大有可为。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四人帮的流毒还得花大力气加以肃清。
　　如果认真这样做了，很自然，那好处必不只表现在旅游方面而已。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
　　东山之美
　　到苏州的第三天，是一个绝好的晚秋天气。清早，一个人跑到南门车站，登上了去洞庭杨湾的公共汽车。在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日子里，想找一个游伴是不容易的。那么就独游吧！独游也有独游的好处，事先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一切全凭自己的摸索、实践。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你肯请教，广大群众就都是你最好的向导。
　　你会发现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最善良、好客、热情的，他们有最丰富的知识，比起某些职业导游者的刻板、僵化、滔滔不绝的解说实在要好得远。得到同车的东山人的指点，我在一个叫做涧桥的小站下了车，沿了一条平整的石板路走上山去。真是一片浓绿，这早在汽车上所见的公路两侧，就已是如此了。一丛丛的栗子、银杏，布满了公路两侧的冈峦。有许多树我是不认识的，请教了以后才知道，不能不暗暗惭愧知识的贫乏。
　　银杏，我是见过的，而且见过几百年的古银杏，在青城的上清宫的山门楼上吃茶时，我曾凭栏抚摸过一株从山凹深处挺立起来的老银杏的树冠。过去我所见的银杏往往是一对，并列在寺院的山门外面，而这里的银杏则是大片的林。树龄并不怎样高，可也都有几十年、百把年了，真是一种壮观。
　　枇粑，是见过也吃过的，也欣赏过沈石田所画的枇粑折枝。只是这回才真地看见了巨大的老枇粑树，正在开着一球球的花。不用请教，我认得那叶干，但使人吃惊的是它们垂荫如盖的风姿，而且也是成林的。
　　碧螺春，这被龚定庵赞为天下第一的名茶，原来就随地种在山路两侧，毫不矜贵，恰如一丛丛矮小的灌木冬青，它们也正在开着一朵朵白色的并不美丽的小花。龚定庵用秀颖二字形容它，指出它特有的山水芳馨之气，这都是极确切的，使我吃惊的是它们的平凡。人们告诉我，这茶，春天采的就是碧螺春，再返就是炒青，这时候，不能吃了。
　　山路两侧还种了梅树，这我是有些认识的，但却说不准，怕也许是桃树，就向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人请教：是梅花吧？老人回答：对啦，是梅子。这又不能不使我惭愧了。就是在如此简单的植物名称上，也显出了差异。城里人念念不忘香雪海，从小就背熟了孟浩然的踏雪寻梅和林和靖的暗香疏影，不禁冲口而出了。但农家所更重视的却是它的果实，其实也不只是农民，曹盂德就曾鞭梢一指，用远处虚幻的梅林，解除了大军的干渴：青梅煮酒，也是曹孟德和刘玄德的典故。可见在三国两晋时，人们对梅树的兴趣，也是着重于果实。
　　到了北宋，住在苏州的著名词人贺铸的名句也说：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还是梅子
　　这样想着，走着，山路一折，看见了隐蔽在浓绿丛中的一座小巧的古庙。新粉过的黄色墙垣，在阳光中特别艳丽。没有山门，（山门应该在山脚下的什么地方，早已毁去了。只还剩下一个极古朴的石瓷方池，有鸭子在池中游水，这一定也是古寺原有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个小门进去，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当中则是大殿。殿后还有一进，左侧也有一进，都很小巧。大殿也一点都不富丽堂皇，紫金庵这一组古建筑却小巧得恰好。
　　看得出，这里最近经过整修，也粉刷过。我觉得这一切都做得十分出色。人们并没有大兴土木，把这地方弄得金碧辉煌。小小的庭院里洁无纤尘，每个院落里都有两株古老的花木。那是金桂、玉兰、山茶，树身周围都环绕着石砌的八角花坛。
　　虽然不是花时，但看看那古老的树干，古拙的、盘旋伸出了殿角的枝条和那一片绿荫，真使人感到宁静、舒适。随喜了著名的古代名塑罗汉以后，就到左侧的别院白云居里去喝茶，那里供应本山的碧螺春。
　　金黄、娇艳的日影，洒满了小小的白云居，在茶座上可以望见小院里古老的山茶、短垣和墙外的满山苍翠。
　　喝着茶忽然想起了《江南园林志》作者的一些议论。他回忆解放前的拙政园时说：今虽狐鼠穿屋，薛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爱拙政园者，遂宁保其半老风姿，不期其重修翻造。
　　他又批评那时的狮子林说：惜屋宇金碧，失之工整。又在论庭园布置时说：且石径之苦薛未生，亭台之青素刺目，非积年累月，风剥日侵，使渐转雅驯不为功。
　　在有些人看来，这真不免是一连串怪话。然而我是相信的，他说得很不错。
　　当然我并不主张使园林都荒芜败落，不成样子，但我也不赞成把它们弄得俗艳。
　　这是有道理的。就如眼前的宋塑，有些地方是经过后代好心的善男信女重装过的，因为手段拙劣，就弄得不成体统，反而损害了原作的丰姿。相反，那座观音没有经过后人的手术，就极好，使人真正认识了古代名工的手段。博物馆里的出土青铜器，都保留着斑斓的铜锈，为什么不一擦拭，恢复它们的原状呢？那道理也一样。
　　重新整修过的紫金庵就做得很好，不再荒秽了，但也没有打扮得使人触目惊心。这是值得称赞的。
　　在白云居里坐了一会，吃到那盏碧螺春已经有些淡了下去的时候，就动身回到东山去。不打算走公路，想穿山而过。人们警告说，不熟习山路，陌生人想独自走回东山怕有些难，但我还是决心闯闯看。先是穿过了一片山村，是一片古旧但颇齐整的民居，建筑都坚实、讲究，看得出这里一直就是富庶的地方。石板路一直穿出村外去，好一片漫山遍野的果林。慢慢地走上山去，扑面而来的是一大片结实累累的橘林，正是橙黄橘绿时，少女们用剪刀在采橘子，不一会，地上的筐就满满的了。我还在路边发现了一种陌生的树木，说不清是什么品种，打听的结果，原来就是洞庭东山著名的杨梅。
　　爬到山脊，在路边的石块上坐下来休息。放眼望去，这一片山岭已经很少空隙，几乎全都布满了各种果树。人们在繁忙的收获季节，还在开辟着新的林地，这都不过是果林中间一些小块的隙地。用水泥结构支架着的水管也铺设起来了，水是从山下提了起来的。
　　跨过岭去，面前是又一座山屏，只是在屏风缺处望见洞庭的一角。
　　这时从另一条山路上走下一个中年的农妇来，挑着一副担子，带着两个小女儿。问问她，知道是到东山镇上去的，于是就结伴同行。一路上打听她这里的生产情况、农家收益，证实这确实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当地的劳动日值总在一元以上，生产队主要是经营果树，自己也种粮食，不过只能供应口粮的一半不到，缺额由国家调拨补充。收入最好的是枇粑，茶也不坏。又说今年的大旱，果树也有旱死的，所以新建了水利灌溉的装置。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非常出色的，洞庭山一带是经济作物区，也实在经营得好。前些年四人帮打着以粮为纲的招牌疯狂破坏农业，也不曾受到太大的影响。按照四人帮的政策，这里的梅子、银杏、枇粑统统应该砍掉，在石头上面叠起梯田来种庄稼，才算得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吧。这里的人民是聪明的，他们顶住了这股反动的狂风恶浪。
　　下山时又穿过了几处村落，房舍也都清洁齐整，老太太坐在门口照管着鸡群，和走过的农妇打着招呼，互相问候。这样走着走着，就又走进了一条狭狭的长街，店铺也多起来。街道很狭，在一家药店门口停着一部板车，我们都只能侧身才能通过。车上满满地装着扎得紧紧的枇粑树叶，这是重要的中药药材。走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早已到了东山。
　　这道长街，怕有四五里吧。
　　新修的洞庭饭店里真是座无隙地。坐在桌上等菜时，忽然想起了文学史上占了颇重要地位的田园诗。
　　从紫金庵走回东山，一路上所闻所见，美丽如画的山水草木，淳朴可爱的农家男女，鸡鸣犬吠，流水板桥。这一切在久居城市的人看来，真是可亲可爱，不能不产生留恋，总想什么时候能到这样的地方住些时就好。《红楼梦》写贾政游园，走到稻香村时，发表了未免引起我归农之意的评论，不是不可理解的。不过前两年刘大杰教授在一本文学史著作中，论及田园诗时，却把这样的思想定为貌似超然于尘俗之外，其实却是儒家政治路线的产物，那可真是危险之至。如果依照教授的指导，做人可就艰难了。谁都不想充当教授指派的失意的儒家反动派，挂起无道则隐的幌子的逸民，像我今天的旅行，一路之上就必须闭紧了眼睛，什么都不见；或者睁开眼睛，也得像翠屏山里的头陀似的，一路高声呼叫批判儒家的咒语，这才庶几可免于难的吧。
　　田园诗的时代，大抵是已经或即将过去的了。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农业的面貌必然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机械代替了扁担、铁锚，养起鸡来也要工厂化，老太太养鸡的优越性也很快就要过去的。这都是无疑的、值得高举双手欢迎的伟大的新事物。不过我想，到了农业现代化完成之日，东山的山水一定还是在的，而且将更加美丽。
　　新田园诗也必然会茁壮成长起来。作者也不再是什么士大夫，而是更广大的从新农民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诗人队伍。人们从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必然还会有他们自己的闲情逸致，但这无疑已是崭新的思想感情了。
　　这样想着，慢慢安下心来，吃着红烧划水了。这时从门口又传来了叫卖新菱的声音。而这座新建的饭店，也实在显得大小。时代的步伐委实快得使人吃惊，许多新采取的措施、新进行的改革，不要很久就又变成落后于形势的东西了，这座新建的不算小的洞庭饭店就是一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钱柳的遗迹
　　过去我到过两次常熟，都已在二三十年以前。两次都是来去匆匆，没有过夜，只到了必须也应该去的几处地方。破山兴福寺、言子墓、剑门、拂水，还有王四酒家和城里的山景园。其实常熟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旧迹，如黄子久的墓，吴渔山的墨井，毛子晋的汉古阁，翁同酥的故居
　　这许多，有的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有的已化为民居或闲人机关、工厂，打听起来，人们也往往说不清楚，这是不能不使人惆怅的。
　　常熟过去是文风极盛的地方。凡是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必然有它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这里是三吴地带有名的鱼米之乡，富庶非常，只要看那地名就可以知道了。（《百城烟水》说：常熟县，其地丰穰，故名。）过去人们常说的苏常，就是将它和苏州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地方，必然读书人多，也就是大小地主多，又必然产生大量的官僚、豪绅，同时像诗人、文士、画家、藏书家、出版家、艺人之类的副产品也就多。五六十年前常熟人丁初我编印了《虞山丛刻》、《虞阳说苑》（有甲乙编）等书，《说苑》收入了几十种笔记、纪事，详细地记录、反映了晚明清初当地社会的种种形态，繁华腐朽，没落荒淫，真是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这是非常珍贵的社会史料，虽然不曾着重反映对立面的种种，但劳动者苦难悲惨的生活，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在《虞阳说苑》中着重介绍的重要人物，是典型的地主豪绅乡宦钱谦益（牧斋）。钱收斋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和丧失了气节的人。
　　他先是东林的头面人物，后来又投降作了贰臣，晚年又搞过一阵子兴复故国的地下活动。同时他又是那个时代一位重要的学者与诗人，在明清之交的学术界和文坛上，是有很高威望与成就的人物。但因在政治上的堕落，他的这种地位也明显跌落了。清朝也不喜欢像他这样的人物，他的著作后来一律成了禁书，连旁人的著作因有他的一篇序也不免要连带遭殃。钱牧斋的大半生住在家乡，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幕后的）、著作生活都在这里进行。他所作的许多坏事给同乡带来不少灾难。他在常熟修建了绿云楼、拂水山庄、红豆山庄等园亭别馆，晚年与柳如是同居在这里，一直到死。
　　河东君柳如是也是只能在晚明那个特定时代才能产生的极有特色的人物。她是有名的妓女，又是出色的女诗人；她后来成为钱牧斋的爱妾，但在政治上又给钱牧斋以很大影响；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反抗封建礼教的被侮辱与损害者，在那样的社会里她力所能及地对封建制度、规条进行了轻蔑的抗拒与斗争，最后战死了，但她直到死也没有屈伏。她在这方面的言论与表现比起与她同时的顾横波、董小宛来，无疑要高出许多。
　　过去两次去常熟，都曾向当地人打听过拂水山庄和红豆山庄的遗址，没有人知道。至于柳如是的墓就更不必说，没有一个人曾经听到过她的名字。不过在清代，情形可不是这样。她一直是一位为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她的死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轰动，连汇集案卷、传说、流言而成的小册子也出现过好几种，人们对她的兴趣也一直没有减退过。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钱塘陈文述到常熟来当县官，访得了她的墓址，重修立石。陈文述是刻意模仿他的同乡先辈袁枚的，自然会作出这样一件雅事来。一时诗人文士赋诗纪事，热闹非常。但从旧书里也只能知道柳夫人墓在拂水岩下，受翁之家即在其西偏（钱泳）这样简单的纪录。
　　陈寅格先生的遗著《柳如是别传》三巨册出版了，三百年前死去的这个女人好像又受到了注意。她的遗作《戊寅草》和《湖上草》也已影印出版。前不久，在杭州孤山之麓曾见到了那原本，这次来到常熟好像非要访问一下她的墓地不可了。打听下来，说这墓还在，当地热心的朋友还答应陪我一起乘车往访。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只不过是一座土墩墩，没有什么好看。我自然也明白，并未期望这里会有怎样奇丽的亭台苑圃，但终于还是决定前去，就像三十多年前的到处访古一样。一天下午，在一位三轮车工友的帮助下，出了常熟西门，沿虞山山麓走去。沿山的公路两侧集中了许多工厂，水泥厂、砖瓦厂、铸件厂、电池厂鳞次柿比，公路的路面不好，车身颠簸得厉害，车子只能慢慢地踏，比走路还要慢。路上要经过许多山坡，这时就索性下车步行。雨后初晴，太阳正好，没好久就暴渴起来。这样一直走到三条桥，人烟逐渐稀少了。右面是一排虞山，左侧是一望无际的田垄，尚湖也看不见。我想寻访的土墩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只有天知道。
　　这时前面又出现了一家工厂，这可能是最新建成，也就是最末一家工厂，因为沿公路望下去，再没有了别的厂房和烟囱。厂门入口处有几位工人坐在那里休息。心想他们未必知道什么钱、柳的故事，不过还是姑且去问一下吧。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一位青年工人，在征询了两位老工人并得到确认以后，指示我说，钱牧斋的坟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还在路面上画了一张草图，说这墓正对着虞山剑门泉水流下的一条涧槽。至于柳如是墓，他们是不知道的，好像就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过。
　　我们高兴起来，按照所指的方向走去，没有好久就找到了钱谦益的墓。
　　正好贴近公路左侧，在田垄的边上，有两个不显眼的土墩墩，上面长满了荒草。钱谦益的墓上有两块石碑，一块是较小的旧碑，上面写着东涧老人墓和集东坡先生书，尚湖渔者题字样。但可以肯定，这不是陈文述所立的原碑了，碑文是一手工整的楷书，完全没有东坡的气息。较新而高的一块碑上写着钱牧斋先生墓五字，背后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三级，第一零九四号字样。
　　三轮车工友好像对这发现也发生了很高的兴趣，他帮助我辨识碑文的字迹，又指给我看，这墓真的正对着从山巅剑门下来的笔直的涧槽，一些偏差都没有。
　　他还称赞这地方的风水大概确实很好。我想，照过去堪舆家的理论，从剑门流下来的山泉，一下子都注到这个穴里了。好，大约就好在这里。经过十年动乱，像钱牧斋这样的人，墓地竟自得以保存下来，也的确有点稀奇。不过我想恐怕这并非风水的功劳。
　　工友对这墓的幸而获存的解释是大概因为这人有点小名气。这解释并不能完全使我满意。在江苏省一千多处三级文物保护单位里，有多少能有这样的幸运呢？
　　翁同酥在《瓶庐诗稿》里有一首《东涧老人墓》诗：秋水堂安在，荒凉有墓田。孤坟我如是（墓与河东君邻），独树古君迁（柿一，尚是旧物）。题竭谁摹宋（碑字集坡书），居人尚姓钱。争来问遗事，欲说转凄然。
　　翁同酥这诗可能作于光绪戊戌（一八九八）被放归田之后，那么所说应该是八十年前的光景了，大体上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状况，不同的只是新添了一条公路，那株柿树也没有了，集坡书的旧碑他倒还看到过。从这诗我却得到一种启示，住在这里的农民大约有许多还是钱氏的族裔，这就难怪打听起来，人们都还知道遗址，而在动乱之中，可能也因此而得到了保护的吧？
　　在钱牧斋墓的右侧，紧挨着的是另一座较小的墓，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支族所立的碑上写着明赠光禄大夫宫保礼部尚书景行钱公之墓，这是钱牧斋的父亲钱世扬的墓。再走过去，穿过两垄种着瓜菜的田畦，就可以看见另一座墓。
　　这墓也紧靠公路边上，方方的，四围有矮石围栏，墓前有两只长方石柱，也很旧。
　　论规模、形制，都比牧斋墓气魄更大，但无一字碑竭。按照旧时记载，河东君墓就在钱墓左近，而近旁除此也更无其他旧家，那么这应该就是柳蘼芜的埋骨之地了。
　　陈文述写过一篇《蘼芜家辞》，前面的小叙说：墓在拂水岩下钱园之内，即耦耕堂故址。孤家荒没，华君竹楼为余访得，乃茸而新之，且树竭焉。
　　这就告诉我们，这一带正是钱园的故址，秋水阁、耦耕堂这些建筑物也都在这里，钱氏家族墓葬也附于此间，新修的公路正是穿园而过的。
　　这时从村子里踱出了一位老人，他指给我们看，公路对面的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古墓，有石人、石马，前些年都被破坏了。我就爬上去看，除了几堆白石碎块之外，什么都不见。也许并不是墓葬，却是钱园遗址的残迹也说不定。至于在桂林殉难的瞿稼轩的墓，从书上知道是在拂水后面的山拗里，访寻更是困难了。钱、瞿是同乡、师生、亲串，但两人的晚节却天差地远。今天知道瞿式耜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寻访的结果使人满意，我们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途。当车子驶过工厂门口时，那位青年工人又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还拿着油漆刷子。他告诉我们，王石谷的墓就在来时路上前面不远、电池厂侧边。真是值得感谢，又觉得高兴，在常熟遇到了这样的青年人，知道钱牧斋和王石谷的工人。可能他是搞装潢的，因此才对这位同乡的大画家怀着非凡的感情的吧。三轮车工友向我打听王石谷是什么人，我说是个画画的。他不禁叹息说：这些人真伟大，死了多少年，还有人牵记。
　　我们把车子停在公路边的草丛里，一直向下走去，在工厂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找到了这墓。这里的风水也极好，正对着虞山另一座主峰的中线。墓很完整，四面用石块叠起了圆圆的墓围，上面长着一棵小树。前面的墓碑上写着清画圣王石谷先生之墓，是同里后学翁同酥谨题的。碑立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春，是石谷的八世孙重修的。工友是知道翁同酥的名字的，而且知道他是皇帝的老师。
　　这使他对睡在这里的画画的人平添了许多敬意，同时还惋惜至今不曾见过翁同酥的墨迹。
　　在墓园后面正中嵌着一块乾隆甲戌（一七五四）石谷的孙子邦斡、邦藩等所立的旧碣，极小而寒伦，刻工也很草率，可见王石谷和他的后裔都并不富裕。他实在作梦也不会梦见他的作品今天在市场上的价值。
　　石碣上面罩着一座小小的碑帽，这后面就是田垄，种着一片山芋。
　　这座墓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很幸运的。也许因为乌目山人只不过是个画画的，又不曾作过官，才得到宽免的吧。奇怪的是墓前并无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碣，难道王连三级文化名人都不够格吗？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追记瞿凤起云：柳氏墓在虞山西麓，丁丑夷寇入侵，虞山首当其冲，盗贼乘机横行，柳墓被发。逾时始有好事者饬工畚筑重封，得免风雨之侵蚀，以庇于安。又引柳如是像跋云：岁庚寅，柳夫人墓被发。逾数月，鹿门居士西郊祭扫，过而见之，亟饬工畚筑重封。（《中华文史论丛》二十一辑）丁丑是一九三七年，庚寅是一九五零年。这样，柳墓曾先后被盗掘过两次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记
　　访书
　　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鲐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
　　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
　　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辰伯，因为他是义乌人，与骆宾王是同乡。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终于敲开了。书店的主人是认识他的，就热诚招待。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善本不少。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西谛大声连赞好书。其实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想买，也没有余钱买书的。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机会不能放过！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
　　从这家书店出来时，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给秋夜的微风一吹，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至少还有十多家，怕是不能遍访了。正是酒已都醒，如何销夜永？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终于想出主意，要去看江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而且后来知道，这实在也并不是江义庄。
　　这次访书的经过，想来虽然有些可笑，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那以后，我就时常到苏州来，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真是书的海，不只是书店，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连地上也都是的。相熟以后，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秘本、残书。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将所见、所闻、所得记下来，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洞的《琉璃厂访书记》的。
　　不过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好久，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座谈纪要》以后，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神话似的故事。总的说来，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如果记下来，其奇诡、悲壮就更非李南洞所能梦见。
　　自然，那些熟习的书店经营者，也一个都不再露面，久违了。
　　这回，当我从恰园出来，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真的是意外，十年不见，彼此都还无恙。
　　于是被让进内间，泡了茶，坐下来谈天。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7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
　　现在终于无恙地回来了，那就好。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今后如何开展保护、征集的工作等等。
　　问题有一大堆，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就略之。
　　好书是日见其少了，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嘉靖刻的贾谊《新书》，冯班校来本；毛斧季的抄本《麻纺集》和《梅花袖》；归昌世的稿本《假庵杂著》，是记苏州掌故的；黄丕烈跋的明抄本《野客丛书》
　　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虽然看下来不兔使人失望，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为了不虚此行，积习难改，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金陵刻本的《煮药漫钞》，书是薄薄的一本，只二卷，是诗话之类的东西。作者则是嘉兴叶伟（松石），他是在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
　　叶松石在光绪六年（一八八零）又重游大阪。此书则是病中所记，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买到这本小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新阅肆得到的第一本旧书；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得到此书，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日
　　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荏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恰园，现在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
　　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的《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版，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
　　《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刻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够。石作飞白者一，作翳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绵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
　　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像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类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
　　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邻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于是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作宝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映、杨寿棋、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作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作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
　　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于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版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
　　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版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的到利润也不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酉有啥用？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苏州的书市
　　近来很少到苏州去了。前些年可不是这样，五十年代有一阵子一个月总要去两三次。后来踪迹渐疏，也是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三次。是什么吸引我这么舍不得苏州呢？虎丘、山塘、灵岩、天平、拙政园、网师园、松鹤楼、元大昌这些当然都是使人流连而不忍去的所在。不过说到底，苏州对我最有吸引的地方是那些旧书铺、书摊。
　　当年的护龙街、今天的人民路，从察院场朝南，几乎整条街都是书铺，连马路边上的地摊上都是书。出了火车站，赶到观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书铺，这一逛就是半天。玄妙观里、景德路上也有书铺，不过去的机会较少。有一次坐三轮车到阊门去，忽然发现路边竟有一家书店，赶紧停车，跑进去一看，竟自买得了一册明万历刻的《草堂诗余评林》，书只剩了一半，但却是书林刻本（所谓坊刻），在各家藏书目录上都没有著录。我多年来留神买各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前后所得有五六种，这个残本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首先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当时的苏州是无时无地不能得到中意的旧书的。
　　一九四八年秋，吴晗从北京来沪，想乘飞机去港转赴解放区，不料机场要凭附有照片的身份证，走不成了，只好躲在上海朋友家里。那时郑西谛刚印好了一部《玄览堂丛书》，送了一部给他，正好供他闭户读书，消磨岁月。不过总是看旧书也不免气闷，朋友们就约他到苏州去玩两天散心，同去的还有叶圣陶先生。车到苏州，有人接待，吃罢夜饭，已经是七八点钟了。郑西谛忽发豪兴，说我们去访书去！
　　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一家家叫开了门进去看。我们先到玄妙观中的李德元书铺，主人拿出了三本书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册嘉靖赵府味经堂刻的《谈野翁试验小方》，板式很特别，巾箱本，板框四周是阴文刻花的阑。味经堂刻的这类小册子很多，多是未见著录的，这本《小方》在《千顷堂书目》中却有，西谛就撺掇我买下了。同时买了一部康熙刻的《骆临海集》，价钱只及《小方》的十分之一，随手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义乌人，他的同乡。喝得半醉的西谛又带领我们走上了护龙街打开了一家书店的排门，走进去一看，满壁琳琅，整架都是清初刻的大部头各省方志，是许博明的藏书。西谛激动极了，连声说：这些都应该买下来！可是我知道他当时正是一文不名，不久前还卖掉了一大批明本书，有一本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筐书目》放在寄售的书店里，可是一见有价值、难得碰见的好书，不管力量够得上够不上，还是说：这些书应该全部买下来，不能让它流散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爱书如命、豪情满襟的人。
　　一九四九年秋江南解放，我到南京、无锡、扬州去采访，顺便也看看书。回上海的那天，经过苏州，已经是傍晚了，天上还落着深滞暮雨，还是捺不住下了车赶到护龙街上。在集宝斋看到了一屋旧本书，那是刚收进来的不知谁家的旧藏，从地板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一座书山。
　　要一本本地看是不行的，只能抽。就这样我随手抽出了一本清初刻的女词人徐灿的《拙政园诗余》，真是高兴极了。书刻于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大字疏行，依旧保留着晚明风气。纸用棉料，前有陈之透序，卷尾还保留着她的几个儿子的校刻题名，旧为江山刘履芬藏书。此书她的同乡、著名藏书家吴兔床也不曾见过，刻《海昌丽则》时似乎根据的是个抄本。像这样以极偶然的机缘得到善本书的事，在别的地方是难得遇到的。
　　来往熟了，因之也结识了许多书友。琴川书店夏淡人是很能谈谈的一位，尤其可感的是他允许我到书店楼上去随意翻看他所藏的大量残本。
　　我买书是不弃丛残的，因为这些旧刻作为板刻的标本，自有其价值，有些还是不见全本流传的。有一次，得到一本《广川画跋》，只剩上半，是嘉靖刻本，白棉纸印。书既少见，尤其有意思的是这是明代快雪堂主人冯梦祯的藏书，前后有三四方印记，刻得精极。又一次，看到一本巾箱本的《坤雅》，只存上半。看样子是万历刻本，但其中又夹杂了许多补刻的插页，小字写刻，时代似乎更早，终于不知道是什么本子。特别吸引了我的是书前有一方顾贞观印的白文方印，正是顾梁汾的藏书。
　　夏君告诉我，这书的下半可能还在，要等配全了再给我。果然，没有好久，全书就寄来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书从藏书人家里流散出来的情景，有时是乱七八糟地论斤而出的，身首异处的情形正是常事，它们没有落到还魂纸厂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护龙街两侧有许多小巷子，好几次经过马医科巷，知道这就是俞曲园的故居所在。多次走进去打听，都没有找到。直到前两年曲园重新整修开放，才有机会去访问。原来这是在巷底深处，只修整了春在堂的几处屋宇，曲园好像还没有动工恢复。
　　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则云：桑在京师，许文烙招饮于其养园，花木羁然，屋宇幽雅，颇擅园林胜事。文烙云：冉地山侍郎尝病吾以杨木为屋，恐不耐久。吾日：君视此屋可支几年？冉日：不过三十年耳。吾日：然则君视许滇生尚可几年耶？冉亦大笑。余谓，公此论真达人之见也。未及数年，公归道山，屋固未记而已易主矣。余在吴下筑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园，名曰曲园。率用卫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为之。或虑其不固，余辄举文烙语以解嘲焉。这一节笔记写得很好，不但显示了主人的胸襟怀抱，也说明了曲园之不与拙政园、恰园等相提并论的作意。这正是一座学人的家园，其文化气息远胜于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虽然在一般游人来说怕要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在护龙街畔有这样一座小园正是十分合适的，比起恰园来似乎还更有趣些。
　　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这要看来，俞曲园转述许滇生的话，还是有点意思的。时代大踏步前进了，许多旧事物，包括文化环境，免不了淘汰、鼎新，正不必发许滇生那样达人的感慨。历史旧的一页翻过去了，可历史总是历史，是不应该淡忘的。
　　我看苏州虽然不是苏州人，但对我来说，苏州实在是有如第二故乡那样的地方。近四十年来，曾到过苏州多少次，实在已经记不清。开始时是隔一两个月就要去一次，也许还要多，后来逐渐稀落下来了。现在已不常去，但每年总还要到一两次。
　　这样说，应该对苏州是有很深的情份和了解了，但事实也不尽然。
　　苏州是以她的山水、园林、饮食著称于世的，这就是每一个初来苏州的游客必须领略的要点。习以为常，一提起苏州，好像就不过是逛灵岩、虎丘，游拙政园、狮子林，吃松鹤楼的松鼠鳜鱼、石家饭店的鲐肺汤，如此而已。这当然是很浅薄的游览方法。不过，限于时间、条件，一个匆匆的过客也只能如此。我虽然算是个老资格的游客，也难免不受到这种认识的限制。如洞庭东山，我只是前两年才到过一下，又乘车环山走过一转，西山就至今没有去。名园如汪义庄的假山，因为圈在刺绣研究所内，至今还没有瞻仰的机会。至于吃，那更是管窥四测了，给美食家听见，只能引起暗笑。但无论怎么说，对苏州还是很有感情的，有所了解的，尽管很肤浅。
　　不管怎么说，说苏州是一座文化古城、名城，是千真万确的。她的一切特点，都和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积累分不开。苏州的山水其实并不雄奇，只因曾经有许多著名的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种种不同影响的人物，在这里居住过，流连过，或死后葬在这里，就使并不雄奇的山水变成了名胜与名区。花园与饮食也是一样，无一不是悠久的高度发展兴旺的民族文化的创造与积累。从这个角度观察，檀香扇、评弹、茶馆、盆景这些就都可以网罗在内，它们都是不可缺少的完整的苏州的组成部分。
　　解放以来，苏州确是经过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天我们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这个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具体落实到苏州这个地方，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解答，也有不少经验需要总结。
　　苏州和别的许多城市不一样，不能省力地把别处的建设规划搬来使用，应该充分考虑古文化城这个特点。这就给苏州的建设带来不少困难，事物总是有弊有利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几个建设文化名城的试点城市，那苏州将是非常理想的地方。
　　有那么多困难问题要妥善地解决，这正是最好地施展人们的聪明才智的机会。出了好的经验，对全国都有大用。苏州在这方面做出出色贡献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我想我们应该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理解这个古城。虽然来来去去了若干次，现在看来却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譬如，苏州本来是人家尽枕河的水乡，但今天这个特点大大减色了。
　　著名的洞庭西山风景区，因为开采石料，把秀美的岩洞也炸掉了；车出灵岩，迎面而来满山都是小墓碑，这是非常难看的风景，不能与天平的万笏朝天相提并论。
　　过去我的常来苏州，主要是给玄妙观、护龙街的无数书店与旧书吸引来的。
　　现在这种特色是难以恢复了，但也不能不努力，恢复哪怕是百分之几也好。
　　在文化领域内开发建设新的项目，更是当务之急。花园只是那几座，来多了也要厌的；旧书就两样，它和未曾发掘发现的地上地下文化一样，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观察，苏州的文明建设正是前途无量、前景广阔的。
　　丰子恺过去画过一张漫画，画着一个穿长袍，披围巾，带副墨镜的人，嘴里衔着一支香烟，右手托着一只鸟笼，题日苏州人。这漫画是画得好的，确是画出了当时苏州的某一方面的特点。看到这张画时我还在北方读中学，还没有到过苏州，看了觉得好笑，心想天堂里的生活其实并不值得羡慕，这样的神仙日子，恐怕一天都过不惯。解放三十多年来，苏州确是经过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形象再也看不到了。
　　今天在花园茶座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退休老同志在喝茶、下棋、看报、谈天，但找不到一个带有那种气味的苏州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对文化的理解、态度、看法是会改变的。应该向好的，健康的方向变，这是一点都没有疑义的。漫画家笔下苏州人所代表的那种文化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知道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不过这并不是今天所要恢复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
　　宜兴之秋
　　宜兴据说是洞的天下，迄今探到的山洞已在四十个以上。善卷和张公是早就无人不知的了，新近开发出来的是灵谷和慕蠡。洞中石乳磷峋，奇峰叠起，水道索回，飞瀑悬空，阔大幽深，各极其妙。匆匆游览，许多印象都已彼此重叠，事后追忆，竟无从一细说。导游的同志更是用心指点，说出了洞中奇峰异石的不同名色，神仙佛祖，异兽奇花，也都各有一个奇幻的故事。虽然只在似与不似之间，到底目不暇接，难于省记。回来后翻读《荆溪词初集》，无意中竟发现了陈维岱（字鲁望）的一阕《满江红》，词题是《游张公洞》。词中不少白描，颇能写出洞中风貌，也不只是张公一洞如此，用来概括诸洞的共同特色也是可以的。现在就将三百年前宜兴词人描绘故乡风光的作品介绍在下面：移此山来，是当日愚公夸父。还疑情五丁力士，凿成紫府。曲磴崎岖犹可人，悬崖逼侧真难渡。只洞中蝙蝠共飞攀，羊肠路。石窟者，形如釜。石突者，形如鼓。更左拿右攫，狰龙狞虎。仙去已无黄鹤到，人来尚忆青鸟舞。渐云迷丹灶日西斜，催归步。
　　这阕词使用的是白描手法，虽然开始时运用了些想象，带有一点浪漫气息，到底还是紧紧扣住了眼前的真实。创作态度则是老实的，远不及今人的来得浮想联翩。
　　当我们坐了小船沿着善卷洞的水道向洞口划去时，撑船的导游就指着眼前的一方石壁说道：站在那里的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不过他已经离休，现在是到洞里来定居了。就曾引起人们的一阵哄笑。
　　到善卷洞时已是黄昏，正好是这里开展夜游的第一天。先在洞侧的餐厅内晚饭。
　　推窗远望，一轮圆月已经挂在天边，四周是萧森幽意的参天竹林。
　　在这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清秋之夜，真的感到了一种醉人的静趣。这天除了我们一行几乎没有别的游人，这就给了我们以从容观赏的机会。
　　遗憾的是无法看到唐代的题名。弃舟出洞以后在夜色迷蒙的山径中穿行，在暗黑中看到路边一座丰碑上刻着碧鲜庵三个朱红大字，这就是传说中梁祝读书之处。不过善权寺的大殿和藏经阁却早已毁去了。
　　宜兴是江苏有名的竹乡，到处都能看到茫茫的竹海。我们下榻的地方在城外的群山丛中，有一个很好的名字静乐山庄。住室背后和大门左右到处都是绿竹，清晨在这里散步是很有意思的，往往流连忘返，过了早饭的时间。山居幽静，夜里坐在屋里泡一杯宜兴著名的绿茶来吃，也是一种享受。在整日奔波参观游览之惊，坐下来细细地回忆一日的见闻，听听朋友介绍有关宜兴的种种故事，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夜深。
　　我们曾先后参观了陶都制作紫砂陶器的工厂车间和陶瓷陈列馆。说起陶器，人们总忘不了春秋时越国的范蠡，是他的别号陶朱公使他与宜兴的制陶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其实从考古发掘看，宜兴陶器的产生还要早得多，可以上推到四五千年以前。看来范蠡应是第一个发现了陶器的商品价值并加以发展经营的企业家。
　　紫砂茶具的制作是千变万化的。可惜这次没有看到有名的供春壶和更多的明代制作，不能辨析从明到清风格的衍变。陶器和家具一样，明代制品的主要特征是古朴、单纯、典雅，逐渐流于繁褥华丽正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古朴并不板滞，造型的特征、线条的变化，处处都凝聚着匠师的心血，是奠定紫砂艺术的基础，是不可忽视也无从替代的。清代中最著名的曼生（陈鸿寿）壶也没有能够见到，更是可惜。这是诗人文士参加艺术制作的特例，给紫砂制品的风格发展以很大影响。在清中叶的极盛时期，宜兴的有名匠师不但在当地制陶，还被聘请到不少地方去从事创作。吴骞在《桃溪客语》里记：国朝宜兴陈远工制沙壶，形制款识，无不精妙。予目中所见及家旧蓄者数器，意谓即供春少山无以远过也。远字鸣远，号鹤峰，或称壶隐，挟其技以游四方。名人胜流竞相延结，海宁则杨晚研、曹廉让诸公尤所契赏，故至今遗器独多。海盐则涉园张氏假馆亦最久。
　　吴骞又说：陈子畦、徐次京、孟臣、郑宁侯并沙壶名手，第不详何代人。或云子畦即远父。
　　这些工艺美术家的名字，如不见旧记，今天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了。
　　他们的作品也许在博物馆里还可以找到一二吧。就连曼生壶，人们也只记得在宜兴做过地方官的诗人画家陈鸿寿。他又是著名的篆刻家，西冷八家之一，这恐怕与他的参与设计、题词刻铭有重要的关系。但实际进行制作的匠师呢？没有人能说得出。
　　这就使人觉得，今天在陈列馆里为有成就的当代工艺师设立档案专柜，使参观者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辛勤业绩，感谢他们给人民创造了美，实在是太好了。
　　一天下午我们来到周处的祠堂。这在一条曲巷中间，新近经过整修，但也只有一座空落落的享殿。殿后原来周处墓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楼房。殿前有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立的《重建周孝侯庙记》，殿中壁上铃有唐元和六年（八一）、元至元再元四年（一三三八）和明正德中几通旧碑，据传是周处所写的云龙风虎四个大字也还无恙。
　　周处是宜兴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名人，射虎、斩蛟都是他为地方上做的好事，但人们看重的还是他本人最后的改恶从善，不再以恶少的姿态出现，也不再给地方上增添麻烦。《除三害》至今还是戏曲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反映的正是对人的因素的重视远过于自然灾害之上，不能说不是一种朴素而健康的思想。周处斩蛟的长桥已经没有了，不过按照王百谷的意见，这桥实在是应在西氿当中的。
　　离开周孝侯祠就去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的府第去参观。这里还保存着十来幅壁画，是颇有水平的山水画，较他处所见更为工致。不过画中却是有人物的，据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后期，已突破了前期禁令的束缚的缘故。府址现在已改成地方史的陈列馆。从几帧照片上得知，当地还保留了明代建筑徐博的白虎堂和卢象升的旧宅，可惜没有机会去一看。
　　最后在院子里却看到了重一百三十六斤的卢象升的练功刀，铁锈斑斓，通体作古铜色。清江杨延鳞有《悲巨鹿》诗，小序说：崇须十有一年十二月，卢大司马以阳和朔西之师，遇回贾庄。己亥，域获殊众，生擒酋首一人。
　　明曰庚子，口数万尾至。日中，司马死之。说的就是象升的结末，他是极为悲壮地战死的，死时还不到四十岁。至今宜兴人还以有卢象升这样的乡贤而引为骄傲。
　　但几乎是同一时代，宜兴还出了一个有名的周延儒，他的遗迹不知道还有无遗留。
　　纪念馆的主人说，他们是知道周延儒的，不过因为声名太坏，至今没有谁愿意提起。
　　想来，清代以前的宜兴地方志中，怕也是避而不谈的。我听了不禁惘然。不能保证，任何地方只有正面人物出现而绝无反面角色，作为历史，是应该作出全面的反映的。
　　周玉绳在晚明政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抹煞不了的，作为恶霸乡宦，在地方上他也曾有出色的表演。《霜猿集》中记他收受人家送上门的女人，记他应诏再出时坐彩船，树大鹿，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那画船萧鼓闹江滨的一幕闹剧，大约就是在东西氿之间进行的。这许多史实，实在也不应该忘记。
　　在一个薄暮时分，我们来到了现在是东坡小学的东坡书院旧址，正碰上下课，一群小学生就在院内大池内石牛身上跳上跳下。迎面是大厅，怕已经历了百年开外的岁月了，房顶的瓦片上长满了瓦楞草，堂内正面梁上悬着似蜀堂、讲堂、东坡买四处三方匾额，都是同光间的旧物。以这早得多的碑碣保存在左侧的碑亭里，有明正德六年（一五一）李东阳的《苏文忠公调堂记》、正德元年（一五零六）的《重刻蜀山草堂记》和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的《苏文忠公蜀山书院记》等。
　　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当日不过只是信口说了句此山似蜀，人们就将它改名蜀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对诗人的美好感情。三方匾额都各有故事。东坡于六十六岁渡岭北归，打算在宜兴终老。其实他只在元丰七、八年顷曾两次来此，只是短暂的停留，但却对阳羡的山水风土非常眷恋。关于买宅的故事，《苏长公外纪》记：东坡归阳羡，时流离颠版之徐，绝禄已数年，受梁吉老十绢百丝之赃，可见非有徐者
　　又说：建中靖国中，坡公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公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山水为乐。邵力坡买一宅，为纲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
　　后来所买的田宅，还是无偿地送给了旧主人。他在贬滴流放之徐，处境的艰困，从这些纪事中也约略可见。《春情纪闻》又记：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继而抱疾，稍革，径山老惟琳来候，坡日：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生死亦细故耳。
　　东坡终于在常州死去，没有完成归老阳羡的宿愿。可是宜兴的父老不愿意忘记他对此间山水人民眷恋的情怀，为他建了一座书院，一直存在到今天。东坡实在并不曾在这里讲学，但在书院里依旧有为他设立的讲堂。
　　自古以来，文学家在全国各地留下的遗迹，恐怕要以东坡为最多，在数量上怕还超过了李白。人民的这种深挚感情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爱重，更是对正直的遭到残酷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同情。黄山谷在《跋子瞻和陶诗）诗中说：子瞻滴岭南，时宰欲杀之。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就写出了一位在坎坷生涯中依旧保持了乐观生活态度的大诗人的精神风貌。这样，人们爱重他的作品，更爱重他的为人。抱有这样善良美好感情的人民是值得重视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日
　　秋山图
　　三年前的秋天，曾经到常州去过一次。常州旧名武进，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名城，到处都有文化遗址，可惜没有很好的保护、修整。东大街的洪亮吉故居，已经拆成一片瓦砾，只剩下了破败的三楼旧屋，又听说唐荆川（顺之）墓早已被发掘，变成一个大粪坑，最近才得修复。东坡旧居是苏武终老之处，这地方在一个小巷子里，有藤花旧馆填绿的山石门额，不过是近代的东西。里面的楠木厅，据说就是东坡故居所在，但其实至早也只是明代的建筑。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杂院，虽然被宣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并未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同样成为大杂院的还有赵巨北（翼）的故居湛治堂，凡三进，也已破败不堪了。瞿秋白纪念馆原为瞿氏宗词，布置得很好，遗物及有关文物收藏得不少，可以算是保管得最好的了。
　　黄仲则的两当轩在一个小巷深处，弯来弯去走了好久才找到，仅剩下了一间破屋，只是在檐头悬挂着一块两当轩的牌子而已。据说黄氏旧居过去也还有三十多间房子，现在已分别为许多人家占有了。黄仲则一生穷困潦倒，这一间可怜的破屋倒正好说明着穷诗人的平生。这地方看来也没有重修的必要了。
　　我们还特地要了车子，出郊到马杭去访恽南田（寿平）的墓。这地方离城颇不近，到镇上时已经是薄暮了。在田野里穿行，不知墓址究竟在哪里。向过路人打听，也没有人说得清。大抵人们对这位大画家已经十分陌生，不记得还有这样一位值得夸耀的同乡了。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发现在稻田中间有一座白粉围墙圈起的小小院落，猜想大约就是墓园了，过去一看，果然是的。
　　这是整理得颇为洁净疏朗的小园，种了些花木，侧边有一排小房子，是南田后人守墓者的住处。墓共两座，并不高大，各有一座小小的石碑。
　　左方是南田父亲的墓，题高士恽逊庵先生之墓，其右则是南田墓，碑题逸士恽南田先生之墓。
　　整个墓地，萧寂而并不荒凉，保护得是很理想的。远处就是一个村落，据说那里还有一两间故居的旧房。恽逸群也就出生在这里。
　　新建的南田纪念馆就在镇上，房子颇为整齐，据说过去是一个小军人的住宅，此人曾救孙传芳不死，后来被任命为军需官，发了财，回家造了这所私宅。这纪念馆里有几间陈列室，并无南田的遗墨，张挂的全是复制品。只有几方石刻，刻着南田的信稿，大约是从别处移了来的。
　　南田是清代六家之一，与王石谷（罩）的交情最厚，传世王画恽题的作品都是极可珍重的。还有许多传说，说恽因山水比不过王，所以才改而专写花草。经过后人的考证，这不过是无根的谰言。在我的印象里，石谷的字写得并不好，题画的文字也很少，在文学、书法上是远不及恽的。但他们到底是老朋友，彼此在艺术上也是互相钦服的。上海博物馆里藏有恽南田杂书一册，内容是诗篇与题画杂记等，还有一篇《记秋山图始末》，是手改稿本。此文曾刊于别下斋本《瓯香馆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却早已据此写成了短篇《秋山图》。这是芥川的名作，确是写得好，出场人物，从董其昌、王烟客（时敏），到王石谷、王廉州（鉴）、恽南田都登场了。清初四王就占了三位，故事又奇突诙诡，是很有风趣的一篇小说，那情节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秋夜，王石谷在谭家的瓯香馆里作客，谈起了黄公望的《秋山图》。南田没有见过，问石谷时，却说可以说见过，也可以说没有见过。这是一件怪事哩。
　　王烟客早年听董其昌说起黄公望的《秋山图》如何精美，一定要烟客去看一看。
　　烟客于是拿了董的介绍信，到了润州张家。这是一所大宅子，但却是一派荒凉败落的样子，就在张家的厅堂的壁上，烟客见到了《秋山图》，顿时为画笔惊倒了，想收买，却遭到了拒绝。一年以后，烟客再到润州张家，主人却拒而不见，画也没有能再看成。这样地过五十年，烟客又同石谷谈起《秋山图》，并要石谷再去润州探访此画的下落。路上听见传说，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已经得到了张家的全部珍藏，连这《秋山图》在内，一起都藏在拙政园里了。（芥川的小说里只说是金阊王氏，并未实指永宁。）于是石谷连忙赶到苏州，登门求观，恰好烟客、廉州也约好了来看画，石谷就先仔细地观赏了《秋山图》，他心头的结论是除了痴翁（黄公望号大痴），别人究竟是不可能的，可是比起烟客曾经看到过的那一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
　　王永宁怀着担心的神情，等待着这些画苑高手的评断。石谷只能回答说神品，神品；接着到来的王烟客看画时的表情，就更受到石谷的注意，只见烟客翁的脸上渐渐笼上了一道阴云，随后只是碍着主人的面子，敷衍地称赞他得到了这稀世之宝，对画的本身并没有一字评断。这时最后来的王廉州到了，在看画的时候，没有话，只是默默地咬着口边的胡子。几经催问，廉州才说了大大一通称赞的谈话。王永宁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这其间，石谷向烟客作了一个眼色，小声地问：这就是那幅《秋山图》么？烟客翁摇摇头，回我一个奇妙的眼色。
　　这篇小说写得灵巧奇突，用简洁的笔墨，把人物的心情变化刻画得真实而生动，正是大家手笔。这里引用的楼适夷的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
　　南田这篇纪事稿本是经过修改的。启功先生曾细加比勘，论定其文心之细。如须臾传王奉尝来，先呼石谷与语，来字下加奉尝舟中四字，说明尚未下船，即先与石谷交谈，并非入门后的私语，又可见烟客前辈的身份与石谷对他的尊敬。
　　又如，又顷，王玄照郡伯（即廉州）亦至，石谷亟先谕意郡伯，郡伯诺，乃入。大呼《秋山图》来，披指灵妙，赞缅细不绝口，戏谓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宝。
　　改笔删去石谷亟先至乃入十三字，戏字则是后添的。
　　用一戏字说明王廉州并未以伪作真，删去之十三字，似乎也并非是败笔，交待情节不如此不能明晰。写石谷屡屡事先警告诸人，以顾全王永宁的面子，也是不可少的笔墨。在这里从稿本中得见初文，正是有趣也有益的事。
　　吴三桂反清事起，王永宁惧罪先死。南田文中说，王永宁得到黄一峰的次品画，至死不悟，墨涂去死字改为今字，也可证此文写成在撒藩以前。启功先生说：烟客三十余岁时，先入董香光（其昌）的吹嘘言词，看到画后又买不到手，愈想愈觉其好，本是人所常有的极平常心理，而经南田这篇文章一写，反使人觉得扑朔迷离，成了疑案。又说南田此文是用传奇笔法，借名画故事，以寓沧桑之感。
　　分析得甚好，与芥川所说真是一切如梦中，也许那张氏家的主人是一位狐仙吧？正可相映成趣。
　　江村朋友T将远行，约我到他的乡居去盘桓两天。这地方是吴江震泽与南浔之间太湖之滨的一处江村，十年前他在这里造了三间平屋，用以奉亲娱老。我自己则是很久以前就想访问这一带几处有名的城镇，好为小说《鸳湖记》搜集一些感性的素材。
　　这一带是晚明复社人物活动的中心，孙孟朴就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士绅，他是复社领袖张天如的总管；有名的柳如是也是出身于盛泽归家院的名妓；在同时和以后，写《南疆绎史》的温睿临，史学家施国祁、杨凤苞也都出身在这里；那位清初史狱的主犯庄廷龙和写《西游补》的董若雨也都是南浔人只要想到这些，就不难想见这一带地方有着怎样的吸引力了。
　　时令已是寒冬，但出发的那一天却来得奇暖。阳光射入车窗，竟连身上的棉衣都有些穿不住了。车子离开上海郊区，经过青浦、赵巷，眼前就是一片清澄如镜的淀山湖，再下去就是金泽、芦墟、黎里、平望，这些地方在《百城烟水》里都有着记录，也是有名的乡镇。再下去不远就到了震泽。下车以后，来不及看一下这市镇，就向五里以外的江村走去。远远望去，震泽市内的一座宝塔正在重修，四周搭满了脚手架。这塔，后来打听，知道乡下人都称之为望夫塔，说是孙尚香望刘备的地方。当然，这在旧书上是找不到典据的。照《百城烟水》的记载，这里有一所宋咸淳中建造的慈云禅寺，有一座明万历中建的浮屠，但到底如何，也还是说不清楚。
　　朋友的住处是村子里的三间小小平屋，房前有一小块花圃，种着蒲桃、山茶和杂七杂八的花木。他准备将来更种上满园的玫瑰，说这是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并已预先给它取下了名字玫庐。这名字也实在定得不坏。屋子前面就是运河，我们坐在门前晒太阳，把身上的棉衣都脱去了，也还是热得坐不住。真是奇怪，已经是腊月二十，竟还出现了这样懊暖的天气。
　　费孝通四访江村的地方距离这里很近，本来预定了一只小船，想第二天去访问。可是一夜北风，只能使这计划打消了。乘了赤膊船
　　去太湖里行驶，在阴寒风紧的日子里是不合适的，于是改变计划，第二天清早就动身到南浔去。南浔对我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刘翰伯的嘉业堂就坐落在这里，听说还不曾全部颓败，那么，是应该去访问一下的。
　　据说，南浔过去有四大名园，现在只剩下了刘园一处了。此外就还有宜园，是清末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虚斋的家园，况周仪曾为撰《宜园记》，说因为主人爱书画，所以造园也富有画趣。适园是清末张石铭的花园，本是明董氏园旧址。张石铭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刻有《丛书》和《藏书志》。此外据说还有一处顾园，则不知是谁家园林。
　　据童察的《江南园林志》，此外南浔还有东园、觉园、留园、桃园、述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只不过是一座江南的乡镇，但却聚集了这样许多花园，又无例外的是官僚、地主、豪绅的产业。民国以后，其中有些人又转移到了上海，着手工商业，现在是几乎全部消灭了。但不能不使人惊异这块杭嘉湖三角地带的农桑业竟自哺育了这许多家巨富，这是值得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注意的。
　　这些家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是比荣家、刘家还要早一代的更富于封建性的经济实体。
　　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片的桑园。最初，我曾将这些误认作桃园，因为在别处，我没有见过这样整块的修剪得异常齐整的桑园，除了果园的桃林，其实，在这里，路边、屋角也到处都是桑树，不看见这些，是不能理解茅盾的小说《春蚕》的。
　　镇内有一条河。河床两侧是用整齐、坚固的条石叠起的，河身两岸是路，路侧就是连绵不断的高大、整洁的宅第，垣墙的基脚也都用同样的条石打底。这些房子虽然都已有了百年以上的年纪，可是依旧坚固、壮观、大方。有许多大宅现在已改为机关，但走进去看看，硕大的厅堂，宽展的庭院，花木、回廊不用说就知道是旧时的宅第。向走过的老太太打听过去这些曾是什么人家？老太太回答说：大人家的。这实在回答得一点都不错。
　　河上每隔三五十步就架着一座石桥。这些桥也实在修得十分漂亮，造型之美，装饰之精，特别是建筑质量更是出奇地好，一些都没有颓败的样子，而且每座桥的风格都不一样。这简直就是一座石桥展览的长廊。
　　我想，这是应该加以保护的，千万不能再任意拆除。
　　在一座桥的对岸有一座中心学校，门内是一座形制奇特的大殿，高员突起，雄伟而庄严。朋友猜这怕是过去的文庙，我想一座乡镇，即令阔气，也不会为孔二先生起造宫殿的。走过去一问，才知道这是清末就有了的丝业公会旧址。这就使我恍然大悟。实在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从前住在这里的士绅，是必然要为统管一方的经济守护神起造宏丽的殿宇的，可惜大殿现在已改为教室或展览厅，看不到过去曾供奉过什么神道了。
　　整个街面非常洁净，这在我所经过的江南镇中也算是头等的。河里流着的水也是清洁的，还不断地撑过装着农作物的船只，有的装着满满的稻草。
　　这里的湖羊的有名的，农民就用稻草绳拉着在街上走。卖白烧羊肉的摊子设在街角，一块钱一大碗，有用草扎起的大块羊肉，还有满碗滚烫的羊肉汤。
　　经过问讯，我们穿过小巷，到刘家花园去。
　　远远就可以望见一片森森的绿色。根据经验，这里至少生长着许多百来年的老树，真是使人激动。在江南，其实不只是江南，林木是珍贵的事物，古树就尤其难得。我想，一处名胜，可以缺少任何装点，可就是缺不了古树。即使是几十百层的建筑、豪华富丽的庭园，只要拨出款子来，是可以克期起造的，但古树则不成，需要时间，而且要很长的时间。可惜的是这些年来，本来就稀缺的古树，又被糊里糊涂地砍伐了许多，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愚蠢的行为。
　　前面有一条小溪，溪边是一排疏落的树木，颇有些荒秽了，从树木后面可以看见一湾很宽展的长方形水池。从外面看去实在很好，比苏州的沧浪亭还要好看一些。
　　找到大门进去，原来这里是一所什么卫生学校，不过已经停办了，已经决定修整、恢复这座花园。这是非常正确的措施。在院子中间的柱子上看见谁用粉笔写着再会了，小莲庄！这才知道，我们现在是站在小莲庄内了。
　　据《江南园林志》：刘园，在南栅万古桥西，清末刘贯经构。池广称十亩，即古之挂瓢池。园有西式住宅，颇为刺目。北部为义庄家庙。池之南岸，有屋曰小莲庄，人因以名园焉。
　　学校虽然已经停办，但暂时又改作招待所，客人就住在家庙后进的厢房里。我们就先来看这家庙，从东向西，一层层大约有六七进，有很大的祭厅，只能作礼堂使用，装修已经非常破败了，显得有些阴森，但木结构的建筑还坚实无恙，只要稍加粉刷，就会焕然一新的。最西的一进现在是食堂，外院里挤着两座南北相对的石牌坊，上面刻了许多字，都用白粉仔细地涂没，不过还可以用力辨识得出。牌坊中间还有两块下马石，外面蹲着两只石狮子。
　　被涂去的联语有这样的句子：为善最乐，九天温诏表门闾；积善余庆，百代云仍承燕翼。可见这位刘贯经大人归田以后还是一位造福桑样的善士。
　　这座家庙虽然比不上《红楼梦》里的贾氏宗词，但那格局应该是相似的，也应该说是难得的标本。那些七零八落糊着破报纸的窗棂、隔扇，一阵风来，怕是会劈拍作响的吧。只有贾珍等才能听见的祖宗的叹息声是曹雪芹天才的创作，真亏他想得出。
　　走出家庙就可以看到那长方形的大水池。北头有一座好看的沿池大厅，名字是静香诗堀。刺目的洋式建筑在西北角上，颇像一座小型的教堂，涂着红白色的屋面已经陈旧得很，越发难看了。池的西侧有一点假山，还有些残余的花木，南端有一大片假山，上下都有亭子，难看得很，好像是用洋铅皮搭起来的。至于什么掩醉轩和小莲庄，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江南园林志》里还附有一张草图，这些名目都是从那里看来的。
　　从家庙的北首小门走出去，就是两排百来年的古乌柏树，漂亮极了，满地是黑黑的乌柏籽。如果是秋天，这里将是两行红障，自然会使人想起吴梅村乌柏红经十度霜的诗句来。两排古树的尽头有一座锁着的门楼，门额上写着刘氏家庙甬道几个字。
　　甬道外面是一道河。这河像护城河似的团团围起了另一座花园，里面有古树、假山，还有几幢五六十年前建成的双层新式楼房。围墙大门上刻着藏书楼
　　三个字，是辛酉（一九二一）仲春月刘廷深书的，距今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我们在铁门上敲了好半日，也没有谁来答应。后来知道这是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书库，不开放，就连南浔镇上的文化主管机关也没有法子想。
　　站在嘉业堂的门外，我想，这里怕已没有什么书了，也许还藏着刘翰恰所刻的《嘉业堂丛书》和《求恕斋丛书》的版片，但不知可齐全？
　　也许还可以选择重印一些有用的书籍。鲁迅曾经跑到上海租界里的嘉业堂去买过书，碰了钉子。也是鲁迅，曾经送给刘翰恰一个傻公子的名号。吴兴的蚕桑副业曾经给过去的封建经济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养肥了一些士绅豪富，出现了名园、家庙，也产生了某些傻公子。如果要写近代的经济史、文化史，这许多也许是不应忽略的有趣章节。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

　　诸暨
　　一
　　清明前夕，到诸暨去玩了三天。承主人的好意，连日来安排我们看了五泄，访问了陈老莲的故居，游了小天竺，还参观了枫桥镇上供奉杨老相公的大庙，边村保存得相当完整的边氏宗词。只是到了离开诸暨前一天的下午，才带我们去看了西施浣纱的遗址。诸暨是西施的故乡，地方上对她怀着很好的感情的，城里新建的漂亮的商场大楼就命名为西施商场，浦阳江上雄伟的大桥也叫做浣纱大桥。没有留心，可能还有别的商店、饭馆也使用着西施的名号，可是为什么他们把访问西施故里的日程安排在最后呢？
　　久雨初晴，我们走出城关，沿了江边缓缓南去，公路上扬起了一阵阵尘雾，没有多远，就能看见江上的浣纱大桥。再向前，遥遥望见公路边上有一座小小的亭子，那就是西施亭了。走近看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匾对，只是一座孤零零被捱挤得局促在江边的亭子。亭下就是临江的崖石，有两条逼窄的石径通往江畔，只容得一个人走过。石壁上有两个填了红的摩崖大字浣纱。再下面的江水里横卧着的青石，自然就是当年西施浣纱的所在了。
　　这个地方小得很，连转身都困难。小亭子里已经有几个游人坐在那里，也挤不进去。好在站在这里也能眺望对江，望得见金鸡山下的村落，一色白墙黑瓦的民居，只是一侧新添了几幢新宿舍楼，却打破了整个布局的完整。从古代留下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芒萝山的石脉是一直婉蜒到江边的，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也许比公路修成更早，就被拦腰截断了。
　　今天的芒萝山已经被新建的厂房宿舍包围起来，简直就看不见山。山的前半掘起了一个大水池，开出的石料就用来叠起了山前的石壁，从下面只能望见山巅几棵孤零零的小树。
　　在山下、江边徘徊着的时候，不禁感到了无端的寂寞。
　　四十年前买到一部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刻的八卷本《芒萝志》，梦溪张央，荆溪路迈纂辑，久已失去了；后来又得到康熙刻暨阳赵弘基家山汇评的《芒萝集》残本上卷，现在倒还在手边。赵书只是崇祯本的翻版，不过少少变动了一下次序，多少添加了一点晚明的诗文，但在自序中却夸说如何辛苦搜集，正是过去刻书家常见的伎俩。书前有武宣序，说到芒萝，山不过一卷石之多，野蔓交加，只堪供樵苏、牧竖之往来，可以知道很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一片荒凉萧寂了。
　　翻看一下这样的地方名胜志，是颇有意思的，但也往往觉得无聊。
　　我曾经说过，人们编这种书，就好像下帖子把古往今来的诗人墨客请来开座谈会，而这种座谈会却往往是乏味的。因为大家说的往往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老话。这本《芒萝集》上卷，虽然收集了整整一册诗词，但还远远说不上完备。不过作为标本，也尽够了。
　　这一大堆诗词的主题，可以借锤峻的《诗品》序里的两句话来加以说明：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人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西施被越王勾践选中，当做礼品献给吴王夫差，不论她是否意识到自己负有怎样的使命，也不论她曾在吴宫怎样扬蛾人宠，她的心情总是寂寞而凄苦的，她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宗美好的货物。
　　而越大夫文种所献的破吴九术（或云七术）中，遗之好美，以荧其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后来人们出于种种动机夸张得过了份，甚至把西施装点成女间谍的鼻祖，就不兔是神话或简直是昏话了。能指出这一点来的，整本《芒萝集》中好像只有王安石的一首《嘲吴王》：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额，不悉宫里有西施。
　　王荆公到底是有眼光的，寥寥二十八字，就将喷在西施脸上红颜祸水的污蔑之词洗得干干净净了。
　　沼吴以后西施的命运，也是聚讼了几千年不能解决的难题。四十年前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还有一说也近于情理。那是越王沼吴以后，想了一想，吴国全是这个女人弄糟了的，正是红颜祸水，留她不得，捉来淹死了吧！这一说的根据是《墨子》的西施之沉，其美也。
　　这是见于史籍关于西施的最早记载，比后来东汉人的许多说法都更为可信。不过人们是不满意的，他们同情这个美丽的女人，不愿她落入如此悲惨的结局，这样就创造了她和范大夫泛舟五湖的传说。这是合于传统喜剧结尾的公式的，但也隐隐包含着对勾践的抗议或嘲讽，这才是《浣纱记》的结尾胜于一切金榜乐，大团圆的所在。
　　二
　　诸暨和绍兴是邻县。到枫桥去的那天，我们坐的车子就一直朝东向绍兴方向驶去。天色阴阴的，漫天遍野一片绿，远山淡淡的，大地上好像吸满了水雾。时而看到一片白墙黑瓦的房子，那就是一个村落了。浙东的民居都是这种格局，这种颜色。
　　白墙上开了大大小小的窗子，好像一对对盯着公路上来往车辆的眼睛。偶尔可以看见一棵大树，是白果树吧，有时候是一对，那说明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庙宇，树照例种在山门前面。庙宇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两棵树寂寞地站在那里。
　　就在那面，那个山脚下，是杨铁崖的家。
　　听了这样的介绍，我只能晤晤的应着，其实我也认不准这是哪个山村。只是想，杨维桢写的字叉手叉脚的，一派奇气，可是又那么美，在同时代的书法家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有赵盂顺的存在，这就值得佩服。这是一个怪人，流传着许多狂怪的故事。但也有使人不敢佩服的，他创造了鞋正行酒的方法。我想，这可能是从曲水流筋得到了启示的吧，那可是雅得有些俗起来了。
　　元末画梅花有名的王冕也住在这一带。提起王元章，人们总忘不了《儒林外史》里的描写，那个骑牛背上读书的小孩仿佛真的从烟雨迷蒙的田埂上走过来了。吴敬样的描写是以宋派、张辰两篇《王冕传》做蓝本的。宋传中说他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就是被写入《儒林外史》的故事。又说他在北京对秘书卿泰不花说：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回到越中以后，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日：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都说明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了动荡时代的即将到来。不过不同的是朱斌说他希望能遇到明主，做一番事业，张辰则只是强调了他的归隐。至于王冕的结末，两传的说法也不相同。宋谦说朱元津打下了举州，
　　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治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张辰则说有一天闯进他家里来的是外寇，他和贼师大争辩，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其实两篇传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宋谦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不能不说得好听一些罢了。朱元津起事以后，在浙江一带罗致了一些人才，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这些人的结局都不大好。朱元津先后花了几十年，才一个个都收拾了，王冕不过是死得最早的一个。
　　吴敬样的小说拿他的故事作为楔子，看来也不是没有微意的。
　　县里的同志告诉我，诸暨这个地方过去出过不少人物。当兵的特别多，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不过地方上留不住他们。至今诸暨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还是最高的，征兵任务的完成也是头等的。这些信息很能帮助我们理解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民。文化水平不低，在过去叫做文风盛；好勇，也是越人的传统。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异的素质，倔强、独特，散发着特异的光彩，表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上，就出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色泽。就在这枫桥路，既有元末的王冕，又有明末的陈洪缓，他们都是生活在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的大画家。
　　车子从兰亭折回，到了枫桥镇上，穿进一条乡间小路，雨后一片泥泞，车子歪歪扭扭地开进去，停在一块场地上。眼前是一片水塘，有两只白鹅在水面上游动，两旁都是菜畦，场地上满地稻草屑和泥浆。走进一条小巷，踏进边门，是一座空落落的大厅，三开间，五根带石础的柱子，屋角放着一架破旧的打稻机。这是陈家的词堂，据说是老莲祖父陈性学的光裕堂。除了颜色久已剥落的梁间彩画，已经寻不见任何旧时痕迹。几个木匠借了这地方做家具，在埋头做活。好寂寞的一个地方。
　　陈老莲的宝纶堂就在前面，走过去看时，就连房子也没有了。
　　墙边有一口井，据说还是当年的旧物。地上留下一些残零的石条，是过去的屋基。房子在很久以前就烧毁了，还是在太平天国以前的一次农民起义中给官军烧掉的。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乡那里听来的，他姓陈，这村里的人家都姓陈，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陈老莲的名字。
　　陈老莲也画梅花，可是画法和乡先辈王冕不是一路。他画的是工笔，古拙瘦劲，完全洗净了没骨画法的酣熟，和他笔下的人物、山石一样，都带有浓重的图案意味。
　　无论是牺厢记》里的双文，还是《娇红记》里的娇娘，都美艳、典重，古朴类唐画。
　　人物衣饰或花木山石衬景，落笔都极尽繁褥，但笔墨又非常简净，甚至是吝啬，屏除了一切多余的点染。这种风格在老莲的时代是一种创新，在以后则形成了一种流派。他的画风早在十九岁为来风季作绣像《楚辞》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画稿一直到二十二年后才刻成。其中《屈子行吟》一图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屈原遗像，一个清瘦的古衣冠人物，有着说不出的忧思迟缓地在泽畔行吟，这只能是三闾大夫。
　　书前有老莲手书上板的一篇序文，一直是我爱读的文字，序的上半是：丙辰，洪绶与来风季学骚于榕石居。高梧寒水，积雪霜风，拟李长吉体为长短歌行，烧灯相咏，风季辄取琴作激楚声。每相视，四目莹莹然，耳畔有寥天孤鹤之感。便戏为此图，两日便就。呜呼！时洪绶年十九，风季未四十，以为文章事业，前途于迈。岂知风季羁魂未招，洪绶破壁夜泣，天不可问，对此宁能作顾陆画师之赏哉！
　　读了这序文，使我们仿佛看见了画家自己，连同他的举止、神态和心境。写这篇序文时，洪绶四十一岁，看样子已经在饱经人世忧患之后进入了他的晚年。在晚明那个时代里，一个艺术家走的是怎样的道路，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晰。
　　他画《九歌》里的《国殇》，只画了一个手执弓刀、满怀激楚的寂寞的老兵，在他面前有一把丢弃了的斧，这是战友的遗物。寥寥数笔，就写尽了古战场的凄寂景色，抵得上一篇《吊古战场文》。
　　提起陈章侯，总是有着说不出的怀念与敬重。他是第一个为《楚辞》作插图的画家，稍后才是萧云从。晚明画家对楚骚的非凡兴趣，这事实本身就是值得思索的。
　　陈老莲的画本由晚明刻工高手制成图像，成为那个时代最好的木刻。
　　这些印本都已流传稀少了，得到郑西谛的介绍，才先后复印行世。我最早见到的就是这些复印本，因此对老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到他的书画真迹，还是后来的事。论影响，他的木刻插图恐怕更大于绘画。这次到诸暨，可以说多半是为老莲而来的。能到他出生的故里来看看，即使没有看到什么值得驻足流连的遗迹，也觉得满意了。
　　三
　　到五泄去的那天，很早就起身，七时车子就开动了。原因是半路上有一个草塔镇，今天有集，晚了怕车子开不过去。
　　天阴阴的，看样子今天有雨。下雨也有集么？
　　车子逐渐减速，很远就看到了集镇，也听到了喧嚣的市声。本来就不宽绰的街被摊子塞满了，摊上都张着塑料布，有的只是马虎地盖着，既挡不住大雨，也遮不住飘进来的雨脚，摊子上面撑着支架，挂满了时新款式五颜六色的服装，卡叽夹克衫，女式的衬衫和牛仔裤，还有各式各样的日用百货，从收录机到打火机气罐，无所不有。照管摊子的多半是年轻的农家妇女，嘻笑忙碌地接待顾客。七点刚过就已经有那许多主顾光临了，他们大半推着脚踏车，簇拥着仔细别览摊上的货物。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几辆板车，车上装着新做成的家具，大橱、短柜，一式本色，不加漆水。我们的车子就跟在板车后面，好不容易穿过了草塔镇。
　　这个集有很长久的历史了，一年就这么三天，风雨不歇。昨天在小天竺就遇上了成群结队的农村妇女，都上了点年纪，穿得齐齐整整，鬓上插着红花，坐满了茶厅，桌上摆着香烛、食品，在那里品茶。打听下来，才知道她们都是赶着观音生日来上香的。为什么观音的生日正巧是春天呢？这个有来历的古老集市为什么年年安排在这几天呢？
　　这里有一个水库。
　　我们从大坝底下往上走，爬了好久才到了坝顶。我们要在这里等到五泄去的渡船。渡船有好几只，都停在坝底的角落里，一只大的，三四只小的。也许时间还早，而且总共也只有我们几个游客，司机还不知躲在哪里，我们就站在坝顶着眼前的风景。天阴阴的，时或飘下点雨花，眼前是一片绿。两岸夹山是绿的，水也是绿的。
　　放眼望去，前面不远处，水路就给迎面而来的山峦切断了。湖水里有山崖的倒影，很清晰地分出好几个层次，浅绿、蟹壳青、墨绿，再仔细看，整个的湖水都是墨绿的。这地方很像桐庐的七里泷，只是布局较小一点，比三峡自然更小。不过风格是相近的，都那么曲折、幽深、森严而肃穆。在我们的祖国，凡是有水库的地方，都能看到这种奇丽的景致。
　　我们坐了一只小艇，向似乎没有路的山崖水角处驶去，两岸夹山渐向后退，眼前展开的是两排看不到头的碧绿屏障。再过一个月光景，这里将是满山的映山红。
　　远处水边出现了一个小白点，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路转峰回，眼前又是一番景色，水面更加开阔。一路上每个山峰好像都有一个名字，简直来不及听也来不及记，看看有点像，可是到底又不大像，大概这就是似与不似之间的意思。
　　听说不久前一座峰头飞来了一只鹤，常在那里踱步。有人看见了：鹤正站在那里剔翎呢！我尽力望去，到底没有能看见，也许山头的绿色太沉也太厚了。
　　远处临岸的水色简直就是黑的。没有人说话，留下的是一片静寂的天地。船尾的马达响声，并不曾打破反而更增添了静寂。这时，猛地两三只水鸟从近岸水面上箭也似地掠过，在十来丈外的地方停下，在水面留下了长长的水纹。水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大概是凫吧？颜色是深褐色的，不容易分辨，细看才知道栖息着一群，也许是听见艇子的马达声受了惊吧。不一会，就又有几只掠过去了。等我们的小艇靠岸时，这一群都已经转移了。
　　转过山角就能遥遥望见山麓的一片白色屋宇。看样子应该是一座丛林，但又不大像。看看不远，可是也走了好半日，这就是改成林场了的五泄禅寺。
　　这是一座古寺，志书上说是唐代元和年间灵默禅师始建。不过大殿和山门都早没有了，门外溪边还残留着一些残断的石梁、石础，是当日山门的旧址。几株古树槎桠地分布在一片荒秽的蔓草中间。进门处壁上嵌着一方石额，上面刻着陈洪绶手书的三摩地三个大字，是光绪中重镌的，但无疑是老莲的真迹。陈章侯少年时曾读书于浣纱溪上白阳山麓的西竺庵，曾题三摩地于主人赵氏之室，见县志。
　　那么，这里的石额应该是从西竺庵抚刻而来的了。
　　进门后是一座小院，铺地方砖，杂植花木。一株玉兰正在盛放，花白如雪，缀满枝头，地上则是一片落英。这座禅房静室，可能是古寺仅存的遗迹了。屋内有一块刘石庵写的旧匾，双龙漱室四个大字。据说十年动乱中这块匾已经被打落在地，几年以后才从柴房中找出，幸而没有烧掉，不过已经缺了一只角，经过修补重新挂在这里的。这块匾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名物，但在五十二年前郁达夫写下的《杭江小历纪程》里已经提到，应该算得上是见于著录的旧迹了。
　　在林场新建的一排房子里小坐，吃茶。
　　五泄就是五个瀑布。五泄在浙江的许多著名风景区中虽然算不上最大、最著名的，但在很古的时候起就已受到注意。生活在六世纪初期的
　　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里就已加以详细的著录了：江水之导源乌伤县，又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三泄。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二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下泄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王国维《水经注校》卷四十）
　　可见在郦道元时，人们还只知道有三泄，后来在《舆地志》里，才出现了五泄溪的名字：五泄溪，在诸暨县西五十里。山峻而有五级，故以为名。下泄垂三十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逾度，登他山望始见之。上泄垂百余丈，声如雷霆。
　　离开五泄寺，右折，沿山脚走去。没有好久，就能隐隐听见闷雷似的吼声。一路上林木丛竹，漫山遍野，像张着一堂绝大绿色的舞台幕布，使人略略焦急，猜不透到底掩盖着怎样的奇妙光影。路转峰回，跨过又一条转折的山凹小径，这时大幕一下子拉开了，终于看到了第五泄。
　　重叠的山岩，磷峋的石壁，上面生着灌木的短丛，像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唇上的短须，口角张处，一条雪白的水柱悬空而下，喷珠溅玉，是大口吞下一口酒的余沥吧。瀑布落在一片水潭里，变成了一道溪流，中间有一串排列整齐的大青石块，从上面可以走到对岸。那里有一道崭新的金属围栏，婉蜒着穿山而去，看不到尽头。
　　满山的绿，雨后空气里孕含着太多的水分，这地方就像一块绿色的大海绵，随便碰一下就能溅出水来。
　　围了栏杆的小路是沿着山壁开出来的，走起来并不费力。不能不感到我们今天的好运气，从郦道元起，就少有人能完整地看到五泄，尤其是第四泄。他们只能站在另外的山头上遥望。我们缓缓地登山，每一步转折，都能看到崭新的光景，山石、树木、野花，随宜布置，处处都是美的，好像落入了奇妙的万花筒里。
　　我们走得很慢。走到山腰时看见山脚闪出了一面红旗，是一支小学生春游的队伍，孩子们嬉笑着爬上来，他们哪里是爬，简直是在跑，一霎眼就到了眼前。我们停下来让他们过去，一片喧声过后，又一下子都不见了。
　　终于爬上了东龙潭顶，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第四泄。涧水被束缚在仄仄的石槽中间，水花溅起，如雾如烟，在迎面而来的石壁上撞击，溅落，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它是真的被激怒了。
　　第三泄和二泄其实只在一转折之间。水面铺开了，一个大的转折以后，在一片石洞上曲折泄下，形成了散落的态势，飞舞、捱挤、追逐，组成了一片喧笑，快乐地奔泻而下了。
　　山角一座竹楼的基脚已经树起，旁边是工人的工棚。这地方选得好，正是喝茶观瀑的好地方。五泄已经存在了多少万万年了，逝者如斯夫，从不停歇地流着流着，经过了多少曲折、束缚、弛放、磨练，最后汇成了水库，给人们带来了光和热。坐在水阁上观瀑，是可以想得很多很多的。
　　还要爬好久呢？在就要到达顶峰之前，还是不能不闪过这样的念头。
　　一泄到了，这是一条注入深潭的瀑布，从容，轻缓，显示了涧水入山以前的好性情。就在水流下注的地方，有两个水潭，是所谓大小脚桶潭。
　　水深得很，应该就是长年累月的激流凿出来的吧。
　　又经过一段泥泞的山路，才是刘龙坪，这是万山背后一块小小的平地。我们走进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吃茶。屋前有两棵树，遥望是一片寂静的山凹，听见了鸟声。
　　这座房子的原址是刘龙庙。刘龙子是个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是个吞了俪龙珠后化龙飞去的仙人，不过每年清明都要回来给母亲扫墓，来时必带来满天风雨。坐在小屋里吸着淡淡的山茶，听着这样荒唐而美丽的故事，不觉坐了许久。
　　从山背下山，满眼竹林，路边时时可见爆出的新笋，偶然可以从林木空隙处遥望远山，觉得这实在可以算得是一座伟大的盆景。又遥遥看到了郦道元所说的登山远望，乃得见之的不可得至的二泄，不能不佩服古地理学家认真踏勘然后下笔的求实精神。
　　回到五泄禅院午饭，饱吃了极鲜嫩的新笋和豆皮，喝了两瓶西施啤酒以后就又去游西龙潭。东、西龙潭之间夹着的就是那座峻削的山脊，山那面是五级悬崖飞瀑，这面则是曲折幽深的溪涧。山路依崖开辟，曲曲折折，路上有无数石板桥，随时可以过渡踏上对面的山沿小径。悬崖上有时可以看到怪柏中间盛放的白色山桃，还有南方少见的榆木林，挺拔的树干上下错杂散布在一片山坡上。涧底淙淙的水声并不喧闹，有时还是只能听到水声的伏流。迎面而来的处处峰峦，奇削、幽峭，几乎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在五泄寺里曾看到过一块新雕的徐渭七十二峰深处小小石碣，说的就是这一路上奇幻无尽的峰峦。这地方的格局有点像杭州的九溪，但曲折幽深的气势却要好得远，夹山的逼窄更增添了几许森肃。我们没有走到一线天，看见燕尾瀑就折回了。从主人的介绍中可以想见，那应该是和四川的剑门有些相近的地方，虽然五泄更突出的是江南山水的秀特而非蜀山蜀水的雄奇。
　　我们提前赶到了渡口，小艇刚在靠岸下客，驾驶员拿拖把冲洗完座垫就跑开了，大概是等候随后赶来的游客。这时天上的细雨密起来了，张了伞坐在舱里，就这样一直等到艇子向一片迷蒙的雨网中驶去。湖面上笼罩着一片冷雾，山峦的色调变得更暗，好像画家的墨笔在水孟里狠狠地蘸了一下就大胆地抹过去，很快变成了一片氤氲。
　　张了伞也遮不住横飘过来的雨脚，有点狼狈，可是我喜欢这雨，不怕它打湿了衣衫。这时，又有几只被惊起的水凫从面前划过，像箭似的一下子就钻人迷蒙的雨障里去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富春
　　长久以来就怀着到富春江上去看看的愿望，只是到了今年的春季，才得匆匆去走了一转。现在要动手写一点记游的文字，却又已是秋天了。
　　我的一直念念不忘于富春，不只因为这条江水有着那样一个非凡美丽的名字，仿佛一提起就会梦见在烟峦云树中隐约出现的一位仪态万方、丰神绝世的美人，也还另有别的原因在。那就是很久以前从《六朝文絮》上读到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吴均的那封信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可确是把富春江上的风光写尽了，这与郦道元的写景文同是出现于六朝时期的名篇。《水经注》写了三峡，吴均写了富春，此外就又有元代著名画家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卷。这个仿佛画家坐了小船在江上旅行时拍下的奇异的长镜头画卷，也实在是一件不平凡的作品。最后就是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他着意写了桐庐的桐君山和严子陵的钓台，却已不是单纯写景的文字了。此外自然也还接触过有关富春难以数尽的诗文，但曾留下印象来的却没有了。
　　今年春天多雨，在杭州躲了两天才好不容易盼来了春晴。一清早就赶到九溪，搭上到富阳去的班车。开始时还傍着钱塘江走，没好久，就一头钻进了山窝。公路两侧是一片片三麦还不曾收起的田垄。多雨加上春寒，不只推迟了季节，对早稻也会有影响的。不过太阳出来以后，很快又感到有些潮热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子就到了富阳。这是一个热闹的小城。走出车站，就能看到并排的两条长街入口，沿江的一条就是春江路了，郁达夫的故居就在这条路上。提了旅行包沿街一直走下去，真是好长的一条街，快走到尽头时已经可以看到开阔的江面和挺立在面前的鹤山。
　　这里出现了一片新建成的楼房，有些还是四五层的建筑，是招待所、办公楼和宿舍，好像完工还没有好久。找来找去也没有看到达夫故居的门牌，原来这已被围在高楼后面的一条深巷里。叩了许久门环也没有人出来应门，于是只能站在围墙外面瞻仰了诗人的旧屋。这是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在墙外可以看见那也许就叫做松筠别墅的楼厅，黑漆的一排明窗大约还是老样子，不过推窗南望，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江帆、山影，而只是一排新楼。
　　在鹤山下面兜了一个大圈子，又从正街上走回来。这里充满了江南小县的一切可爱的事物，时兴的百货、古旧的药店、从农民肩上送出了一片叽喳的鸡笼、照相馆橱窗里的时装少女在街的正中有一家春江饭店，里面同样挤满了就餐的人群。
　　饭桌上摆满了白地蓝花的大瓷碗，里面盛着一种粉红色的液体，人们大口喝着这种介于汽水与啤酒之间的饮料。我希望能在这里吃到著名的鲥鱼，却不曾如愿，只吃了据说是鲤鱼的炒鱼片，不过似乎又不大像。
　　下午一时，我又坐在去桐庐的班车里了。这一次，是毫不夸饰地钻进了山国。
　　公路就是劈山过后修成的，在峰峦涧谷中间穿行，处处都是危险的转折、回旋。
　　山上种满了松树，还开了不少茶园。那些山顶的幼松，就像少女额间的短发似的。
　　一路上看到不少新建的小型制茶厂、水泥厂和碎石厂，给这几乎是终古没有人迹的深山平添了不少生趣。碎石厂发出的是一种单调、寂寞的声音，不过却是一种跳跃着活力的音响。在这里，人们会比较容易理解靠山吃山具有怎样一种含义。
　　一时五十分，车到新登。这里本来是新登县，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大镇。五分钟以后就到了一个叫做窄溪的地方，公路陡然从山边崖角穿出去，一下子就看见了大江。公路很窄，下面就是悬崖，山壁上还有修路、开石方的工人。有的崖壁上渗出水来，砂石被染得深红；有时还可以看到崖间凌空悬着的大石块，只有很小一部分和崖壁联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崩裂下坠，石块大得恰好能把公路封锁起来。
　　富春江就在脚下向前境蜒伸展，隔岸的青山这时也开始挺拔、密集起来。崖边、路角不时点缀着一两株葱郁的古树，在春天的阳光下像一把把张开的绿色的伞。
　　江里有航班的轮船，更多的则是木船，这里的航运也是繁忙的。
　　不久，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大桥。对岸桥侧有一片工厂区，过桥就是桐庐了。
　　这是一个依山滨水的城市。古老的桐庐旧城从清末起就已经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它现在似乎只剩下了一条沿江的街，一条经过新建、显得繁荣热闹的长街。从著名的桐君山开始，经过这街，一直可以通往新建的坐落在山腰的新区，县级的领导机关和其他一些单位都在这里。建筑几乎都是新的，环境是优美的。县委机关就在过去是唐代始建的圆通寺的原址。这里四周有不少参天的古树，从那树木分布的格局，很容易看出这里本来是一座寺院。左近的招待所也是在一座山脊上，推窗外望，迎面就是一片山峦，恰如一座翠绿的屏风。这是一个迷人的所在。宋代的范仲淹的一句诗潇洒桐庐郡，说得实在不错。范仲淹当年一口气写了六首诗，每首开头都用了这一句，可见他确是认为抓住了这个小城的气氛的。
　　在长街上的一家桐江饭店里吃面。这里比富阳的春江饭店还要差一些。墙上挂着一块黑板菜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写着完字的小白纸片，好像也已经贴了很久了。看来小城里的居民似乎对吃喝并无太大的兴趣。后来发现斜对门有一家卖小笼包子和云吞的店却是生意兴隆的，价钱也并不便宜，和上海差不多。
　　在长街上倘佯，一直走到富春江和桐溪汇合的渡口时，已经临近黄昏。隔水遥望，临江耸立的桐君山，这时只是一片暗黑的浓绿，在山巅是一座小巧的白塔。穿过小巷走下了江边，暮霭已经逐渐收拢，宽阔的江面上罩着一层水雾，真有一片烟波浩渺的气势。极目望去，桐江上游被两岸的山峰锁住，一片迷蒙看不真切。这后面不知道还有几许山重水复的转折，和三峡的格局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我在这里站立了许久。从前人们在这一带旅行，交通工具只能借助江船，在这样的时分，大抵总要停舟留宿了。如果旅客是一位诗人，面对这样的江山风物，唱出日暮客愁新
　　这样的句子，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这个小城还保留着浓郁的农村气息。清晨五时，拉线广播就开始播音了，比这还要更早些的是耳畔山鸟的啁啾。推窗一望，只见满山晴翠，又一个出色的春晨。
　　县委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得很早，他不但热心地为我安排、盘算了到钓台去的方案，还介绍给我两位负责钓台重修和全县文物工作的同志。这是非常值得感谢的。隔天晚上，我也曾向街上的老人打听过去钓台的办法。他们告诉我，小船大约很难找到，唯一稳妥的方法是从七里泷富春山的山背翻下去，那就连钓台也在脚下了。这自然不失为一个雄伟的计划，但当我在宣传部的同志面前提出时，他打量了我一下，摇摇头微笑了，也并没有再说什么。我看他是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
　　想在一天中间完成去钓台的游程，看来是太局促了，何况桐庐的桐君山也是不可不看的。今夜可以考虑住在富春江水电站，顺便看看大坝。
　　主人的好客和周详、细致的考虑，使我只有感谢。
　　四十八年前郁达夫仔细写过攀涉桐君山的经过，那是直到今天读起来也依旧很有趣味的。这中间，自然是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不过桐君山还是桐君山，它依旧雄踞在桐江之畔，那么挺秀、那么雄奇，半个世纪在它看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当年郁达夫是夜访，今天我们却是晨游，当年的义渡今天也变成了机动的摆渡船。一船的乘客大约有二十来人，在船舱里人们随意把米袋、活鸡、油瓶都放在脚下，年轻的女服务员在卖着票，每位两分。乘客里游山的大约只有我一个。天目溪也实在很窄，轮渡叫了一声后，船尾稍一摆动就到了对岸。
　　登山的石级年久失修了，攀登时只好跳来跳去，比爬没有路的山坡似乎还要吃力。山路盘曲着，在半山我们遇见了修整山路的石工，他们是从山上向下逐步整修的。再上去就能看到那残破仅存的殿宇，还有一两间禅房。前两年这里也曾是一间工厂，最近决定修复时才迁走的。这两年在不少名胜地方都曾见过工厂的痕迹，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只从运输条件上考虑，也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车间放在山顶，搬上原料、运下成品看来都是非常吃力的。唯一的理由也许是，这些地方总有几间破房子，可以占了来加以利用吧？当年郁达夫看到的女墙、围墙、朱红漆的大门都不见了，我们一下子就来到了道观的心脏地区。元始天尊（？）和他的同僚、随从也一个都不见，只在一大片青石板铺成的地坪上看见几根残破的石桩，还有一个石栏砌起的莲花池。
　　值得庆幸的是满山树木并不曾遭到破坏。就在道观遗址前方，从山腰深处耸起了几株覆天蔽日的古树，我向同伴请教了它们名字莲香树和榔树。也许这并不是学名，只是活在人们口头的名称。它们张开了一幅阔大的碧绿帘拢，从枝柯的隙缝里可以看到一片万里晴江，与昨晚所见的薄暮桐江又自不同。阳光实在太艳丽了，江面上铺着的依旧是一片薄纱，一片使眼睛发眩的晴霭。这里的山光水色，就是这样不肯轻易使人遥遥看到她的容貌。是羞涩呢还是矜持，要么就是故意的捉弄。
　　俯视那渡口时，天目溪和桐江汇合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条分明的界限。溪水是极清澈的，桐江呢，却早已不像吴均所说的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了。
　　山顶这座残存的破庙，当然就是所谓桐君祠了。自然也有一点相应的神话传说和故实，不过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座七级的白塔却实在秀美得很，也不知道始建于何年，但记载中曾有景定元年（一二六零）重修的话，可见这至少也是一座宋塔。使我最感到喜悦的是，山前山后、山上山下布满了古树。这里有樟、桐、枫、杉，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古树，有几百年树龄的也不只几十百株。后山还有极好的大片竹林，都是碗口粗细参天的毛竹。林木之间是够得上荒秽的了，落叶到处都有半尺来深，踏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人们把席丰履厚作为豪侈的一种标识，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到处都有浓郁的草木香，自然也有腐烂枝叶的气味，这一切，真的都是喷人欲醉的。
　　从桐君山上下来，到了文化馆。在这里我看到一部乾隆刻的《桐庐县志》，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严州知府、桐庐知县吴士进等序。
　　这书在此时此地，不只是善本，简直可以算得是一部宝贝。关于本地的许多名迹，这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在整顿、修复许多游览点时都能从中得到帮助。过去这里曾经藏着许多钓台的石刻拓片，前些年都被当作四旧一把火烧掉了，现在想重刻一些石刻也没有法子想。据我所知，明代曾经有人刻过一部《钓台集》，那里面收集的碑文、题记是很丰富的。
　　随便翻翻，这部乾隆志所收的资料还是颇为丰富的，顺手摘抄了一些。使我感到有趣的是有关圆通寺的一节故事：老僧欲植万松于路，乡人虑其蔽日，诊于县。县以符洁之，僧答以诗曰：
　　本不载松待茯苓，只图山色镇长青。老僧他日不将去，留与桐江作画屏。事遂已。
　　这位老僧未必说得出植树的重要意义，也许只是图好看。不过想办点好事并不容易，反对的人是多的。我怀疑这里所说的乡人大概是一些地主，他们有大块的田，还动不动上衙门告状，这都不像是普通老百姓的行径。老僧的诗写得不坏，说明他没有自私的动机，只要想绿化一下环境。同时又颇为尖刻，县令和乡人
　　读了不免要脸红，只好拉倒了。今天县委大楼附近的许多松树，也许就是这位老和尚留下来的吧？
　　从桐庐到七里泷，长途汽车只要一个小时。在招待所里住下以后就出去看水电站的大坝。
　　开阔的桐江，到这里突然束紧了，横跨江面的坝身就像一条束腰的带子。这是一座壮观的工程，坝顶的路面可以并排行驶四部卡车，两侧有人行道。我们在坝上缓缓地走，山风忽忽地从耳边吹过，颇有寒意。
　　向上游望去，正如吴均所说：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这不是普通的山，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萧森之感。江身狭窄，夹峰高耸，即使是晴朗的好天气，至少也要留下半江阴影，因此山色经常是墨绿的。山上生满了的寒树，有一种注本说这是指耐寒常绿的树，我看也不一定。无论是怎样的树，长在这里的山上，就非是寒树不可。在这里寒树不是特定的种名，倒是切当地写出了诗人心头的感受。江水从上游婉蜒曲折地流来，在不远的地方就已有两三叠曲折，柔软得正如美人宛转的腰肢。右侧突起的峰峦上面，矗立着几只银白的电塔，是插在高髻云髻上的玉辔吧，这是不久以前为她添置的新妆。
　　电站大坝上面有巨型的吊车、行车，从机房伸出了碗口粗细的钢缆，牵引着一排闸门上庞大的闸板，每扇钢板的表面都留下了层叠的水痕。
　　闸门内外的水位相差在二十米左右，上流的江水依旧是急速的，但已不再是急湍甚箭，猛浪着奔，下游则真的波平如镜了。大坝的尽头有一只狭长的槽，里面顺序挤满了几十只满载着木柴、山货的木船，在等待开闸放行。船家这时都在船尾烧火作饭，他们在简单的行灶里塞进短粗的木料引火。这里大概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开闸放行，可惜我们没有能看到那百船争流的动人光景。我想在这样的时刻，摇了一只小船冒着急流从船槽里逆流而上，该是多么艰难而不可思议。看来今天想用这种古老方式去游钓台的人，大概是没有了。
　　在坝上徘徊时，我又向同伴打听了著名的富春江鲥鱼的近况，得到了这样的知识。鲥鱼是从海水里向上逆流游来的，它喜欢大水、疾流，也喜欢适当的水温，每年春天都要到这里来产卵。大坝建成后，当然大大影响了鲥鱼的活动。据说曾经设计了一种巧妙的三层之字形的鱼梯，试图解决这个困难，但不知是否有效。
　　过去这里还生产一种只寸把长但体肥味美的子陵鱼，和鲥鱼一样，都是为了向严先生朝拜并为他提供垂钓方便，每年春天在七里泷汇集的。
　　不过近来也大量减少，不见了。看来，子陵先生的威望，目前确已降低到临近破产的程度。
　　正式出发去钓台，是在第二天的清晨。离开招待所后，沿了右侧的山边公路，步行了大约半小时光景，就来到一处江边水驿。这里有三四间人家小屋，可以供旅人歇脚。狭狭的路边叠着石块垒起的围栏，杂植了各种草花，一头驯顺的黄狗在人们脚下徘徊，对每一个陌生来客都表示着欢迎。一位老年妇女从内室取出茶水来待客，我们把随身的包袱寄放了，随后登上了一只小小的航船。不是预先提出请求，它本来是不来停靠这里的码头的。同伴还搬了一大叠预制好的门窗构件下船，这些就是重修严先生祠堂的备料。
　　小船向上游进发。这里大约可以算做这条江水最为美丽的段落，一路迄通行来，在两岸高山狭谷中间前进，简直猜不透前面还将出现多少道曲折。石壁是雄峻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但一例青翠，是一片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碧玉屏风。山后面还是山，真不知道它将延伸到什么地方。这里的风景不知道曾经使多少诗人为之激动，唐诗人方干说：一瞬即七里，箭驰犹是难。墙边走岚翠，枕底失风湍。这是说，过去在这里行船，上水下水，有风无风，是大有区别的，所以才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的俗谚。现在修了水坝，有了机动船，情形大不相同，但走岚翠的境界到今天也还依旧存在。诗人写景的手段是值得佩服的，
　　他在面对现实时是用今天手执电影录像机者同样的眼睛、头脑观察、思索的。此外写得好的还可以举出杜牧的《睦州》诗：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瀑援。好树鸣幽鸟，晴楼人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这诗写得客观，写得淡淡的，但确也写出了这一地区的风貌、风格，同时也说出了诗人自己寂寞的无可奈何的心境。
　　船行了没有好久，同伴就在我耳畔喊道：钓台可以看得见了，那不就是！
　　我随着他手指处望去，看了许久，依旧辨识不出。眼前好像展开一卷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到处是奇峰、翠蟑、古木、枝柯，一下子哪里分辨得出？又过了七八分钟，小船开始向岸边拢近时，这才真的看到了钓台。这是两座突起耸立的山峰，好似两大石笋。它其实并不是绝顶，在它背后还有着更为高峻的富春山的屏障。
　　我看见过一幅明刻的《钓台图》，刻工非常简单古朴，是嘉靖甚至更早时期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钓台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实在是上了很大的当。这张图把钓台画成两座孤立的石笋，背后只有一点远山，登台的路用一条凌空的曲线表示，一些山石林木也没有。这当然不是真实的钓台，只是带有导游性质的示意图。不过它也有忠实可取的所在，它画出了江水的波纹，岸边题了严先生祠的石坊，走上去是围墙中间的祠堂，左面是是客星亭。这些，就在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因为这一切，除了一间即将倾倒的破屋以外，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间破屋看来并非当日祠堂的遗物。屋里有一口土灶，两只木床，是修复钓台先遣人员临时的休息之所。但那墙上还嵌了一块嘉靖辛酉（一五六一）都御史滁上后学胡松拜识的《过严祠书留台壁碑》。在破屋外面，还留下了几块残碑，一块是有名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很多人都在（古文观止》里读过的，但也并非原碑，而是明代的复刻，碑面剥落，连年代和行名都看不清了；此外还有一块正统二年（一四三七）的《重建祠堂记》，碑上有一段题记倒是很有趣的：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五月付八日，棠陵方豪秉炬登拜。时江风大作，仿佛见先生之神。
　　这是比郁达夫还要早四百一十年的另一位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的游客的自白。
　　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断角的正德旧碑，一块断成两半仆在地上的碑，现在我们只能看见它的背脊。据同伴说，这里本来还有很多旧碑的，但自钓台被砸烂以后，在十年动乱中间，这些石材都已跑到人们的门前、檐下，变为建筑材料，发挥另一种作用去了。留在这里的几块，大约因为石材较大，运输不便才得到幸免。
　　修复的工作正在开始，已经平整了一块地基，储备了一些砖块和门窗木框，准备先在这里造两间房子给工人们住宿。循路登山，新铺的石板山路平整得很好，走起来一些都不感到困难。不过只铺成了四百来级，约占全程的五分之一光景。石料是从别处运来的，铺成每块石板的工本约一元余，要算是很经济的。再上去就是破坏得非常厉害的旧路，看来总有几十年不曾修整了，几乎已经不能再算是路，想站稳都困难，山路四周塞满了杂乱的草木枝柯，我们就这样攀藤附葛地前进。半途坐下来休息时，发现山石上有石刻题记，已经风化得不可辨识。费了很大气力才认出是万历中的题名。以后再经过几度曲折，就来到一处叫做中亭
　　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前面树立着一颗石笋，左右上方就是东台和西台。我立即恍然大悟，那张明代《钓台图）所画丫字虚线的分叉处就指的是这里。那座石亭还基本完好，不过石柱上的刻字已被凿掉，只知道这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一位广东人重建的。不想再停留休息，紧接着急急地奔上了东面的子陵钓台。
　　在这悬崖百丈的高处，极目望去，江水如一个倒写的S字，深深睡在一只翠绿的锦盒里。江流回折处，大约就是鸬骘湾，却看不见水坝，那是被回峰掩却了。台侧崖边，有一株探身向下窥伺的莲香树，虽然并不怎样高大，但也有了相当的年纪。
　　桐江两侧的群峰叠蟑，严然是一架巨大厚实的绿丝绒屏风。梁代吴均称赞这里的风景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它雄伟，又幽峭，更秀媚。这许多特色集中在一起，合成了一种终古如斯的静寂。
　　严子陵找到这样一处地方垂钓，自然有他的理由，难道他真想从这里钓起两三百丈底下江里的鱼儿么？
　　东台现在是一无所有了，只剩下几处石柱础的遗痕，说明原是石亭的所在。同伴告诉我，在十年动乱中，是附近工厂里的一些年轻人摧毁了这座亭子。他们还动用了机械工具，当石亭被辘轳拉倒后，人们哈哈大笑了。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十年，这史，不能狭义地只理解作中国史，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史。煽起那许多群众陷入疯狂，在全国范围内无孔不入地进行了大破坏，对破坏的成果的评价是狂笑，这一切，难道是可以想象、容易忘记的么？
　　是年轻人还是指导他们的理论家呢？对谢皋羽则比较宽容一些，西台的亭子还照样站在那里。自然，一些石刻、碑文都砸掉了，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的东西。谢先生有着爱国志士的好名声，比起消极退隐的严先生要较为可爱一些，因而区别对待的吧？这只是我的推测，不知道可真确。
　　西台的风景似乎比东台还要好。上游是通往建德去的，视野更为开阔，正是水远山长，婉蜒无尽。漫天遍野的绿也没有尽头，只可惜在辽远的江岸侧边出现了一小块黄色，好像整块绿丝绒被剪去了一角，打上了一块黄布补钉。原来在那里新建了一个什么小工厂。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我想，只能在那里尽量多种一些树，加以补救。
　　在西台遥遥向南岸望去，就是白云村，烟村人家都历历可数。据旧记，这里就是唐方玄英归隐之处，谢皋羽的墓也葬在这里。
　　谢皋羽是文天祥帐下的咨事参军。南宋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别天祥于漳水循，后二年，文天祥被俘北去，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被杀。
　　此后每逢天祥殉国忌日，皋羽都要野祭。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哭于子陵之台，作《西台恸哭记》，是极沉痛、洋溢着家国之感的有名文字，清黄梨洲曾为作注。皋羽选取了西台哭祭文天祥，在记事文里不敢明写文天祥的名字，连一起野祭友人的名字也不敢写，只好用甲乙若丙的代号。祭毕下台登舟，还为了躲避逻舟，移榜中流，他对子陵祠旁僧舍的印象是毁垣枯瓷，如入墟墓，这一切都可以使我们想象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恸哭记》说：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倾者三，复再拜起。有云从南来，潋吧渤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阈，竹石俱碎。这是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文字，它煽起的是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每逢国家民族遇到危难，人们总会记起皋羽。黄梨洲就是一个例子。
　　同伴告诉我，他曾到对岸去勘察过谢墓，原有的石人、石马都已被敲碎，墓地现在是一个大而深的潭。还曾有一座许剑亭也拆毁了。这一切当然是在破四旧
　　的口号声中干下的，此外还有一种流言，说皋羽墓中葬了一颗金头，还有夜明珠..发掘的结果自然是失望。谢皋羽并不是大官，也不曾被元朝捕获斩首，怎么会在遗体上镶一颗金头呢？十年浩劫中这类性质的破坏往往带有某些农村特点。
　　从钓台下山时，遇见了当地一位大队的支部书记，他正想进城谈判由生产大队承包钓台修复工程的问题，恰好在这里碰上了工程负责人，他们就坐在江边的断碑上热烈地讨论起来。钓台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一直是严氏家族的私产，解放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但又不像桐君山那样成为国家的公产，钓台分给了两个大队，是集体所有性质，因此在政策掌握上又有所不同。譬如山下的一棵批把树，树本身属于风景点，生产队有保护的责任，但每年生产的果实是归大队所有的。
　　站在江边眺望隔岸的青山，面对汤汤的江水，一面想着严子陵的故事。这时，江面上忽然出现了随波而下的什么东西，一位青年农民拾起身边的碎砖块向江中掷去，逼使它渐渐向岸边飘来，不久就能看出这是一条挺着白肚皮的死鱼。但那青年并不去捞它上来，又任它飘去了。他说，这是给上游的一家什么化工厂的废液毒死的，吃不得。这是我偶然得到的关于富春江的鱼的使人沮丧的消息。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桐庐搭上了返回杭州的江轮。这是一条新的双层中型客轮，非常舒适，坐在临窗的座上可以饱看江景。旅客很多，但并不显得拥挤，大部是短程的农村乘客。一路要停靠许多码头。只是在这一路水程中间，才能细细领会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的妙处，悟出这是一幅高度写实的作品。平沙远清，到处都有白沙翠竹江村的小景。
　　远山层叠如带，近处的山色是浓绿，远山是蟹青，更远些就变得更淡，简直只是一抹淡墨而已。江中有时也出现狭长的浅滩，上面有成行的幼树，在黄子久笔下，这只是秃笔一抹，但神似极了。除了航班船、运输船，江上还有挖泥船在作业。一路上还看到很多碎石厂，全都在岸侧的山脚放炮炸山取石，就近粉碎，并在不远的临时码头上装船。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在经济上带来多大的好处，显而易见的是几百里沿江的翠绿屏风被无情地破坏了，到处是七零八落的土黄、储红的豁口，和尚穿的百袖衣怕也没有如此的破烂、芜杂。这是此次江行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又一现象。
　　默默地坐在船上，还是忘不掉钓台和听到的关于钓台重修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我想，重修后的钓台，理所当然地应该保留旧有的素朴、古拙面貌，宁可简单些而不必追求不谐合的华朊。在东台上，最理想的也还是出现一座倪、黄笔下造型的石亭。无论苏州或杭州园林中的楼阁亭台都不必去刻意仿效，弄不好是会弄巧成拙的。我坦率地说出过自己的这些意见。
　　此外就还有关于严子陵的评价，这可是个复杂得多而且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多的，有关的遗迹也不少。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旅游事业的工作中，会经常遇见诸如此类的问题，历史学家理应负责地及时加以解答。
　　长久以来，人们对严子陵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很久以前已经搜集编成厚厚两大本《钓台集》，其实没有收入的意见还很多。大体说来，人们对他总是称赞的多，不过出发点并不一致。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小时候的同学，光武帝在和群雄角逐中间，他可能也曾参预过谋划，出过力，不过史传里没有说。后来光武帝即位，他却不肯作官，宁肯到富春山中去钓鱼过活。他的这种行径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些特别的，他的几桩故事也一直被当作佳话来传说。严子陵被光武帝请到京师来以后，也是当年的旧友、此刻作了司徒的侯霸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自己却推事忙不来探望。
　　子陵对来人问道：君房（侯霸字）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
　　位已鼎足，不痴也。来人回答说。子陵就问他带了什么话来，来人照说了，又求写回信，子陵就箕踞在床上口授回书。来人嫌短，请再添两句，子陵的回答是买菜乎？求益也。
　　这故事见于皇甫温写的《子陵传略》中，范蔚宗的《后汉书》里就没有，所记非常生动，很可以看出严子陵作风的一斑。萝卜白菜这样的话头，最早见于旧书中的可能也就是这一条。他说话不但清厉而且尖刻，可见后来光武帝拉他同榻而眠，他竟将大腿压在皇帝身上的传说不是不可能的。他对皇帝说话也同样不客气，光武帝问他：你看我比过去有点进步么？子陵的回答是比过去多少好一点。
　　这都说明，他不是封建社会里常见的那种隐逸，和悲叹不才明主弃的人物完全不同。
　　至于严子陵为什么终于不肯留在光武帝身边作大官，许多论者都以通常的隐逸心理来解释，那恐怕是不大说得通的。黄山谷诗：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稍稍透露了一点消息。张岱在《史阑》里就说得更为清楚：光武，中兴令主也，而废郭后及太子疆，颇为后世口实。国朝方正学题《严陵图》有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见几，故向桐江钓秋水。宛转二十八字，可谓发千古之隐矣。这可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一种分析。方孝孺是明初人，他曾亲见洪武一朝许多残酷的政治迫害事件，他的能够看出或猜到严子陵的心事，不是偶然的。
　　隐逸，也有种种的，那动机、作法、效果也大不相同。粗略地说，也许可以分为积极、消极两类。而人们对待隐逸的态度，也因时代、因人而异。我想，严子陵的受到重视并博得好名声，大约从东汉末开始。
　　从列于党锢的人物算起，到三国、魏、晋，嵇、阮一辈的清流，大抵都常常要记起严子陵，羡慕他也佩服他。唐代的李泌也是向他学习有得的名人。最有趣的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写的那篇《严先生祠堂记》抽象地肯定了严子陵，同时也表扬了汉光武，好像他们之间毫无矛盾，密切合作演出了一出道德正剧。宋太祖是搞杯酒释兵权式的中央集权的，范仲淹自然明白，他在做当地的地方官，只能讲这些淡话。但他到底不是糊涂虫，他另外还有一篇《钓台》诗：汉包六合网贤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可见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不小心漏出真话来了。
　　严子陵是名人，钓台是名迹，这地方当然应该重修、恢复，成为一个旅游胜地。
　　至于严子陵本人，只要我们明白他其实是怎样一个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也就足够了。千多年来以他为代表的隐逸起过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通过人们抽象的理解，也的确产生过好的、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一向受到尊重的知识分子的正直与骨气，这正是古今一切形形色色风派人物的对立面。仅此一点，严子陵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存在下去，长久得到人民的怀念。
　　一九八零年十月一日
　　春游杂感
　　面皮来杭州前，在旅行包里放了一本张岱的《西湖梦寻》。我想，这比任何新编的西湖导游之类的书都要好。虽然书里没有五彩缤纷的图片，说到的一些风景、名胜有许多也不存在了，但这书实在并不曾过时。
　　从《咸淳临安志》开始，《武林旧事》、《梦粱录》、《西湖游览志》、《南宋杂事诗》、《西湖渔唱》、《西拎百咏》、《东城杂记》这类书实在多得数不清，但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学术性色彩浓些的往往缺少趣味，另外一类又趣味不高，容易陷于无聊。一种能供普通游人阅读，既介绍历史知识，又有通达的见解，描写了山容水色，也表达了健康的美学观点，雅人能接受，俗人也能理解的书，到今天也还不曾出现。张岱的这部《梦寻》虽然已是三百年前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今天的读者也已有了很大的距离，但依旧不失为一部可读的西湖游览指南。特别是书中一些近似所谓杂文的章节，好像至今也还保存着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张岱写灵隐道上那一段九里松的山路，苍翠夹道，藤萝冒涂，走其下者，人面皆绿。只三四句，就活画出了使人神往的景色。这样的手段，就不是通常的游记所能有。不过我怀疑他这里只是凭想象做文章，实际恐怕并不如此。因为附录张京元的《九里松小记》就说：九里松者，仅见一株两株，如飞龙劈空，雄古奇伟。想当年万绿参天，松风声壮于钱塘潮，今已化为乌有。可见明末这地方已是光秃秃的一片，只剩下一两棵古树了。
　　张岱写九里松，是在集庆寺条下。这寺就在九里松道上，是宋理宗为他宠爱的阎妃兴建的功德院，寺额皆御书，巧丽冠于诸刹。经始时，望青采研，勋旧不保，鞭答追逮，扰及鸡豚。时有人书法堂鼓云：静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张岱是舍不得不写入《梦寻》的。此事又曾记于《钱塘造事》，我见过一种旧钞本，好面皮是另外三个字，讽刺更为尖刻，可能是更真的古本，张岱不曾见到。
　　宋理宗就是纵用贾似道的那位皇帝，他干出这种事来也正在情理之中。张岱又说：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两轴。六陵既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遗像竟托阎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轻消也。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张宗子是散文家也是杂文家，而散文与杂文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道鸿沟，一切都要由作者所处理的题材与下笔时的感情决定。想勉强分一条不容混淆的界限，是徒劳的。
　　张岱所说的冬青，则是另一件故事。南宋覆亡以后，元朝的僧官杨涟真伽将南宋诸帝陵墓都发掘了。当然注意的是坟里殉葬的宝贝，皇帝的遗骨只能扔在一边。因为这与猪羊骨一样，不值钱，当时也没有废品回收站收购。可是后来有一位姓唐的义士却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帝后的遗骨收集起来，另行安葬。不敢立碑，只种了些冬青树作记。
　　许多词人还为此事写了不少咏物词，支支吾吾，如果不是有人指出，读者简直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这事今天想想也真有些可笑。从宋高宗算起，包括可爱的宋理宗在内，南宋的几名皇帝到底是怎样的角色，江南的老百姓是清清楚楚的。肯站出来为之收拾遗骸的到头来也只有一两位义士，这可真是并非偶然的一桩佳话。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西传，湖楼坐雨记虾爆鳝西湖边上有许多名胜，因而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匾额。中国传统的榜书都是由右而左的，与今天牌匾的由左而右的不同。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风景区不打紧，到了城里就可能有些触目。我以为凡是新恢复的有过久远历史的老字号或类似的所在，都不妨遵照旧法。好在人民群众大抵都是熟习的，并不会发生什么误会。
　　几天来走来走去，也看到了许多新添的匾额，如叶圣陶书的风雨亭、杨希洛书的放鹤亭、沙孟海书的素春斋就都是老规矩，看了觉得很舒服。至于楼外楼和天外天倒像蝙蝠似的左右逢源，怎么看都不错，更是不成问题了。
　　好像只有老字号的奎元馆是例外，三个大字彼此独立，由左而右地站在门前。
　　奎元馆是历史很久的有名面馆。过去每到杭州，总要到这里来吃一碗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我看来，奎元馆吃面，其重要性殊不下于游西湖十景。一天从九溪回来，已经下午一时左右了。赶到这里，发现仍在营业，并未午间休息
　　，真是高兴得很。美中不足的是几种有名的传统汤面都没有了，我想这只能怪自己迟到，这次只吃到了也是有名的片儿川，这是用笋炒肉片做浇头的面。不，我这样说并不确切，说浇头其实是错的。传统的方法是用锅子烧起了肉片和笋，再加面一起添汤煮成。不过我这样说似乎又是不错的。因为这次吃到的片儿川好像就是光面上加了预先制成的笋炒肉片的浇头。顾客是多的，即使到了一点半钟也还是座无虚席，如果每碗面都用传统办法烧起来怎么成呢？在这里似乎也隐约地、具体而微地看出了近代大生产与手工业方式的矛盾。但我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吧，也应该加以解决。因为奎元馆理应有与街头面摊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晚上与朋友谈天，说到吃面的经历，朋友笑着说，奎元馆楼上新辟了楼厅，在那里是可以吃到种种花色面的，如虾爆鳝。这就使我又一次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而入境问俗也确是古人的经验总结。
　　于是第二次下了决心一定要吃到著名的花式面。这一次也还是迟到，但心里有了底，毫不心慌。在入门处看到一位正在进餐的老师傅，向他打听有没有虾爆鳝？他微笑着用手向楼上一指，我高兴地想朋友的话到底是确实的。
　　楼上放了许多圆台面，有许多人在进餐，但没有谁吃面。走到账台边一问，坐在后面的一位女同志答道，虾爆鳝面有，不过是供应外宾的，每碗二元八角。我想既是花式面，贵一些也是当然的，开了票坐在桌旁等候了。这时发觉半天没有喝水，干渴起来，于是踱到一个放着许多玻璃瓶子的锁起的橱子前张望。那里放着伏特加、茅台、崂山矿泉水
　　我想这一定又是供应外宾的，我也都不想吃，最后发现下面一排放着几瓶橘子水，就向服务员打听，能否卖一瓶给我。她用手一指：到账台去开票。
　　坐在账台后面的女同志看了我一眼：是谁让你来开票的？我就用手一指那位忙着上菜的女服务员。橘子水是上海来的，外宾价格，五角一瓶。我没有多说什么，付了钱拿了收据又走回桌边坐下了。
　　那位要我去开票的女服务员从身边走过，我把开来的橘于水票交给她，她头也不回：自己去拿。我想，柜子上了锁，自己拿得到么？
　　急中生智，就问：难道外宾也要自己动手去拿橘子水么？这一问果然有效，橘子水来了，还有一只杯子。
　　没过多久，虾爆鳝面来了。虾是新鲜的，鳝背有筷子粗，不过与笋炒肉片一样，也是冷的，是浇头。
　　一碗面吃得很饱，走在马路上，到店里去买了一包香烟。想同时买一包火柴，回答却是没有。这是一位面孔圆圆、满脸是笑的女孩子，她看我手足无措，就说：不要紧，我带你到后面厨房里去点火。她的好意真值得感谢，我不想麻烦她领我到厨房去，就说想到别的店里去买买看。她笑笑说：别处也没有，火柴断档了个把月了。
　　只卖香烟不卖火柴，怎么行呢？何况人们又不只是为了吸烟才来买火柴的？
　　我实在有些吃惊了。
　　女孩子还是笑，她向我解释她们店里只管零售，无权决定货源的供应。她用手向右边一指，二轻局（第二轻工业局简称）就在隔壁。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不想小题大做。
　　火柴盒是包给外包工做的，一千只还是几分钱，老太婆们不高兴了。
　　我想，女孩子说的情况可能不够全面，也许还有其他别的原因，但我相信情况的基本属实是没有疑问的，同时对这一番访问我也感到特别满意。我早已不再是一名记者，但在我的采访经验中，像这样生动、自然、没有拘束的交谈是少有的。
　　店里有两位青年，也凑过来听我们的谈话，并主动递过他们手中的香烟给我点火，对我这个到杭州来的游客的尴尬处境极有兴趣地表示了同情。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关于柳如
　　是过去随便翻阅晚明野史，经常遇到有关柳如是的故事，逐渐引起兴趣。不过这和许多旧时代的诗人文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煊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微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颗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跑来讨替代。
　　古今有些才子的有些设想，确是十分古怪的。譬如人死了以后变鬼，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变鬼之后，会不会一年年也老下去呢？一般的意见又并不以为如此。牛僧孺作《周秦行纪》（或云这是旁人托名所作，用以进行政治陷害的，是颇古的阴谋文学，这里始不具论），说他夜宿汉薄太后庙，会见了威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淑妃、绿珠等一大串不同时代的古美人，一律朱颜绿髻，宛如当年，饮宴倡酬，最后由昭君伴寝（在别人都推辞了以后，薄太后指定昭君伴寝，那理由也是非常有趣的。说她嫁给了呼韩单于，后又改嫁，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
　　所以尽可自由行动，不要紧的），实在风雅极了。不过想想戚姬后来是成了人肩的，杨贵妃缢死，潘淑妃杀头，绿珠跳楼自杀，都是血肉模糊的形象，但牛僧孺却一概不见。自然，这是小说，是才子们的白日梦，但也确实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迄今有关柳如是的许多诗文，大半即属此类。自然，在这中间，有些议论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
　　我这里所指的是总的倾向。
　　为了研究（姑且这么说说吧），我搜集过一些资料。托朋友从图书馆里抄来了她的诗集，从清人文集、笔记中搜集了一大堆有关文献，几乎有编成一册《蘼芜集》的本钱了。又搜集了她的一些边诗，还买到过一张朱野云所无的小像，正是如是初访半野堂的小影，画幅四周题满了吴山尊、费屺怀、严几道等数十位作者的题诗。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一切就都迷失了。大概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吧，摊书满前，未必能写得出文章，面前只剩一张白纸时，倒也会胡乱写下些意见。自然，距离研究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远了。
　　三十年前，我组织过梅碗华写他的传记，我的希望是通过他个人的经历，纪录或表现出清末至解放这个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未完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有些人的意见是生活谈得多了，也就是说艺术谈得少了。不过我想，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似乎多半还是谈生活的那些处所吧。
　　不管类比得怎样不伦，柳如是和梅兰芳，无疑都是很典型的历史人物。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个则活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杜会的末期，在新中国还活跃了十来年。两者都是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社会的变革都是激烈而巨大的，两人的具体身份又都有可能接触十分广阔的社会面。通过他们的个人活动，具体地、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那条件都是十分优越的。
　　柳如是也是有艺术才能和表现的吧？她写过一些诗词，留下了一卷尺犊，都很有特色，也都是不会磨灭的。她作为一个名妓，应该也有些吹弹歌舞的本领，不过我说不清。她有一幅《月堤烟柳图》的卷子流传下来，后面还有钱牧斋的题跋，我见过照片，却实在幼稚得很。不用说，这一切比起她的生活实践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口号一般，学得吹拉弹唱，普天下服侍看官，则是妓女、歌女一切最下层的受迫害者的呻吟。两者之间，有被迫与自愿的不同，相同的是都有货色出卖，男的卖艺，女的就只有卖淫。卖淫也有三六九等的，明末秦淮就分旧院和宁院、猪市（或作朱市）许多等级，解放前上海也曾有长三、么三许多名色。柳如是是属于高级的名妓，虽然身份不同，但努力方向是并不两样的。她们都要想方设法早日跳出火坑，说得好听些就是选婿。
　　明末名妓选婚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要选择怎样的对象，她们采取一些怎样的手法去捕获对象这一切，如果加以细密的研究，是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启示的。首先，依据当时的标准，怎样的对象才算得上是头等的？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地主、名士，但当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发展的时会，商人也挤进来了，不过地位还是虚弱的。名士的得以跨身其间，原因是他们或则本身就是大地主，或则可以向大官僚转化，名士本身倒并没有什么分量。
　　记得野史中记如是最早出身于盛泽的归家院，她本姓杨，名爱，柳则是寓姓。
　　最早见于记载和她关系亲密的腻客是复社党魁的张西铭（傅）。这是很重要的线索，说明在她开始进入社会之际就和晚明的政治圈子发生了关系。接下去又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如是儒生打扮，到松江去拜访陈卧子，递上名片自称女弟，她是想下嫁给陈子龙的。这一段因缘又没有成就。野史说什么陈子龙性严峻不易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张博和陈子龙都是晚明党社中举足重轻的人物，他们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其对立面则是以阉党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中极端没落腐朽的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中，他们的政治倾向成为正义的代表，有颇广泛的政治基础。张博先死，陈子龙在南明弘光一局以及后来浙江抗清起义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死于清师的镇压。柳如是最初相好和选择下嫁的对象，是这样两位名士，确是很值得注意的。
　　王国维有题如是《湖上草》三绝句，其第三诗云：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这是对封建礼法的愤怒抗议，断然将它踏在脚下，勇敢地挣脱身上的枷锁，争取人的地位的行径，绝不能仅视之为有趣的佳话的。
　　柳如是诗有我是华亭旧时客之句，顾茅《河东君传》也说君初适云间孝廉为妾，这不知何指，可能说的是就是陈卧子。如是在下嫁钱牧斋以前，活动地区不外松江、杭州、吴江一带。徐野君士俊有《菩萨蛮》词，题《初三日与柳姬闲话》：仙源隐者应如是，桃花引惹渔郎至。一笑不相亲，再来何处寻？春城寒食句，青满章台路。体道柳如眉，月痕今似谁？（《今词苑》卷上）词中所咏当是如是，试看第一句，作者就将柳隐、如是字样都组织了进去。此词当作于湖上，别无其他故实，只一笑不相亲两句，勾勒了如是若即若离的姿态。
　　因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十分可贵。
　　更难得的是在李因《竹笑轩吟草》里，有《赠柳如是校书》二首，题下小注云工诗文临池：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秋风犹恐成憔淬，好护青青似旧垂。
　　昼掩章台自著书，十离诗就寄双鱼。扁舟三柳烟霞通，觅得药芽伴索居。
　　龛山亦史是庵李因，也是一位名妓，后嫁葛微奇，是有名的女画家。
　　她的《竹笑轩吟草》共三集，初集刻于明末清初，所收都是甲申以前的诗。集中颇有投赠同时姊妹行之作，如是之外，尚有赠王玉烟、王婉生（玉烟女弟，工弈棋画兰）、李澹生（工诗，善弈棋、音律）、章韵先（善杂剧、画兰）的诗。这两首诗尤可珍重，描绘了如是寄居九峰三柳之间的生活情况。多年来收集如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仅此而已。
　　如是另一位密友是为她刻了《尺续》和《湖上草》的汪然明。他是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有《春星草堂集》，收在《丛睦江氏遗书》中。
　　可惜我不曾仔细看过，现在说不出其中有无与如是投赠的诗文了。《柳如是尺牍》一卷，收三十一通小札，都是寄给汪然明的。从其中透露的情况看，她和汪然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是来到湖上，就借住在汪的湖庄里，时间当在崇祯十二年已卯（一六三九），在这些信里，如是自称弟而称汪为先生。汪对如是的生活多方照顾，还为她的归宿细心筹划。汪和钱牧斋也是相识，如是访牧斋于半野堂，在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零）冬，给汪然明的最后两封信都提起过。王国维题诗第二首说：华亭非无桑下恋，海虞初有蜡展踪。汪伦老去风情在，出处商量最恼公。就说的是此事。
　　国维又一诗说：羊公谢傅衣冠有，道广性峻风尘稀。纤朗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工草衣。
　　静安自注云：尺版二十五云：承谕出版，倍见觊切。特道广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纤郎，行自愧也。纤郎疑即王修蔽字，号草衣道人，广陵人，后归许霞城给事。这是汪然明为如是撮合，如是辞谢了，而举纤郎以自代的一例。这种例子不只一端，如她给汪然明的另一信说：接教并诸台贶，始知昨宵春去矣。天涯荡子，关心殊甚。紫燕香泥，落花犹重，未知尚有殷勤启金屋者否？感甚，感甚。
　　刘晋翁云霄之谊，使人一往情深，应是江郎所谓神交者耳。某贫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耀缨人耳。一笑。
　　她这里又一次把某些人的殷勤轻轻地回掉了。她甚至不能不向汪然明呼吁：望先生速图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因为浮谈谤谣
　　不能不逼使她考虑避迹。后来她终于离开了杭州，避居何处不详。
　　她有一封给汪然明的谢信，写得极动人：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们然。
　　从这封信时里，似乎可以看出，她对汪然明的以平等相待，尽情维护，是从心底感激着的。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女人的心，真地被打动了。
　　细味全信，友情更深于爱恋之情。这不只是一篇漂亮的简尺，还凝聚着真挚的情谊。
　　《众香词》收柳如是词六调，其《踏莎行·寄书》云：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里，销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你。
　　这一阂《踏莎行》，恰好可以作为她的尺犊的代跋。
　　柳如是选婚的结果，选中了钱牧斋。钱、柳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那是明明白白的。对照我前面所列举的三个条件，钱牧斋是全部合格的，他是东林领袖、文坛祭酒、大地主、大官僚。据崇祯七年（一六三四）温体仁指使张汉儒揭发的钱谦益居乡不法四十款罪状，他有上百个奴婢，夺人田宅妻女，把持官府，操纵考试词讼，其实是个大恶霸地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还经营出洋兴贩，获利巨万。这可是个新生事物，为一般大财主、滥乡绅所望尘莫及的。柳如是亲访半野堂，做了调查研究，决定下嫁给这个老头儿。除了满足于这些条件之外，还看到三年以前，钱牧斋在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搏斗中，走了司礼监曹化淳的门路，击败了政敌，使温体仁罢相，压服了浙党，政治前途充满了希望。这个小女人是很有野心和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她下了决心，嫁给了钱牧斋。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钱牧斋为如是起造了维云楼、我闻室，和她一起到浙江去旅行，回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可见他们的结合，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钱牧斋还为她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肉麻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的《吴越诗选》选入，但另列入一卷曰艳体诗。
　　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嗤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蓬鬓有霜，香查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群前灯烛光。
　　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
　　就颇费思量，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横直不是十分满足。
　　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数诗皆据《吴越诗选》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嫁给这样一个年已六旬的老头儿，是很难期待有什么闺房之娱的。《柳南随笔》所记的钱、柳闺房对话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就是出色的特写。这一组警句由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外面的流言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大抵和牧斋关系密切的人还肯说些好话，此外大量的则是丑闻。我想，这也不一定全是造谣。
　　黄淳耀这位老夫子，在钱牧斋家里作西宾，如是要和他诗筒倡和，吓得他要卷铺盖逃走。曾经刻过《绝妙好词》的柯南陵（煌）在《舟中读牧斋先生＜初学集＞得一百四十字敬题卷后兼寄孺馆行人》这样的诗里也有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拢的句子。看那全诗，对钱牧斋是倾倒备至的，但写到钱牧斋闭户著书，就要说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士大夫中间的一般印象了。这些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
　　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牧斋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我想这些故事即使有些夸张，但却假造不来的，它们倒是揭露了钱柳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久，就是甲申国变。南明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筹建，钱牧斋马上带了柳如是赶去，捞到一顶礼部尚书的纱帽。这是他极力讨好马、阮的结果。钱牧斋以东林领袖的身分，替冯铨和阮大铖讼冤，又要翻三案的旧案，说得嘴响，却不顾清流的齿冷。柳如是此时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钱牧斋请阮大铖吃酒，要如是陪坐，阮胡子高兴极了，送给她一顶价值千金的珠冠，钱要柳如是的道谢，还要她移席
　　近阮。这些，柳如是都照办了。她陪钱牧斋来到金陵时，穿了戎装，头上插着野鸡毛，作昭君出塞装束，也着实出了一阵风头。
　　顾云美《答以秘图斋存稿》诗（撰于崇祯癸未至弘光三月）稿本有《道中寄钱牧斋先生》一题：赌棋墅外云方紫，爆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
　　顾云美是《河东君传》的作者。他这首诗把牧斋视为威望崇高的障北长城，可能是代表了弘光中某些士大夫的意见的，尤可珍重的是他记下柳如是的一次重要活动。当阮圆海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穿了昭君装到江防部队里去活动过，大概是搞什么犒师之类的把戏的吧。
　　但此事顾云美后来不曾写入传中，可能是出于避忌之故。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她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牧斋争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拉拢抓着枪杆子的军阀。这一切，都是她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搞政治活动的手法。我想，弘光一局，牧斋的一切动作，幕后都有她在指挥。这决不是什么忽发的奇想，是有事实根据的。
　　宛平查为仁心谷《莲坡诗话》卷上：钱虞山之于柳如是，龚合肥之于顾横波，同类燕人之惑易，惜无兰汤以洗之。
　　宣城梅耦长（庚）有题顾梅生画兰云：半幅双钩楚泽春，南朝旧部总伤神。蘼芜诗句横渡墨，都是尚书传里人。（原注：上有钱宗伯姬人柳如是题句，蘼芜柳小字也。）托讽遥深，亦属实录。耦长刻有《漫与集》。
　　《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敏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诗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两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一匣。因赋三诗，其一云：北山秋水名相亚，古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顾总是相提并论，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
　　在甲申、乙酉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而钱、龚又都有故事流传。
　　据说有人曾责问龚鼎孽当日为什么不殉难，龚答道：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柯！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
　　的出典了。龚芝麓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横波身上，是典型的无耻之论。
　　这在钱、柳就大不同。据野史记，乙酉五月之变，柳劝钱跳水殉明，钱试了一试，水冷得很，不敢下去，如是却奋身欲没池水中。当然，这也是野史传说，难保没有出入。但我总想这也是假造不来的。钱收斋的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不是任何天才所能想象得出的。
　　柳如是与顾横波，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恐怕是大相径庭的吧。
　　这两人虽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完全不宜相提并论是无疑的。
　　乙酉（一六四五）清兵南下，钱谦益竟丽颜迎降了，柳如是在这当口有过什么表示呢？野史、正史都无记载，不敢悬拟。但野史中还记下了另一小故事。一次，钱、柳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牧斋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
　　这个故事无疑也是真实的。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钱牧斋投降清朝以后，打着为先朝修史的招牌，到了北京。蒙恩赏给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不知怎的，过了半年就以疾归了，大约总是混得不太得意。第二年，又因淄川谢升案而锒铛北上。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夫人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头剑芒之间照顾牧斋。
　　牧斋的好友、德州和先贞家有杜亭，历城王秋史（苹）《杜亭》诗红袖裁诗临妙墨句下注：虞山河东君题诗亭中。可能就是此次如是陪牧斋北上经过时所题。
　　这一次，据传说是行贿三十万金才得无事放归。牧斋对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这以后，牧斋的经济情况似乎与先前大不相同了。在尺牍中常常叫穷，珍重收藏的宋本《汉书》也卖给了宁波的谢三宾，很可能是由于几次官司打点花费了不少。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又因黄流棋案逮系江宁，吃了一次官司。
　　在这种局面下，钱牧斋并不闭门韬晦，还是与南朝桂王的大学士瞿式辖有联系，和抗清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有联系，与山阴祁氏兄弟破家结客密图抗清终被杀头的魏耕（即《吴越诗选》的编者之一）也有联系。在《雪翁诗集》卷五中有《欲谒虞山钱大宗伯，途中书怀先寄柬呈览》诗，有中句云：前岁纵横计不成，仰天大笑还振缨。授书恰思下那去，采药乃向玉山行。诗意也十分显露，魏耕是说他抗清起义未成，要找钱牧斋去筹划兴复方略。从这一类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牧斋似乎还不是怎样的不齿于明遗民，还要和他一起计议抗清的大计。贤如黄宗羲，在《八哀诗》中也对牧斋特致好感。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斗争的尖锐、复杂。
　　柳如是这期间的活动，今天知道的细节不多了。那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类故事，正是干犯新朝大忌的政治问题，野史笔记也无人敢记，即偶有记者，在后来的文字狱浪潮中也大半毁失了，不过也还可以找到一鳞片爪。
　　上面提到牧斋曾逮系江宁，是由于黄流棋狱的牵累。黄于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在舟山起义抗清，据《江阴祝氏孤忠录》，如是就曾亲自到舟山去慰劳过义师。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闺阁心悬海宇旗，每于方置系欢悲。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据考证引诗就是咏黄毓棋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可见他们在红豆山庄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柳如是一直没有脱身于政治漩涡之外，是明明白白的。
　　钱牧斋《后秋兴》诗，题注：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
　　其第三诗：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破除服揖装罗汉，减损亩盐切欲飞。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稍鼓音违。须眉男子皆臣子，春越何人视瘠肥。
　　钱牧斋在诗中有自注。装罗汉句下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家以资之，始成一军。这是说神武伯姚志卓兵败，想再度起事，装五百罗汉是当时的隐语，柳如是卖尽金珠，帮助姚恢复了一军。营垒倒句下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这是明说如是曾入海犒师。鼓音违句下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乙未是顺治十二年，正是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视瘠肥句下注：夷陵文相公来书云云。到了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吴三桂杀桂王，瞿式耗殉难桂林，郑成功也死去了，抗清复明的希望消灭殆尽。《后秋兴》诗就作于此际，但不敢刻入文集，我曾见到过抄本。
　　这些诗当然不能说全无夸饰，但事实大抵是事实，在作历史研究时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还有两个小故事，也是可以说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的。
　　白耷山人阎古古被清廷追捕得急了，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住在钱家。牧斋想留他下来读书，怕宗羲因家累不肯。
　　一天夜里，宗羲已经睡下了，牧斋提着灯来到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作安家之用，说这是内人的意恩。这内人就是如是。黄宗羲后来作《八哀诗》，其一即是钱宗伯牧斋，特致感念。有两句是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原注：皆身后事。美人当亦指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的起草人之一，乙酉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的原故。
　　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
　　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入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柳如是到钱家时，牧斋的正室陈夫人还在，此外大约还有几房妾侍，现在只知道其一即孺馆（即前引柯煜诗诗题中的孺信行人）的生母。
　　但二十多年中间钱家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如是手里的，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牧斋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有专书纪事。但恰恰在这时，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酣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上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她早已安排妥贴，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环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帮家伙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逼死主母而伏罪了。
　　她又一次极为成功地运用了她一向鄙视并加以践踏的封建礼法，反戈一击，制服了想把她活活吞下去的对手。这是如是一生对封建主义的最后一战，也是最后一次地胜利了！
　　但一些野史的作者、许多诗人文士却把它看做柳如是为钱牧斋殉节，真是十足的昏话！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大抵包括两个侧面。露在外面，为大家所看见的是她的风流不检；掩盖在底下，很不惹眼，但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清晰的是她的强烈的一贯政治倾向。结合起这两者，才能使我们对她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柳如是荒淫无耻的故事，在晚明那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倒无宁说是一种典型现象，是在没落的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市民等级的疯狂破坏性的表现，是它消极的一面。柳如是从封建社会的最下层挣扎出来，当她一旦挤进地主阶级上层以后，随以俱来的消极腐化因素就进一步迸发，加强了这种疯狂性。而这种疯狂性是会无情地破坏旧社会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加速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的。我们说这里有消极的一面，是和一切大小卫道者的哗然不满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在拚死地保护旧事物，他们把柳如是视为敌人。
　　在旧社会的文士所写下的大量有关柳如是的诗文中，即使是较有见解的，也很少能看出她那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至多是把她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美丽的怪女人，加以咏叹。如此而已。
　　柳如是的作品，《湖上草》一卷，《尺犊》一卷，有明末汪然明的刻本。高野侯曾得到过原刻，是虞山赵氏旧山楼的藏书。原书历经林云凤、车秋酃、贝简香、潘椒坡、徐子晋收藏，今不知流落何处。我过去曾买到一个旧抄本，为嘉业堂故物，卷中别增附录诗文不少，为管庭芬手辑。收藏家所收也大抵是传抄本，原刻少见，只见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著录一本，注明是明刻，棉纸，当是原刻无疑了。
　　此书当刻于崇祯十三年以前。浙江图书馆目有《戊寅草》一卷一册，明手刻本，抹云楼旧藏，未见。又张宗祥传抄《湖上草》一册，也在浙江图书馆。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癸丑五月十一日条记：金陶庐函寄赠《玉台名翰集》，集禾中女子徐范、赛媛所刻，仅存汉魏茂调、唐吴彩湾、薛涛、宋胡惠斋居士（黄由之妻）、元管仲姬、明叶小容自然居士张净妙、河东君共八家，后有冯柳东跋。
　　因知如是集曾有此汇刻本。
　　长洲章铁《四当斋集》有《柳如是造集序》一篇，为常熟张南械所辑柳集而撰，说是尝从赵氏旧山楼传录江刻，复辑补诗词若干首，而附以康、雍以来纪载文字，定名曰《柳如是造集》。此本似未刻行，今亦不知仍在人间否？
　　此外，我曾见过传抄的《旧山楼书目》，其中有如是所作《红豆山庄杂记》等数种，当是稿本或旧抄本。赵氏藏书于抗日战争前后流散，著名的《也是国杂剧》即于丁初我家散出。据说，这本《旧山楼书目》中的书，仍在虞山一带。不过这已是二十余年前的旧话了。我希望这批书仍在人间，则可能使我们见到柳如是更多的作品。
　　过去我也搜集过一些柳如是的佚作，《柳絮集》、《吴越诗选》、《众香词》、《明诗归》（顺治刻，非钟惺本）等书中都收有一些如是诗词。书已不存，无从引录。谢翠霞和席佩兰《重修河东君墓纪事》诗中有句下小注云：君寒柳词云：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细语。又注云：君有酿花酒酌桂郎诗，桂郎君家孙，早殇。
　　《天真阁集》）又见道光刻仁和李堂《缘庵诗话》卷三有一则云：吾杭之西溪，奥区也，梅花之盛，不减铜坑。明季江浙耆旧多遁迹于此，故某尚书尝往来其间，今永兴寺犹藏柳如是手书小笺，题云《次韵永兴寺看绿尊梅作》：乡愁春思两款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后署河东柳隐，当是和尚书之作，诗字皆婉媚。这是手头仅存的两则柳如是佚作了。
　　清人集中多有题咏柳如是遗物的，据所见条列如下：
　　（一）柳如是砚，背镌秋水阁印，印上有如是小款。砚右有壬午二字。（休宁戴延介《眉妩》词注，砚藏吴竹桥仪部处）
　　（二）柳如是印，消寒第八集席上，眉卿出一印章，云得之赵秀才家。朱文如是二字，旁刻癸未春楚秀镌赠，其为绿云楼中物无疑。癸未，崇祯十六年也。（孙原湘《消寒词》注，又见潘介综《晓梦春红词》）
　　（三）红豆山庄玉杯，江静萝明经（曾祁），予乙卯同年也。自言高祖处士某，工俞附之术，陈健庵先生集中有传。处士曾为河东君疗疾，宗伯以玉杯为赠。上镌红豆山庄款识，属子孙世宝之。后为他氏所得，静萝踪迹赎还。今夏值君六十寿辰，出以觞客，属予作。（孙原湘诗题注，《天真阁集》卷二十三）（四）唐镜，周南卿得柳如是所藏唐镜，背铭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初白老人有诗云：宗伯簦清世莫知，整花映日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挽镜诗。见《金陵杂咏》。南卿拟拓柳本装册，并摹河东小像于左，索同人题句，爱赋四绝。（钱唐张云激《知还草》卷五）镜背铭曰：（略，上下两联误倒），其旁刻蘼芜二篆文，极道劲。中为麟缡，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维云楼印四字。（邓之诚《古董琐记》七）
　　（五）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有半，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树，款曰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已畅月柳蘼芜制。今藏王砚农处。（张鉴《冬青馆乙集》二）
　　（六）柳如是沉香笔筒，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卷六有此题七绝四首，无注。
　　其第二首云：也合裘钟记小名，沉香禅味悦温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尚书旧日铭。约略可知原物形状，其上并有牧翁铭记也。
　　丁巳小雪前四日写毕后记：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犊的小文。后来泛读明清人集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更集得资料一小册。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偶于劫余丛杂中检得手抄数叶，皆有关柳如是事，盖后来陆续抄得者。去年闲居无事，即据此重写为一文。观点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过少加条理。资料贫乏，但有些却不多见，怕更因我而散佚，所以也一并写人了。看了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说不上什么研究的。
　　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陈寅格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五十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阔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评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姿倚门之少女，绸缨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低，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诗有谁使英雄休入亏句，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
　　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证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陶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低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低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
　　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
　　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贰臣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郭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辩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
　　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辩诬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通思，亦俗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
　　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
　　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
　　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
　　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五十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河东君小像
　　我第一次看到柳如是的小像，是四十多年前在南京江南图书馆里。
　　那里收藏着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十分有名。我走去参观，承馆长柳治做先生接待，让到楼上去看善本书，其中就有黄丕烈旧藏的元刻《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书还是蝶装，据说是钱牧斋旧藏，上面有着柳如是的手校的。蝇头细字，笔迹十分秀媚，但是不是真迹，那是谁都说不准的。
　　这部书前面有一张柳如是的小像，幅巾、宽袖、笼手、眉目萧疏，面貌丰腴，这是临写的牧斋学生顾蓄所作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
　　纸墨甚新，最早不过是嘉、道之际的作品，可能是黄丕烈请人画的。
　　这一张小景后来曾有过许多抚本，陈寅烙撰《柳如是别传》卷首所载一幅是余秋室的临本，大致相差不远。如是的小影还有一幅是她的女儿保存的，曾经有人见过，据说其容瘦小，而意态悠娴，丰神秀媚。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标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翁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柳为勘定，故即景写图也
　　（《维云楼俊遇》）。可惜这一本后来没有人临摹，原迹也早已毁失，不可得见了，想来可能比初访半野堂的一帧来得更真切也更有意思吧。
　　大约在三十年前，我在上海古玩市场，买到了一轴柳如是的小像，是李文石的故物，他曾在《旧学庵笔记》中著录过的。像作圆形，是临镜小影，儒巾，袖手，也与其他各幅相同，浅着色。左下方有海陵朱鹤年摹一行，下铃野云小印，朱是嘉、道之际著名的画人。幅上有吴山尊题诗：山斗声名亦枉然，维云只合化苍烟。绔龄似有前知在，名字先参一指禅。闺阁齐名玉一班，一双家国泪潘清。眉生却先尚书逝，谁信红颜耐岁寒。
　　诗后属癸亥天中节后一日，吴燕题，下铃吴字圆朱印。吴山尊是乾、嘉之间著名文士。前些时发现的旧抄本《红楼梦》所谓夕葵书屋本（只存残叶），即是他的藏书。癸亥是嘉庆八年（一八零三），那么这帧小像已是一百八十多年前的作品了。
　　有趣的是小像上有着几十家的题诗，其中不乏有名的人物，现在选抄一些：拾翠骛环迹已迷，眼明尺幅见崔徽。未从画里逢摇落，更与灯前认是非。国破只教儿女怨，春深想象佩环归。儒冠巾帼原同物，未必萧娘怯舞衣。
　　这是侯官严复的题诗，共二律，俱不见于原集。又有费念慈题四诗，已见《归牧集》。他说：旧题黄秋士画河东君小像，更录于此。可知又曾有小影别本。
　　题词也有集钱牧斋诗而成的，有诗有词，吴瞿庵所题的一首是：憔悴孤花一病身，朱颜绿发紫纶巾。南冠死别累君频。风月重窥新柳眼，落花细雨正佳晨，崔徽可是卷中人。（《烷溪纱》）此外还有许振讳、黎承忠、康曾定、易顺鼎、程颂万、郑文焯、邓邦述、吴湖帆等人题句。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过去文人雅士为名女人题像，照例要堆砌许多肉麻的词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但这里却两样，虽然也有些香艳的词句，如易顺鼎所作，但大都能看到柳如是的身世遭逢和家国之感，如康曾定一诗就说：国破家徒在，烽烟万里愁。高砧悲失计，禾绢切同仇。室穴盟心旧，刀绳劝语柔。奈何公不渡，一曲反箜篌。这是很清醒的话，能了解柳夫人的一些心事，不能不说是难得的。
　　这个卷子原藏吴梓山，后赠李文石，最后为许博明所得。题词者都是藏画者的友人，从光、宣以迄晚近，几乎网罗了一代知名的文土，他们回答的是同一份考卷，却暴露了各自不同的心思，这也是旧时代题咏这一特定方式的特色与作用吧。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
　　钱牧斋
　　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用了很大的力量，引书之广，使人惊叹。
　　但到底限于条件，有些材料还是失之眉睫了。例如藏在浙江图书馆里的柳如是原刻诗集两种、尺牍一卷，就没有能利用，只见了传抄的本子。
　　这是值得同情的。近来随便翻书，检出康熙虞山如月楼刻的《钱牧斋尺牍》三卷来看，觉得很有意思，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材料。这书刻得极精，卷尾刻有顾氏藏本四字。查书目，应是《归钱尺牍》的下半部分。归大概是归有光或归玄恭吧。因为没有前半，不能见叙目，不知这些尺牍的来历，但内容的真确性是不容怀疑的。
　　钱牧斋这些信是写给朋友、地方官、和尚、亲戚的。间有几篇作于崇祯后期，绝大部分则是晚年所写。信札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有些不可能见于正面的传状、文集，甚至也不能从反面的攻击文件中获得全面了解的情况，就往往保存在这些尺牍里。钱牧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明末乡宦豪绅的生活情况、罪恶行径等都可以在这些尺牍中间看到一鳞片爪的影子。他与朱长孺关于杜诗笺的纠纷，他与毛子晋的关系，与瞿式耜的关系这里都有不少原始材料。他怎样选《列朝诗集》，这书原名《国朝诗集》，后来仔细考虑才改为列朝，以及剜改版片的故事，这里也有所透露。至于他对诗文的见解就表述得更多，而且话也说得爽直，绝不吞吞吐吐。卷二有与君鸿一札，这君鸿不知道是谁，是他的晚辈，也并非亲近的熟人，为了他八十寿辰写了贺信来，他回信说：村居荒僻，播经礼佛，居然退院老僧。与吾弟经年不相闻问，不谓吾弟记忆有此长物也。日月逾迈，忽复八旬。敕断亲友，勿以一字诗文枉贺。大抵贺寿诗文只有两字尽之，一曰骂，二曰咒。本无可颂而颂，本无可贺而贺，此骂也；老人靠天翁随便过活，而祝之曰长年，曰不死，此咒也。
　　这一节话说得深刻而痛快，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尺牍中有许多通都谈到为文债所苦，其中大半就是别人请写的墓志、寿文。他曾说，写这种文章很伤脑筋，有些人的生平没什么可说，有的虽有可说又不便说。例如有丑事就得转弯抹角地加以弥缝，实在不好写。但又不能不写，他是靠这项收入吃饭的。当时恐怕还没有稿费制度，但他的润笔肯定是异常丰厚的，否则怎能维持大地主的豪奢生活。他经常在信里哭穷，但这与下层农民的穷绝不是一回事，两种穷的标准天差地远。
　　祝寿本来就是无聊的勾当，是地主阶级的拿手好戏。西太后庆X旬万寿弄得民穷财尽，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地主比较风雅一些，除照例的大吃大喝、请酒送礼、唱戏取乐之外，还得搞一些纪念诗文，有人还刻了出来。幸而流传，现在都已成为善本。因为印好分送之后，谁也不去看，立即扔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这样就变成了珍本。翻翻善本书目，其中有一大批就是这类物事。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却自有其可贵之处。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钱牧斋说的骂与咒，看起来似乎是怪话，但也不是没有根据。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是天经地义，但在寿文中就不行。本来是恶霸劣绅，却要奉承说成是怎样的好人，这在本人看来，是比骂还要难以忍受的。钱牧斋还是清醒的，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所以他有此体会。至于咒的一点，那就体会得尤为深刻。
　　钱牧斋晚年缩在家里，经常听见社会上对他的评论，在尺牍里也有不少反映，自知罪孽深重。一旦死掉，不但常熟的老百姓要说一声阿弥陀佛，全国的清流义士也都将拍手称快的吧。这一点，他是猜对了。看看清初诗文集中吊牧斋的作品，就多半说的是可惜死得大晚了之类的话。
　　就这一点说，钱牧斋还要算是高明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梅花墅
　　一
　　一九五零年顷，江南故家的藏书一时大量流散，这是祖国典籍聚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藏书）聚散本是恒理，这个事实，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本来也是知道的，这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并没有什么奇怪。它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侧面。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这种再分配的规模就远非过去可比。
　　古代典籍，由于它本身也具有的经济价值，在二十世纪上半，本来已经逐步由地主阶级转入了半殖民地的新兴资产者的手中，流散、转移的过程也大大加快了。
　　这中间还有帝国主义的插手与掠夺。但地主阶级藏书家的残像也不是没有，例如铁琴铜剑楼瞿氏、结一庐朱氏、旧山楼赵氏，就可以作为大小藏家的代表。但这些藏书家的历史都并不久，至多是太平天国前后兴起的，他们的兴起和衰败，都大致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
　　在一般规律之中往往有特例。如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固然早在清初就流散了，但还有一部分精粹（多半是祁承煤和祁彪佳的著述稿本）
　　却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保存了三百多年。经过清初文字狱和禁毁的巨浪，保留这些遗书是要冒杀头灭门的风险的，然而却保存下来了，并于一九五零年左右流散入市。此外，就还有甫里许氏世守的遗书，也是保守了三四百年的，也在这前后流出，知道的就很少。许氏遗书的内容数量都远远比不上澹生堂祁氏，它的保存也没有那样的政治意义，但作为特例，还是值得注意、记述的。
　　许自昌是明万历时期苏州地区重要的刻书家，他很刻过一些书，如《太平广记》、李杜集、《唐诗十二家》、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集子以及佛经等等。他也喜欢藏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自然应该提到他，但奇怪的是叶昌炽对这位近同乡先辈的事迹知道得很少，就是在极简略的记述中也错误累累。许自昌还是个重要的作曲家，《橘浦记》（演柳毅事）和《水浒记》都有名于时。他还改订、刻行了王无功的《水浒记》、《保主记》（演赵子龙事）、《灵犀配》、《弄珠楼》、《种玉记》和《节使记》（一题许三阶撰），有些著录或径题许自昌撰，或题梅花墅改订。近几十年他的受到重视，就是为了这个。郑西谛买到他的诗集一种，非常得意，在《西谛书目》的前序中特予指出，这是不无原因的。收罗广博的《千顷堂书目》就不曾著录过他的一种著作。这样一个人，在万历时期生活活动于长洲甫里一带，有不小的影响，往来交游几乎网罗了当时著名的文士，可是他的生平却极少为人所知，确是有些奇怪的。
　　近三十年前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册书，是两种诗集的合订本，万历刻，分别用白棉纸黄棉纸印。卷中朱墨累累，校跋极多。
　　这是我第一次买到许自昌的集子。
　　《咏情草》一卷，茂苑许自昌玄伯父撰。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辛丑（一六零一）九月太原王调登序，辛丑八月安国钱希言题辞，皆手书上板。
　　后卧云居士许自昌自识。
　　《卧云稿》一卷，许自昌撰。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万历壬寅（一六零二）季秋之望婆罗道人屠隆序，万历壬寅季冬望后友人陈继儒序，万历壬寅季秋既望郡人钱允治题，皆手书上板。
　　这两册书中有许氏四世藏书印记，许自昌印、许元方印、许虬私印、许心衣印。此外还有靠玉轩（自昌斋名）、万山楼（许虬斋名）、竹隐（虬）、丹臣（心衣）、高阳葵园藏书（心衣印）、东吴、结缘、美人兮天一方。吟诗一夜东方白、半亩梅花等印。
　　《咏情草》中有许元方崇祯乙亥（一六三五）跋一通，许心衣跋二通。《卧云稿》中有许心衣手跋五通。
　　就在买到这两种诗集以后不久，我又在上海徐家汇一家旧纸铺中得到明末抄本的《百花杂咏》，《黑玉轩草》也是许自昌作，有许心衣图记。据说这是船上装来的，此外还有一大堆破烂书，其中就有许自昌所刻的《皮陆倡和集》等，卷前都有许自昌的名印。
　　这以后不久，苏州文学山房给我送来许自昌诗三种，却不肯说出书的来路，它们是：《唾余草》一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写刻。前有万历庚申（一六二零）中秋残月下朗道人沈颗小引，手书上板。
　　《秋水亭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王耦登序、万历壬寅屠隆序。此书卷首有玄拓、许自昌印二印。
　　《格斋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沈永昌隶书上板）、陈继儒序。
　　这无疑也是同出一源的甫里许氏世守之书。这以后，文学山房又给我送来了万历刻的许氏墓志信状一册，内有《明故四川龙安府照磨怡泉许公墓志铭》（陈继儒撰）、《行状》（长洲钱允治撰）、《先考恰泉府君行略》（许自昌撰）、《许公元配沈孺人墓志铭》（董其昌撰，赵宦光篆盖）、《行状》（陈继儒撰）、《先母沈太孺人行略》（许自昌撰）。
　　最后买到的是《甫里许氏家乘》十卷二册，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
　　题三望斋藏本，长洲甫里许之先人华甫手辑，兄许王伊季酌甫同较，侄孙许时乘龙友氏增订，有许时乘印记，又高阳许氏藏书印。
　　《家乘》有刻有抄，都在康熙中，板心下或刻梅花墅或题笑读轩，最后的世系还没有写完。有许心衣跋，于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
　　重新抄写整理，最晚的纪年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零七）。
　　以上是我在两三年中间，在不同场合买到的许自昌家的遗书。可以断定，这些书是从一个地方流散出来的，而且都是作为废纸论斤秤出的。
　　这批书藏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但保护得很不好，水湿虫蛀比比皆是。
　　好像没有什么较旧的版本，但下限则在康、乾之际，更新的版本是没有的。这个结论是我偶然在上海的地摊上发现了另一批书以后得到的。那真是一堆破烂书，但却很有特色，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书藏之物，水湿虫蛀的样子宛然如一。一打听，知道是昆山叶家的东西。再问是否还有什么较完整的书，回答是已经秤光了。过了几天，又找来了几本，只记得其中有明刻残本《词林逸响》一册、康熙刻《红等轩词牌》一册而已。
　　这样我才知道这批书并不出自甫里，而是从昆山叶家流出的。许心衣妻是昆山叶国华的孙女，高阳葵国藏书就是他们的藏书印。他们所藏的善本早就流散了，缨基孙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曾经著录过不少。许氏遗书后来是由心衣寄藏在昆山外家的。叶九来的半茧园，可能就是藏书之所。这是我的推测，以后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在这前后，我在上海修文堂孙氏还得到过两册书，名目十分特别，是《烟花小史》，共八种。其中有清云王路的《花史》，但并非曾见著录的《花史左编》，又有秦淮四微的诗集，唐薛涛的诗集，是万历刻本，卷中有收藏印记不少，其中也有高阳葵园藏书印。修文堂见告这书是从苏州文学山房得来的，索价极昂，我用艺芙精舍旧藏的元刻《伤寒论》四册换得。
　　追查所有的目录，都不见《烟花小史》这名目。八种书的行款、板式也不尽同，但可以确定是同时所刻。《秦淮四微集》收郑如英、朱无暇、马湘兰等四人之作，每人不过寥寥数叶。她们是秦淮名妓中的前辈。
　　四微这种名色，大抵在万历中就出现了，曾一代代地传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原非某四位女士的专用头衔。
　　而加以品评，搜罗诗作，刊刻行世的则是当时的才子，和后来上海的才子们评选花榜的把戏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中曾经讲过清末上海滩上才子们的业绩，正是暗云王路等人的嫡派，一些都不错的。八种之中就收有某明代才子（可惜我已忘却他的名字）缠绵排恻的情诗和情书之类，确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人物。一个是明末，一个是清末，每逢世纪末，大抵总要产生这样的事物。我看这就是《烟花小史》这样的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的确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某一时代社会的面貌，虽然只不过一个侧面。
　　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一册《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同样是值得珍重的作品。不过时代更早，作者也更有名。这也是明刻本，看样子是刻于万历以后的了。开板是草率的，是所谓坊刻，和家刻的《祝氏集略》不可同日而语。书只四种，名目是《窥帘集》、《醉红集》，每集都各属一个笔名，如异香仙椽，绝不见祝允明三字。这也难怪，书中所收全是狭邪投赠之作，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少有如此勇气坦率承认曾经写过这种不正经的文字的。在这一点上，祝允明就比不上他的晚辈。其中有诗有词，有文章，有小曲，就艺术水平而论，比起王路之流是高明得远了。祝枝山相与的都是苏州的妓女，他的风流事迹
　　几百年来是与唐寅齐名的，过去只能从《三笑》中得其涯略的，现在就能直接接触他自己的文字记录，不能不说是十分难得的。而且这也绝非伪作，在《千顷堂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不过全书应该有七种，而现在则只剩下了四种。
　　当我陆续买到许自昌的多种遗书以后，才恍然大悟，文学山房的这些书原来同样出于许氏。不过原本大抵都已残缺不完，书店则剔去了序目或残断的痕迹，重新装潢。为了说明是全书，还各刻了一张扉叶，什么《烟花小史》、《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全是新刻的，但字体仿照明刻体式，纸也用了旧纸，一时不易辨识而已。《小集》的扉叶，还特别刻上四种名目，下面加上一个葫芦形的牌记，中题四全二字，这就直截了当地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同样的书我还见过一部《陈大声三种》，是万历刻的陈大声的散曲，那扉叶也同样是新刻的。这书没有能买得，因为已经预先卖给北京碧第馆傅氏了，据说郑西谛还因没有能得到此书而极不高兴。
　　凡此种种都可以列人《书林逸话》，但我看也并非全无意义，它确曾使我增长了一些知识。书坊的这些把戏也的确有些可恶的，特别是因为它为了作伪，破坏了文献资料的完整与真实。但估人能从甫里许氏这种旧家论秤而出的废纸中间，拣选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也还不能不说是做了好事。
　　二
　　虽然买到过许自昌的六七种诗集，但我却不想研究他的诗。坦率地说，那不是很高明的。这只要看《咏情草》和《卧云稿》两种卷中都有许虬（竹隐，自昌孙）朱墨笔大量的批抹改定就可知道。许竹隐自己的诗也同样的不高明，他的删改也不见得就胜于原作。他的儿子许心衣在题跋里就表示了意见：丙申年七月十六日，紫逊弟申刻来靠玉轩诵之，云照原稿刊。许自昌的曲本，原刻未见，《古本戏曲丛刊》中有影印本，可惜不在手头了，也无从研读。只记得一直流传在昆曲场上的《借茶》、《活捉》就出于《水游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此外他还有一种笔记《樗斋漫录》，应该是值得一读的，不过我没有见过。翻阅《家乘》，大量出之于同时名辈的传状诗文却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可以从中认识许自昌和他的家族的概貌，这倒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许自昌是一个很阔绰的地主。他的祖辈以积箸起家，后来曾一度中落，到了自昌的父亲朝相用计然策，家渐振，终于成为吴中巨富。吴役最巨者，增郡城，修郡学，豪有力者皆逊谢不敢当，公锐身骄剧，役竣而损势不贷，公无几微见颜色。能经办修耷城池、郡学这样的工程，没有雄厚财力是不行的。朝相自然是一个极精明的商人，握算不假筹籍，能腹贮之，即日月辎昧无爽。朝相加意培养自昌，希望能改换门媚，说是当亢我宗，乃延大儒课督之，鼓励他和名人来往，公倚屏幕间听其议论私心且喜且语曰：儿不意倾天下士如此。对自昌的广募刻规氏刻书，非常高兴，说：捐数千金藏书万卷，何如肩金穴中，散之六博、格五，而更付于展转不可知之子孙乎！自昌四上公车都失败了，归家请罪，朝相毫不犹豫让他进京纳资，拜中书舍人。（以上俱见陈继儒《怡泉许公墓志铭》）从这些记叙中，可以看出许自昌是生长在一个大商人兼地主的家庭里，他有一个一心摆脱商人地位、挤入上层统治圈子的雄心壮志的精明的父亲，十分醉心于地主阶级的文化，尽力培养儿子这方面的兴趣并予以赞助。
　　关于许自昌，陈继儒为他写的行状里说：玄信不屑问家人生产，而部署家政，会计内外上下吉凶出人之数，皆犁然且有案检。可见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继承并经营着父亲的事业，这是主要的一面。自然，他也十分风雅，这是许多名人尽力称说渲染的。举陈眉公的话为例：玄格好闲适，治梅花墅于宅址之南。广池曲廊，亭台阁道，石十之一，花竹十之三，水十之七，弦索歌舞称之。而又撰乐府新声，度曲以奉上客。客过甫里不访玄拓不名游，游而不与玄佑唱和不名子墨卿；玄格亦以榻不下、辖不投，不十日平原饮不名主人；主人能具主礼而不登骚坛，则主客皆怆父，不名天下土。
　　许自昌的生活面貌，这里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梅墅诗》中有蒋钦所作一律，诗题云癸亥上元前四日，许中翰张灯梅花墅，岩阿竹树、庭谢廊庑，悬缀皆满。
　　檄两部奏剧，昼宴夜游，极声伎灯火之盛。予适归里中得与斯会，腊月先闯剧场，并及之。癸亥是天启三年（一六二三），自昌即于是年卒。这一诗题所透露的地主生活豪侈之状，实在是可惊的。其时距朱明覆亡，不过二十年。
　　梅花墅是许自昌精心建造的私家园林。陈继儒撰有《许秘书园记》，钟惺撰有《梅花墅记》，祁承业摆有《书许中秘梅花墅记后》，描写极为细致生动。钟伯敬说：园于水而稍异于三吴之水者，则友人许玄佑之梅墅也。祁承业更就吴越造园的区别加以论列：要以越之构园，与吴稍异。吾乡所饶者，万壑千岩，妙在收之于眉睫；吴中所饶者，清泉怪石，妙在引之于庭除。故吾乡之构园，如芥子之纳须弥，以客受为奇；而吴中之构园，如壶公之幻日月，以变化为胜。
　　祁承业不只揭出了许氏家园的特色，也说出了一些造园的意匠。林云凤有《梅花墅二十二咏》，历记园中梅花墅（董玄宰书）、花菊斋、映阁（林乐善书）、浣香洞、小西洞、招爽亭（李长藤书）、锦淙滩、在涧亭（文震盂八分书）、转翠亭（李流芳书）、流影廊（陈继儒书）、碧落亭（娄坚书）。维摩庵（钱允治八分书曰三止庵）、漾月梁（严澄书）、得闲堂（赵宦光篆书）、竟观居、浮红渡、鹤亭、蝶寝、涤砚亭（文震孟书）、湛华阁、莲沼、滴秋庵（王犀登书）诸景。
　　得闲堂是此园的主要建筑，陈眉公记云：同爽弘敞，槛外石台，广可一亩余，虚白不受纤尘，清凉不受暑气。每有四方名胜客来集此堂，歌舞递进，畅咏间作，酒香墨彩，淋漓跌宕，红绢于锦瑟之傍，鼓五挝、鸡三号，主不听客出，客亦不忍拂袖归也。许自昌的家乐演出自作传奇，也就在这里。
　　《梅墅诗》一卷，收陈继儒、钱允治、钟惺、管珍、庄严、僧大止、蒋铉、朱之藩、薛采、（以下皆自昌晚辈）侯峒曾、陈子龙、徐济、张采、郑敷教、陆坦等人作。薛谐孟以下四人所作都是题《梅花墅图》的诗，其时自昌已逝，名园也已渐露衰象了。侯广成诗有浮白奏来天上曲（先生有家乐，善度新声），杀青搜尽世间书（先生雅好刻书，行世甚多）的句子。薛谐孟（采）一诗写得最有感慨：展卷犹疑捧杖徐，锦霞队里驻柴车。家风剩有名园记，水树惟藏国士书。地僻昔曾罗竹肉，时艰今暂注虫鱼。钓船茶具寻常供，斗鸭疏狂尚未除。
　　三
　　许元符字孟宏，号鸿公，是自昌的长子。崇祯庚午（一六三零）应天举人，出熊开元门下。他是个书呆子，多收辑遗书，每过市井，辄命奚奴囊贮青蚨以随，见则随收。然缥湘难探非所好，每于残缺废简中留意搜阅，是以往往得奇书，蓄储既富，多世人所未见也，遂自号日千卷生（卢统撰墓志）。他又是应社、复社的重要成员，和徐勿斋、杨维斗、张西铭、张受先都是知友。他立高阳社，选辑《古文佚》，张采、张博作序。但他对经营商业田产则全然外行，视河干惬室、仰面折腰，一切户展外事，若尴螫堤溃，力窒远趋，虑不及也（桐庵郑敷教撰《小传》）。许氏的衰败，就从他手里开始并完成，先后不过二十年左右。郑桐庵说：时四宇不靖，吾地议募兵、议蓄了，群暖如猖，公独无语，退与余私忖成败，无不悉中。说他料中了成败，不过是事后的夸饰。事实上是书呆子遇到了非常的事变，束手无策，呆若木鸡，比起他的祖父的担任修城的气魄、才干来，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雄据一方的富豪乡宦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齐崩坏了。最后，世变后，以梅墅作灵隐下院，名海藏庵。卢绶说得更为详尽：甲申值鼎革，乙西南中尚未竣，师旅旁午，所居迁徙不常，资悉耗散，妇若子范我失所依。先生惟挚图书数筐，随所至无少离。从此家业益落。或劝曰：梅花墅去而复还，已见君志。今若再售，尚可支朝夕，何乃坐而食贫耶？先生曰：吾先人一生心力悉注于此，何忍弃之。爱仿虎丘短簿例，施园为寺，肖先人象相之，延有行僧为主持，铃铎声彻四外，以最胜闻。今甫里之海藏庵，即梅花墅旧址也。
　　看这光景，和山阴祁氏后人的将寓山园舍为寺，肖彪佳像相之的办法如出一辙，正是甲乙之际南中旧家巨族的典型出路。所不同者，祁氏子孙还曾作过最后挣扎，受祸也更烈，许孟宏则是默默地接受了必然的命运而已。不过他到底还是不忘故明的，归元恭（庄）作《许孟宏先生六十寿序》说：先生先朝所取士，顷遭世故，惨淡悲凉，殆不可言。高天厚地，无所容足，此其情宜何如者，而颂大年、介眉寿，亦何心哉。或以先生怀才积学，老不得一试，比多无妄之灾，家业日记，是以忽忽不乐，为此言者浅之为丈夫耳。昔年与先生同时之友，有擢巍科受异数，回翔馆阁十余年而不难，一旦反面，居然高位，方以为荣而不知耻。先生未尝立朝，乃能不忘故国，虽享高年而不以为乐，悬弧之日，不召客，不设宴。嗟乎，贤不肖之相去，岂不远哉！
　　归元恭不愧是明遗民中的佼佼者。他用民族意识这个当时的最高标准衡量了士大夫的不同表现，痛斥一大群新贵，表彰了许孟宏。此文收入《家乘》，是抄本。
　　大概是许丹臣在整理时所校改的吧，有些字眼如而不知耻、反面都涂去了，故国两字则在一侧画了方框，可能是拟改而没有想出适当的字眼。三百年后，看到这些去而未尽的遗痕，犹凛然感到文字狱的阴寒气息。大概这也是版本之学不可不讲的理由之一吧。
　　归元恭文中还提到无妄之灾，那详细已经无从考索，总之不外乎在清师铁蹄之下的种种苦难。凡可讲的，大抵也都讲了，如许孟宏在离乱之中遇到散兵，藏书尽失之类。此外，更多的则是不可讲的，就包括在无妄之灾四字之中，我们应该感到它的分量。
　　《家乘》中还刻有郑敷教给许孟宏拟的《许孝文先生溢议》，时在皇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有趣的是公溢姓氏，首列年家眷弟
　　钱谦益、王时敏等四人，次年眷弟吴伟业、杨廷鉴、杨枝起、蒋芬等八人，年眷侄宋德?a href='http://sanwenzx.com/plus/search.php?kwtype=0&keyword=%C1%B5%' target='_blank'>恋人娜耍?ldquo;年家眷侄宋实颖、尤侗、徐乾学、徐访、计东、侯玄访、叶方恒、钱陆灿、盛符升等二十八人，门下晚生八人。这是一张合二而一的名单，收罗了当时三吴的一大批名人，连归元恭所痛斥的一些两截人也一起收了进去，而元恭却没有列名。自然，这也是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家乘》共十卷，计分碑记、三节文诗。著述刻书序、梅墅诗文、黄杨诗、寿祭文、尺牍、投赠诗文、敕辞词碑等部。
　　这些文献起于万历中叶，讫于康熙中，共一百年左右。文献作者除前文已引者外，我还想抄下一份名单来：李维帧、焦羧、管珑、范允临、袁之熊、夏禹锡、张大复、夏之鼎、黄汝亨、曹文衡、王志坚、钟震阳、尹珩、钱希言、张献翼、胡汝谆、陆培、王志长、顾有孝、李宜之、张峡、顾于玉、颜茂献、曾文饶、陆运昌、黎遂球、余日登、陆符、刘曙、朱魄、萧大亨、诸寿贤、陈仁锡、沈几、姚希孟、刘锡玄、张立廉、马万、姜元衡、张埙、宁云鹏、陈履端、申时行、马玉麟、钱朗、邓云霄、冯时可、陈解。
　　这张名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一百年中间，许自昌家族社会接触面之广。陈眉公说，自昌凡可为不朽亲行者，捐台无所悔，他为了请名人给父母写寿序、祭文、墓志、行状是花了大量的稿费的。
　　照黄宗羲的说法，钱牧斋身后的丧葬费用，就靠了他为人写的三篇文字的稿费。大致可以估计许自昌和诸子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此外，在梅花墅中、得闲堂上，日夜大排筵宴，演戏招待了无数达官贵人、山人名士，他们的名字也在这张名单中出现，当然不可能是全部。
　　四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隐士》，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古今隐士的实质、真相，并提到陈眉公，作为标本。和许自昌关系最为密切的名人，要算是眉公了，他为梅花墅所写的记、为自昌父子所写的墓志碑版，都是非比一般的力作。
　　自昌死后，他和许元恭仲谦（自昌次子）来往很密，《家乘》尺牍一卷中就保存了陈继儒给自昌、元恭的十六通手札。这中间，就很透露了一些隐士的秘密。眉公是广交天下士的，这中间有达官贵人、地主乡宦、骚人墨客、女史细流。在众多对象中间，必然更有重点。像许自昌父子这样富而好风雅的人物，无疑是重点的对象，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家乘》所收的陈眉公的十来封信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许自昌在刻书中的关系。从许多迹象看来，许自昌刻了许多书，而陈眉公则是他的顾问。此外、许自昌大量刻书，是纯属风雅好事，抑或另有目的，这事实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吾兄既居甫里，何不刻《陆鲁望集》？集不下数卷，并其传刻之，又得觅《皮日休集》附于后。曾读皮陆唱和诗，二公真劲斗，晚唐之奇思险字，不逊玉川子也。此集若行，发幽阐秘，犹胜为李杜拈一瓣香耳。吾兄谓何？
　　这说明，许自昌的刻皮陆集是出于眉公的建议，出发点则是表彰乡贤遗著。后来谈到有关刊刻《唐类函》的问题时，着眼点就不同了：其书局促不甚利益，弟半置之高阁。即使篆续，雅俗参半，前后读杂，操翰之人反多措击，不如姑止之。即刻不行，即行不广。
　　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编书、刻书必须顾到读者的趣味、需要，以及能否畅销。
　　因而也就解除了人们的一大误会，以为陈眉公大刻其《宝颜堂秘籍》，许自昌大刻其李杜集，都是雅人韵事，捐了家赀来流传文化的。其实，秘籍云云就带有浓重的广告宣传气味。《秘籍》中所收，多数并非罕秘，倒往往是无聊之作，而校刻草草，底本欠佳，为了节省刻资而割裂删削，更是所在多有。过去不能理解，以为陈眉公所以刻了坏书，无非是由于山人好名之过，现在明白，还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的。
　　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五代时刻历本，就因为它是广大人民需要的日用书。北宋、南宋都有专营出版的书铺，到了明代，营业性的出版商就更大量地出现，人们所熟知的建安余氏就是规模甚大、历史悠久的书坊。
　　但对一些藏书家或山人名士的刻书，却总是另眼相看，不列入书商一类，现在看来这看法是错误的。著名如毛子晋，人们看到汲古阁刻行的书，知道那是营业性的，但遇到毛氏的珍藏秘本，就充满敬意地尊为藏书家。其实藏书家的毛子晋，同时也就是出版商毛子晋。他搜求了那许多善本，其目的是为了翻版，正与商务印书馆和涵芬楼都属于同一个老板的情况相同。
　　自昌逝世之后，次子许元恭仲谦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刻书事业，和陈眉公交往更密（元恭次女，嫁眉公孙陈仙觉，陈、许遂为亲家）。提供素材，指点门径，眉公着实出了不少主意。
　　小孙经书已完，今读《化书》。字字皆灵，句句皆有益于身心家国。此学士大夫未尝教儿读者，节短转快，此举业之径路，容寄老亲家刻之。盖出于《道藏》，不甚流通也。
　　《国策选》觉是举业书，非好古者所贪购也。叙文亦同请政，借此书并惜此序，一笑。承惠《读书后》，又得闲仲重校跋之，妙甚。但目录须列在前，使读者一览，见所未见，生故艳心，千万即易之。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读书后》以校正差落数次者奉览，乞编前后刻之。尚可抽其论经、论史者共为一部，则远可行、久可传，只恐翻版耳。
　　如非旧抄仅存，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些信札是出自山人隐士陈眉公之手的。为了吸引买主，连目录如何安排都考虑周到，千叮万嘱。陈眉公对读者的心理摸得十分清楚。所谓《读书后》，其实是从王世贞的遗稿中凑集成书的。还不满足，更进一步计划抽出其他著作论点，更编一书。
　　已经十拿九稳，书必畅销，只怕翻版了。连出版界的用语也和晚近一般无二，实在是极好的史料。晚明此种书一板可以刷印数千部，这也是不见旧记绝难想象的。许自昌的成为巨富，和经营出版事业必有关系。
　　陈眉公披着山人的华衣，是讳言其留心举业的。连写一篇叙也痛感是一种牺牲，惟恐玷污了山人的招牌。但在教孙儿读书时，却又极精明地选择了《化书》这样的课本，并认为无妨一刻，理由是罕见流传，可以吸引买客。
　　看了这些手札，使人恍然如见三百多年前一个出版商人的精心算计，简直和旧日上海滩上的书商毫无二致。剽窃名人著述，改头换面，大作广告，意图骗取读者的金钱，还提防着同业的翻版竞争。不仅贩卖古人的名著，也不放过当时的教科书（所谓举业书）的生意，因为这到底是畅销的货色。对长期销行和应时品种，都有全盘周密的考虑。
　　如此看来，陈眉公不仅是马二先生之流的先辈，而且手面、眼光都要好得远。特别是能拉住许自昌这样的豪有力者作为经济支柱，那手腕就更非马二先生所及了。
　　山人行当之见于书札中者，还有为人撰写志状、序文，这也是一大笔收入来源。
　　弟一病百余日，今虽强起食瞰，犹人腊耳。且客履笔砚相通而至，未免力疾应，气爆燥无静时。承远使捧币，名药代医，非义敦金石者，何以有此岁寒之书问哉。感切。（致自昌书）此外，就又有官方临时委托的编纂任务，《与仲谦书》云：写尊公状，日夜在心。缘两日有当路见咨荒政，因入山简考古今可行之事，条缕而折衷之，渐已成阶，非荒唐迂腐之谈，得谕正合鄙心，读之真一卷《流民图》也。可见所谓山人，有时正是统治者的智囊。眉公在这里发表了他的政治见解：旧水未消，新水复横，正如旧赋未足，新赋复征。东南民力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若枵腹之事与横目之徒相挟而起，且将莫知所竟。巧妇无米，廉吏额尘，须破格接救一番，于拯溺救焚之中，寓防微杜渐之意。大约饥民必济，乱民必斩，八字以外，无荒政矣。
　　山人是并不超然于政治的。眉公入山数日，鉴古按今，为荒政作了八个字的总结，实在说尽了漫长封建时代统治者治术的精髓，其实也还是王霸之道杂之
　　的老谱。对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山人
　　多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则不能说不是意外的收获。
　　一九七六年
　　常熟听书记
　　几天前到常熟去了一次。朋友来信说，江苏省评弹演出团将赴港演出，行前在常熟会书。九人组成的演出团不只是精干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可以代表目前评弹艺术水平的。这些演员凑到一起的机会十分难得。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评话名家金声伯只有五十一岁，最小的刚从苏州艺校毕业出来。这就又显示了评弹艺术中青年一代的面貌与实力。
　　总之，朋友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劝我不要放过。
　　对于评弹，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几十年来接触的机会不多。仅有的两次经验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在上海的仙乐书场听严雪亭、蒋月泉、张鸿声、姚荫梅等的表演。
　　也不是每天必去，而且也不只是去听书，更主要的倒是为了逃避褥暑，因为那场子里有冷气。还有一次是两三年以后在杭州，有一段日子每夜要陪盖叫天老先生听书。
　　他是北方人，但非常欣赏南方的评弹艺术。我在他的金沙港寓所座上，经常遇到来访的评弹艺人，向他请教武松的表演经验。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评弹演员身上看到精采的武二郎的身段、神情，常常使我想到盖叫天的表演艺术与评弹的关系。那一次在杭州较为集中地听了李伯康的《杨乃武》，也说不上有怎样深入的了解。除了语言的障碍以外，当时我还有一种十分可笑的偏见。在我看来，评弹是老年人和有闲者的恩物，对年轻而工作紧张的人是不合适的。同时我又深知这种艺术的魁力，很怕一旦被它吸引过去，会像被粘在特种涂料纸上的苍蝇，挣脱不开，那就不得了。心想等将来上了年纪再来听也不迟。就这样，我对评弹的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对许多著名的流派都非常生疏，并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机会，没有能够欣赏许多大师的书艺。这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以说《三笑》驰誉书坛数十年的徐云志，我就不曾听过。这次在常熟，见到了他的长孙徐林达，听他说了几场《三笑》，许多老先生都说，这回在台上又见到了老艺术家的音容笑貌，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几天来，我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规规矩矩坐在台下用心地听，努力体会艺术家们的说、噱、弹、唱、表，觉得确是得到了很多教益与高度的艺术享受。开始时我对自己的期望并不过高，想通过努力能听懂百分之三四十也就可以满足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三笑》中，著名弹词演员杨乃珍的说白，竟能百分之百地听懂。这在我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杨乃珍是有名的弹词名家俞筱云、俞筱霞的学生。两位老先生今天还都健在，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观众曾经送给俞筱霞一个别号隔壁西施，这就可以看出他在谈唱中的特色。音色之娇糯，声腔之宛转，能使听众浑忘表演者是一位老人。
　　杨乃珍继承发展了先生的艺术，口齿之柔丽、清晰是突出的。她的唱，由于天赋和锻炼，高低声转折变换处混合无迹，听不出真假音的界限。当放喉高唱之际，低回与奔放的巧妙组织，给听者带来了非凡的满足。这在京剧歌唱艺术中，大抵是被称为字正腔圆的特色的。
　　比杨乃珍更年轻的是邢氏兄妹双档中的邢晏芝。她也是唱俞调的，后来又拜名家祁莲芳为师。她年轻，天赋好，又善于吸收，融会、变通、终于初步形成了俞夹祁的新腔。在她身上，可以朦胧地看出今天评弹向前发展的影子。评弹的歌唱艺术怎样适合新时代听众的需要，新派书如何形成，在这些问题上，她都是用心、努力的。在她拥有的大量观众中，青年人的比重是很高的。演出时日场座上大多是老年人，夜场就换上了青年。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邢晏芝的老师祁莲芳的曲调也有一个传神别致的别称咽觉调，译成文雅的样式大约可以称之为催眠曲吧。那是怎样的一种曲调，人们是可以意会的。
　　以此为基础，加以丰富变化，就形成了目前邢晏芝唱腔的独特风格。
　　她学的方面广，如《拷红》，就是从朱雪琴的开篇录音里学来的，不过在安排新腔时又有变化，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这里，可以看出一条评弹和其他传统歌唱表演艺术共有的规律。
　　众多流派的形成是发展繁荣的标识，也是继承传统与创造革新的必然结果。
　　流派是从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条，但并非主干本身。从来不存在一棵只存主干、更除枝叶的大树。这样的树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成为参天的古木。
　　邢晏芝的琵琶有非常的特色。在托腔的功能之外，更有独立的生命力。那些过门，弹得刚健炯娜，干净利落，能激起听者的激情。
　　这次听了金声伯《大闹快活林》几折书。这是长篇《武松》中的几个段子。在春来书场座上，不禁想起了从前看过的柳敬亭说书的故事。明末的柳麻子也是说《武松》的，据他说武松在快活林中大吼一声，酒店里的大小酒瓷都会嗡嗡作响。
　　真是令人神往。在金声伯的段子中没有这个细节，但必然有更多的细节是柳麻子不可能有的。如他说武松的醉步与醉拳，就是出于日本柔道姿三四郎与华尔滋舞，就都不是三百年前柳敬亭所能有的知识。
　　评话引人入胜的重要手段是噱。据金声伯说，通常的放噱是离开了书情，另外说开去插人一节笑话，这就有点像评弹中的杂文。在早期的说话艺术中有在正书前面独立成章加上一节小故事的办法，称为入话。篇幅虽有长短的不同，但性质是有些相类的。金声伯说，他的噱采取不离开书情的办法，还要求不因此而损害人物，制造出健康的笑来。他很看重体察生活，他的许多小卖
　　（约略等于京剧中的抓哏）都是靠随时随地从生活中发现、积累起来的。
　　说不清评弹与评话哪个来源更古，按常理推测，说故事总是要更早的形式。江南的评话（大书），一直被称为哇呀呀书，因为张飞、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人物在书中出现时常常要打一个哇呀呀，就和京戏的武花脸一般。这种书也被人们称之为武书或对打书，在清代，喜欢听这种书的大抵是机房匠们下层劳动人民，一直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上不了大场面。评话的打开局面，进入评坛，还是近几十年艺人努力的结果。金声伯的师父是杨莲青，今天评坛上的评话演员尊奉的都是杨振。金声伯总结他多年努力的目标是武书文说，文中有武，看得出，他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了塑造人物上面，这与许多不同艺术形式的功能是相通的。
　　最后还是不能不谈一下《三笑》。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品。
　　在江南，在全国，不知道唐伯虎的人怕是不多的。知道他是有名画家的又远远比不上知道他与秋香一段恋爱故事的多。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三笑》、那么同情他们出格的恋爱呢？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故事已经是滥熟的了，人们为什么还要接连多少天坐在书场里兴趣盎然地听这些早已知道的老故事呢？
　　杨乃珍说，在江南一带，《三笑》是被称为长脚笑话的。这是颇有吴语方言特色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说，《三笑》是从头到尾，接连不断许多笑话的集合体。
　　这就分明地显出了故事的喜剧特色。
　　我向徐林达请教，应该怎样概括他祖父的艺术特色呢？他想了想，回答说：努力靠近听众，就像说家常那样接近听众的心。
　　以上两点，大致可以说明人民喜欢《三笑》的部分原因，是属于艺术特色的范畴的。更主要的当然还是善良的人民坚持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观点。没有什么能击败这种信念。不论是古老的封建教条还是化了妆的别的什么词句，都动摇不了这样的信念。人们不喜欢看悲悲惨惨的种种不幸结局，他们愿意看见人们的快乐幸福。
　　我想这应该就是《三笑》的主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崇高的主题吗？
　　当两位弹词家坐在台前，取过弦子琵琶，开始说故事时，一阵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那么亲切，那么轻松，如此之糯，从这时开始，满满的书场中就堆满了笑脸，不断有笑声。我想，这真是一种神奇的艺术手段，最古老也最新鲜的艺术手段。欢快的人民中间发出的愉快笑声，将永远不会止息。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
　　吴门读曲记
　　古典舞台苏州的拙政园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舞台，就在文微明手植藤的侧边，现在划归了苏州博物馆。平常日子这里是戏剧史陈列的一处实物标本。在两省一市昆剧会演中，有些剧目就在这里演出。这是一座清代建造的供私家使用的舞台，始建年份已不易确定。有人说是同治时所建，也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重修的，那么它的历史就可以推得更早些。苏州人通常称之为忠王府戏台，那么当年李秀成是曾经坐在台下看过戏的了。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江南，这个小舞台可能是仅存的一处遗迹了。它不同于北京故宫的几处戏楼。
　　不用说像畅音阁那样三层重台的大戏楼，就连重华宫漱芳斋的戏台也比不上。它不是露天的，是一座室内舞台，和恭王府里的戏台倒有点接近，舞台少少高出地面，呈方形，台角有四根圆柱（漱芳斋舞台台角有根柱子）。台中挂着一块写着普天同庆的匾。应该挂着守旧
　　的地方用一扇雕花木屏风代替。屏风中间是一个可以开合的月洞门，打开来时，场面就坐在碧纱屏幕后面，设计很是巧妙。屏风左右是扇面形的出将入相上下场口，都挂着半旧的红绸饰有流苏的门帘。舞台四周有矮矮的围栏。
　　台上铺着一块半旧的灰色台毯。为什么不是红颜色呢？柱子漆成黑色，舞台其他部分则是暗赭色，并不鲜艳，但端重得正好。自然更没有漱芳斋那样盘龙彩绘贴金的华美藻井。舞台四面是回廊，廊上有一排玻璃明窗，都用蓝幕遮起。台前左右挂着大小十来盏宫灯。观众席是许多错落安排着的藤椅。不只是正面，坐在左右两侧也能很好地观赏台上的表演。这对古典戏剧表演风格的形成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许多前辈表演艺术家都曾用不同方式强调过一个圆字。仔细研究他们的表演、舞姿，就能知道他们努力追求的是完整的、立体的美，不只满足于构成一幅理想的平面舞台场景。我们听到过有些表演艺术家背上也有戏的神话，这当然不是演员背向观众时才会出现的奇迹。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们知道观众是从前后左右不同角度欣赏他们的表
　　演的。这是区别于外来戏剧表演方法的一个特点，也是很大的优点。在继承、探索、发展我们民族形式的舞台表演艺术时，不应该忘记它。
　　在我国许多地方，至今还留下了不少古老的舞台遗构，特别是西北一带，如山西，这样建造于元、明的古戏台是很多的。看了这些矗立在平野上的舞台，很容易理解在大漠风沙中产生了急管哀弦、紧锣密鼓的原因。这和浅斟低唱、在红毯上出现的舞台景致是截然不同的。舞低杨柳楼心月，这样的表演风格、情调，只能出现在拙政园中、忠王府内的小舞台上。那一天在开幕之前，也曾经有过长长的闹台，也就是开场锣鼓，但这和北京过去的闹台不同，用的是细乐，同样的打击乐器，却没有打出那种火炽的噪音。绣帘开处，演员出场时要由人帮助掀开；没有频频开合的二道幕，不能不请检场人协助调整桌椅道具。开始时还是由两位扮了龙套的演员上场，但与剧情并不谐调。后来索性由穿了整洁便装的舞台工作者出场。
　　他们像游离开表演之外似地进行工作，奇怪的是丝毫没有破坏表演的完整，比拉个不停的二道幕的效果还好一些。
　　在古典舞台上又重现了古昔，使观众不只看到了过去时代的局限性，同时也看到了某些优越性。这对理解产生于江南的昆曲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帮助的。
　　在晚明出版的戏曲小说的大量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私人宴饮演剧的场景。
　　那往往是在三面排好的席面中间，放置一块台毯，演员就在那上面表演。那是比古典舞台还要严格的全景立体表演，四面八方都有观众。
　　此外就是这种三面向观众开放的舞台。晚明的官僚地主家庭养着戏班的多得很，主人们自己编剧、自己导演，精心培养演员。在舞台装置、布景砌末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创造，如《陶庵梦忆》中所记。这风气在清初似乎仍在继续流行，人们都熟知《红楼梦》里从苏州买来的小戏子组成的戏班。这许多，都是中国戏剧史上还没有受到应有注意的史实。不过这些都是书面上的材料，还不见实物。昆剧会演在忠王府戏台上演出了折子戏，使过去了的历史场面再现于今日，不能说没有意义。
　　临去秋波在古典舞台上演出的第一折戏是《游殿》，就是《西厢记》第一折里的《遇艳》。看来似乎是以法聪为主的改编演出本。据说明书：现在演出的是十六世纪的改编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本子，是否曾付刊刻？据我看，时代恐怕还要晚得多。
　　法聪的台词，几乎就和弹词评话没有什么两样，也不是改编者一气写出，而是陆续添加丰富起来的。许多内容都各有来历，如老虎也怕和尚的化缘簿，就曾是出名的流行笑话。法聪指给张生看寺里的联匾、诗文，把周夫子说成是周仓的爷；说一个鼻头丈二长是吃素吃的等等，几乎尽情地把和尚生活揭露嘲笑了一通。凡此种种，都是古本《西厢记》里所不见的。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事实，过去的艺人。艺术家们对即使是经典性的古典名著如《西厢记》，也并不抱着怎样诚敬的态度，该改就改，想添就添。《游殿》的绝大部分内容，原剧里就都没有。改编者的胆子大得很。现在是这改编本也已成为古典了，在许多西厢异本之内，也算是一家之言，留给广大观众欣赏评说。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同时我们又看到，《游殿》的丰富、增添并没有破坏了原剧的基本结构，它只是单独存在的一折，当莹莹与红娘出现以后，改编者的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形象地具体地再现原剧的精神之上了。从颠不刺地见了万千开始，原作写张生的心情变幻、写莹莹惊鸿一瞥随即逝去的身影，都借张生口中唱词曲曲传出，真是曲折丰满，笔酣墨饱。把这许多化为舞台上的表演、舞姿，实在是艰巨非常。表演者重点采用了这样的手段。
　　扑蝶，这是原剧中没有的，是红娘与法聪的戏，张生只是站在一旁看，可是他看见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啊。接下去就是当门掩了梨花深院以后，舞台上只剩下张珙、法聪，他们在努力用舞台语言解释如下的一节唱词，虽然并不曾唱出：若不是村残红芳径软，怎显这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见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张珙与法聪细细研究莹莹离去之前在苍苔上留下的脚步印痕，就像侦察人员察看脚印那样的细致。但两人专注所在与对现场与情景的解释是全然不同的。张珙要法聪在脚印上再走一遍，用以证明他在心里形成的解释，在一处脚尖对脚尖的停顿转折处，张供认为这就是她顾盼小生之处。法聪是不能懂得张生的心曲的，几下子就把莹莹的步痕踏掉了。
　　这一节，就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细致、生动、相当深刻的舞台阐述。
　　演张珙的石小梅有颇出色的表演。在张生身上有书卷气，举止飘逸，但没有外在的卖弄；张珙遇见鸳鸯时露出的是一个年轻书生本能的惊喜，还带点痴呆，动作收束得恰好。张珙也时时表现了天真的欢快，但完全没有流行的风流小生
　　的气味，有着角色应有的气质。
　　张珙的服装精美而非俗艳。浅黄绸衫在袖口襟边绣了淡雅精致的纹样；戴的是黑色软翅的巾子，恰合书生的身份，没有任何无原则的珠光宝气。这也是昆曲固有的特色。
　　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在这座古典舞台上，没有也不需要现代化的音响装置。台前没有插着难看的扩音器，也不必担心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怪声。在这里十分难得地听见了演员的本色喉咙，真是好听。好像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歌唱家的真实本领。
　　案头与场上
　　苏州的昆曲会演中有好几台《牡丹亭》，没有全部看到，但会中会后却听到不少议论，很自然地使我想起龚自珍的一首《己亥杂诗》：梨园提本募谁修，亦是风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王女儿喉。（元人百种，临川四种，悉遭伶师窜改，昆曲俚鄙极矣。酒座中有征歌者，子辄挠阻。）
　　龚自珍前些年曾被尊为法家代表人物，使人很不舒服。但不论如何，他到底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诗人，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他这首论剧诗，读了却使人怀疑他在戏剧问题上是个保守派。他对旧社会戏班中的伶师的意见不小，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们。他举出的例子就有临川四种，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亭》。龚自珍认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舞台上演出的古典剧作已经被删改得很不像样，连清唱也不例外，全被改得一踏糊涂，俚鄙极了。他告诉了我们一种知识，像《牡丹亭》这样的剧本，在不断演出中曾有过很大的改动、变化。龚自珍其实也没有看到过《牡丹亭》早期演出的原始面貌，他发议论的根据不过是汤玉茗的原著。在原著与演出的矛盾，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了。
　　剧作家创作的剧本，不经过导演、演员的辛勤劳动，纹丝不动地被搬上舞台的事，恐怕从来就没有过。有过这样的传说，汤显祖的剧本虽然写得漂亮，但如照原样在场上唱，一定会拗断演员的喉咙。我想这恐怕是事实。汤显祖是诗人，他写的是诗剧，放笔抒写时，可能很少考虑到演出的实践，何况他对这些也未必内行。
　　于是剧本就分成了案头和场上两类。有些只以传抄形式在演员中流传的台本也许不成问题；名著，特别是文学性强的、美丽得像诗一样、传诵人口的作品就不同。它们不只活在舞台上，更重要的是活在人们的口头、案上、记忆中间。
　　这样长久积累下来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为了一些著名诗篇的不同异本，人们会不停地争吵；像《牡丹亭》这样的作品，那些许多人能背诵的章节，如果遭到删改，会伤害多少人的感情啊。我想，龚自珍多少带些偏激的意见，不是不可理解的。
　　晚明臧晋叔为了便于演出，曾就《牡丹亭》原本加以删削、整理。
　　这也难怪他，照原本四卷、五十五折搬上舞台，是不可想象的。但他的删削立即引起了朋友的不满。明朱墨刊本《牡丹亭》前有茅元仪序，就有这样一段话：雉城臧晋叔，以其为案头之书，而非场中之剧。乃删其采，挫其锋，使其合于庸工俗耳。于作者之意，漫灭殆尽，并求其如世之词人俯仰抑扬之常局而不及。余尝与面质之，晋叔心未下也。
　　一场争论，谁也没有被说服。可以看出，茅元仪的意见，大抵也就是龚自珍的意见。同书茅映序中又提到了汤显祖原作的缺点：论者乃以其生不踏吴门，学未窥音律。局故乡之间见，按无节之弦歌。几为元人所笑，不大难为作者乎！
　　这可能是当时戏剧界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汤显祖是一位土里土气的作家，完全不懂戏剧中心地区舞台歌唱的通行规律。但他们到底还是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上演他的剧本。因为四梦所提供崭新的命意、构思与清词丽句，在当时的剧坛上确是无比的。
　　剧本有案头与场上之分，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种区划是符合事物的客观实际的。
　　把案头之书改为场上之曲是戏剧家无可逃避的责任，不过这是很艰巨的工作，因为这必须同时获得读者与观众的批准才行。而在许多情况下，观众同时也就是读者。
　　从四卷大书中，删去繁冗的情节场次，小心保留作者思想与作意，这是可能的。
　　按照通常的惯例，在改编中，作者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最好能取得原作者的同意、谅解。外国有一种作者授权的改编本，就是这种合作或妥协的产物。可惜汤显祖久已逝世，不能再征求他的意见了。但他的原著是保留下来了的。这就给今天的改编者以很大的自由。可以放胆地对原著作出自己的解释，并进行新的创造。但同时也有着约束，观众可以对照原著对改编进行批评，从思想上与技术上批评。这里是有广阔的学术讨论天地的。
　　譬如杜丽娘的生魂遇到了鬼判，因他的同情得以返魂，这在明刻朱墨本中就已如此了。有一位诗人对我说，鬼判看来是不如花判的。原作中的花神，经过表演艺术家的创造丰富，出现了富有诗意的堆花的表演。这就将一场梦里的幽欢用美丽的诗样的帷幕加以笼罩，有些朦胧，但原作的意境保持了下来并烘染得更为浓郁了。那么，还魂一幕，依旧请花神来主持，是可以考虑的，我想也并不违反汤显祖的原意。森严的地府判官的出现，在冤魂、厉鬼李慧娘那里是必要的，但对杜丽娘就多少严重了些。而阴阳宝扇的化为返魂香，也确是有些雷同了。
　　陈最良这个酸腐的老学究，在原作里确是作为封建人物而受到讽刺的。不过观众从传统的闹学里所见的陈老夫子和春香，是一个酸腐的老学究与一个天真好弄的小姑娘，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展开了一场喜剧。作者有的是善意的嘲讽而不是严厉的批判。真正的批判对象是那个一本正经以正人君子面貌出现的杜宝。他是和《红楼梦》里的贾政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手里并没有拿着刀，不过杀起人来，即使是自己的儿女，也决不手软。汤显祖对杜夫人的态度就不同，宛转随儿女，辛勤作老娘，点明她只是个从犯，还不曾完全混灭了良知。
　　至于陈最良就更是个有些可怜可笑的工具，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刻画成一个油腔滑调，见风使舵，受了柳梦梅两句吹捧就立刻改变态度，放弃了原则与职守的人物。这样写，不是连柳梦梅也被丑化了么？
　　如此一位走江湖、开后门的能手，恐怕绝非杜丽娘所能容忍。陈最良以马派老生的姿态出现，作了那许多戏，看来是不经济也不合适的。
　　像《牡丹亭》这样的名著，今天以全本面貌搬上舞台，必须有所增删，这是没有争议的。不过主要的力量，似乎应该放在删上。增的部分则应十分慎重。为了联贯情节，弥补痕迹，便于表演，技术上的增补是可行的，却不宜大量添加脱离原著思想人物的内容。改动原剧唱词就尤其要慎重，像梦回莺啭、袅晴丝、姹紫嫣红等一连串美丽的诗篇，在广大读者观众心目中已经深深扎下了根。正是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连林黛玉听了都会心动神摇、如醉如痴、心痛神痴。如果没有高出汤显祖的才情，看来还是不动为好。我想龚自珍的主要意见也正在这里。这是不能一概笼统地称之为保守的。
　　［山坡羊］曲中，没乱里春情难遣，墓地里怀人幽怨，汤显祖在这里说怀人，仿佛杜丽娘心目中确有一个什么人。其实这人并不是现实的存在。这是使作品更典型、更有普遍性，并区别于通常传奇满纸文君、子建公式的特异之处。［懒画眉］曲又有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里的春色却是实实在在的，是今年的眼前的春色。试想把撩人春色句的动词，搬到［山坡羊］中，改为撩人幽怨，那后果将如何？一位幽闺少女将立即化为楼头的思妇。文字有时就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力量。
　　作家是应该受到必要的尊重的。作家写出了作品，就要为作品一直负责下去。
　　无论是谁都无权改变作家自己的意愿。
　　像《牡丹亭》这样的作品，其中许多传唱已久的著名单折，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下去，但不宜删去过场戏合并演出，那无疑会产生沉闷的效果，但这却不是汤显祖应负的责任。
　　白描台上就是两个角色，几乎没有唱工，场景也没有大变换，只是小丑和净在进行谈话，谈了将近一小时。他们也没有做什么身段，甚至连较大幅度的动作都没有。
　　小丑穿白，净角穿蓝，小丑涂着白鼻子，净是揉脸。传统戏曲的艺术手段简化到只剩下了说白。就这样，演员把全场观众的注意集中起来了，从他们的谈话里人们了解到他们正在进行着一种怎样的交易，并不由得担心这场交易的后果。进行着这种交易的双方穿着古衣冠，但谁都觉得他们好像是熟人，不久以前还碰见过的，自然没有白鼻子，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碍。观众已经闯进了他们内心深处，一时真舍不得离开。
　　就这时，他们的谈话结束了，交易做成了。人们需要过一忽儿再回到现实中来，再热烈地鼓掌。
　　从座位上站起来，意外地发现主教这折戏的老师王传湘同志就坐在后面。于是冒昧地、情不自禁地向他祝贺握手。真奇怪，我好像很久不曾在剧场里产生这种激动了。
　　剧情是简单的。一个地头蛇为儿子向缙绅求亲，遭到拒绝还受了侮辱，这就使他感到不能做人了。于是带了银子去找讼师贾主文想个法子出这口恶气。这时贾主文因作恶太多，劣名昭著，正躲在家里韬晦，念佛过日。心为黄金黑，腮因白酒红，但其实并未真心悔改，老本行是不能放弃的。听他的自白：早上爬起来，念几声阿弥陀佛，好似毒蛇叹气；晚间头替人刀笔，浑如鸡见蜈蚣。这情形，地头蛇刘君王心里是明白的。他也自有他的方法：将我白老鼠，钓他赤练蛇！
　　袖管里的银子摸进摸出之际，毒蛇果然被引出洞来了。
　　即使是在临安城中间颇有些名望的暴发户、地头蛇，要与做过官的缙绅作对，还是毫无把握的。在这里，就显出了贾主文这种角色的非凡价值。只有凭空诬陷，无限上纲，挽个大头目出来，替渠作对。
　　你竟在云头里看相杀便罢！这大头目是秦桧，诬陷的罪名是图谋行刺丞相。
　　戏是明朝人写的，剧情被规定发生于南宋。但赤练蛇却从开天辟地起就已存在了，也永远不会绝迹。只不过有时群起出洞咬人，有时藏在洞里叹气而已。
　　这就是这一折《写状》的主题所在，也是它所显示的强大现实主义力量的源泉。
　　《写状》是《鲛绢记》里的一折。原剧作者不详，或云平湖沈鲸作。
　　据说在明代中叶的苏州就已是流行的剧目了，是中时行家里戏班的拿手戏。在剧场里看演出，我一直担心来不及记下那许多如珠的妙语。
　　这里说妙语，指的并不是俏皮话，其实是真正的性格化语言。回来后查《古本戏曲丛刊》，那是影印顺治时的旧抄本。使我吃惊的是，剧场上的演出，竟与原本绝少差异。这恐怕是仅见的忠实于原作的演出，连《西厢记》、《牡丹亭》的作者也没有这种运气。可见原本此折写作水平之高。当然，小的增改也是有的，例如两个角色第一次见面，原本只写着奉拜、承顾、轻造这两句对白，在演出中就还有许多客气话。可惜我来不及记下。这些都是有时代特征的语言，他们在流水般说着这些寒暄的废话时，就正在打量、掂着彼此的分量，可见这其实并非废话。又如，银子从袖管里摸出，放在案上，移来移去，也有许多张致，原本有学生个性极腐个，到子手，写了有兴了，却不曾记下表演的细节。
　　这许多，就只保留在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与肚子里。
　　贾主文拿腔作势，不肯接这笔伤阴骘的买卖，刘君王作势要走，又被唤了回来：罢了，你要上天快了。
　　我果然要上天，只是没个样长梯。
　　观音菩萨在那里叫你。
　　等他自叫，我只做勿听得罢了。
　　在这以前，贾主文装神弄鬼，指引刘君王看云端里的观音，并传达观音给他的指示这场交易并不是立即拍板成交的，其中有许多周折。
　　没有这些周折，人物就站不起来，也看不出白老鼠怎样一步步引赤练蛇出洞。
　　如果把这看作一篇短篇小说。其剪裁之洗练，对话之精确，挖掘之深，形象之活，绝不下于果戈理、契河夫的杰构。
　　人们说，昆曲是一座孕含着丰富艺术宝藏的宝山，实在是一些都没有虚夸的老实话。
　　一九八二年六月后来得见《写状》剧本，主客两人见面时的寒暄就有这样一连串。奉拜，承顾：轻造，请进：勿放：舍下：占哉：请。
　　这一连串今天是难得听见了，但在明代，恐怕是人人都会随口说出的套话，因为，它是现实生活的纪录。今天写历史小说时，想写出这样精确传神的对话，只靠关起门来冥想，是不行的；翻古书，怕也难以寻觅。便却极偶然、幸运地保留在戏曲演员的肚里、嘴边。这样的活化石，不能不说是极为难得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重校记
　　歌台忆旧之忆旧读《歌台忆旧录》，颇引起了兴趣。兴趣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这些诗词几乎全是说的昆曲，而我对昆曲虽然见得不多，却很是喜欢。最近在苏州举行纪念会演，就曾千方百计想去观摩，可惜因为种种原因，终于未能如愿。后来听同志们见告，周传瑛、王传淞等传字辈诸位以古稀之年、俞振飞先生以八十高龄，还登台演出，声情并茂，令人惊叹。
　　我虽未得看戏，也觉得十分高兴而满足了。现在从《忆旧录》中又在纸面上看到许多演出场面，也同样感到高兴，并引起了许多旧事的回忆。第二，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忆旧录》的形式。这是所谓观剧竹枝词之类的作品。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竹枝词是一种重要的形式，是一种活泼的、自由的、使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当然，这是以戏剧为主题的，并不占主要地位；多半是纪风土、民俗、古迹，甚至金石、书画也都有人采用这种形式加以吟咏、纪录。以浙江一隅而论，《鸳鸯湖悼歌》是朱竹诧的名作，很多人都知道。关于杭州的则有《南宋杂事诗》，这是厉鹊、赵登等七家的合集，简直可以看作一部用诗歌写成的临安史。稍后还有《雪庄西湖渔唱》，刻于乾隆中，则进一步写成一部西湖导游了。
　　潘烟的《西冷旧事百咏》，则是《南宋杂事诗》的补遗之作，刻于《小百尺楼丛书》中，非常精美，也极少见。此外，嘉善曹廷栋的诗集《产鹤亭诗稿》中有两卷就是正续《魏塘纪胜》，几乎把嘉善一方的名迹都数遍了。朱芳蔼《春桥草堂诗集》的卷二是《吴门杂咏一百首》，那是以浙人而纪吴事，写到邻省去了。以上只是随便举例，可以说这类作品简直是大量的。
　　观剧竹枝词就较少。除了金桧门的作品外，我所见有《日下梨园百咏》，是同光间人稿本，纪录的是早期的乱弹情况；另一种《味梨集》，刊于道光中，则所记全部是昆剧，是江南一带的戏曲史料。
　　照我的经验，除了一二名作以外，这些竹枝词都不以诗长，最重要的则是那些小注。有的还长达数百言，其中藏有大量珍贵的各种知识，在其他的正经书中往往是看不到的。但至今历史学的研究者们似乎还不曾充分注意到这个事实。希望不久的将来，有哪个有见识的出版社将这些竹枝词搜罗起来，选编集印。我看在某些方面，其重要或并不逊于方志。
　　《忆旧录》中有一九五五年所作《与黄宗江宴周传瑛、王传淞》一词。这就使我想起，我的第一次得观《十五贯》，也是被宗江拖了去的，时间也许还要早一点。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宗江拉我去看戏，说是仙霓社的旧人已经沦落到极为悲惨的境地，应该捧场，应该宣传。我听了一跃而起。想当年在天津读书时，就干过这样的事。其时北昆的郝、侯、韩、白已经被挤到天祥商场的楼顶演出了，票价极低，上座极惨。每逢假日，我就前往捧场。当时还没有打字幕的设施，随身带了一本《缀白裘》，恭恭敬敬地去看、去听。演员身上的破旧戏装与真正发光的歌唱、表演，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照。就在这里，我上了昆剧的基础课。
　　虽然浅薄，但到底得到了一点概念，这是使人不易忘记的。不料，二十年之后，在上海又重新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记得那次演出的场子是在苏州桥的一个茶楼上面。说来惭愧，我还不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个剧场。那天一面看戏，一面啼嘘，自然一半也是因为天气冷。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剧种，这样的演员，这样的剧目，是完全不应该落到这地步的。那天台上演出的印象已经模糊了，记得清楚的是我们在终场后到后台，就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周、王二位，他们已经卸去了戏装，脸上还没有洗净残零的粉彩，他们身上单薄的衣衫，瑟瑟的身影，握手之际的激动，这一切都还在目前。好像还见到了张姻同志，她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深刻的。那天的天气很冷，我们没有呆多久就辞出了。
　　宗江是演员出身，他懂得演员的心。他的赞赏《十五贯》，则并非全出于同行的同情，也是清楚的。我则只是一个外行的看客，一直站在边上。
　　《忆旧录》下面的一首就是《十五贯》轰动京师，这是第二年的事了。
　　似乎还有一些旧事可以写。即此，也可见观剧诗这种形式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保存了一些史料，还可以引起观众的回忆与联想，这一切，实在都是很有意思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访叶圣翁
　　几个月前，我将一本原刻的《拙政园诗余》寄给俞平伯先生，请他在书前写几个字。俞平老生长姑苏，也就是女词人徐灿的故乡茂苑；曲园先生的春在堂在蚂蚁窠巷（今改马医科巷），离开拙政园也并不甚远，因此我觉得请平老给这本词集加题，是有根据、也说得出口的。不久，他就在我寄去的汲储斋（蒋生沐）旧绿格子纸上写了跋文。平老近来作书，多用退笔写大字，这篇跋却是小行楷，丰神绝妙，还是三十多年前《遥夜归思引》那种风格，真使我欢喜、感谢。后来我又忽发奇想，叶圣翁也是苏州人，何不顺便也请他就近写几个字呢？就请平老转请，自己也写了信去。很快，圣老的回信来了。他告诉我，跋已写好，不过寄去的旧格纸行距太狭，先后写坏了两纸，还附来了写错的一纸，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
　　这使我非常惶恐。我事行竟未考虑他们两位都已是八旬开外的老人，圣老的眼睛又不好，只是随手寄了旧格子纸去请他们写字，不但失礼，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想想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少不更事的鲁莽脾气，心里有说不出的不安。圣老寄来的跋文是用钢笔写在道林纸上的，但写得非常认真，他要我自己缮录一过，现在就把那大略转录在这里：久不得黄裳兄音问，去夏始获来书，喜甚。顷承以《拙政园诗余》属题，则俞平翁题语先就。诵其题语，然后览湘获词，于词之评品及集以拙政名而与园无关，尝莅园赋长歌而今不得见，皆与平翁有同感。拙政园者，余自幼常涉，三十年来每到苏亦必一往。前夏割除胆结石，体气颇衰，未识能再访否。又年来目力大不济，览书报眼镜、放大镜并用，犹复辨认难真。忽发奇想，安得书报大字精雕如此集者耶。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叶圣陶于晴窗下题。
　　因为有着这样的原因，所以这次到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就到东四八条去访候老人，想当面为自己的失礼谢罪。八条是一条很长的胡同，在东四下了电车，找到巷口，走了好半日才在巷底找到叶宅，这是一所典型的四合院，院子不大，杂植了一些花木，显得异常安静。等了一会，不见有人走动，只得自动走进北房里去。北房一溜三间，右手的一间里临窗放着一只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报，我想这大概就是圣老的工作室了。探头进去却也没有人，折到左面一间，在进门处的一只竹榻上，看见圣老正在支颐小睡。开始还不敢惊动，踌躇了一会，只好轻轻唤醒了老人。
　　圣老醒来，端详了一下以后，立即从榻边站起来，让我在书案前坐下。他没有责怪我的失礼，只是说，坐在榻上休息，不知怎么一来就睡着了。他从袋里摸出了助听器，左手托在胸前，相对端坐了，一面说，听觉不好，近来也离不开这个了。
　　圣老安详地微笑着，须发全白了，特别是双眉，脸色红润而有光泽。
　　面对这样端坐着的他，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在苏州角直瞻拜过的唐塑罗汉。
　　我们现在就坐在他写随笔的晴窗下面。北京初夏的早晨是可爱的，窗外就是一株海棠，花时已过，现在是一丛浓绿。今年春天他和俞平老曾有过一张留影，就摄于这海棠花前。
　　静坐相对，他告诉我病后的健康情况，和近来工作的种种。可以领会得出，老人身上无例外的也有着沉重的负担，许多报刊都希望能得到他的文章。对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的勤备、认真、从容，也真是不可及。回忆自己读小学时第一次出手买书，就买的是《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书是早已失落了，但两书的封面图案，至今还分明留在记忆里。想想写了这些书的那枝笔至今还在有力地挥动，不能不产生一种幸福感，也不能不感到一种无言的鞭策。
　　去年秋天，在南京遇见圣老的小孩至诚（说小孩也已是五十出头了），我曾向他仔细打听了圣老患病前后的种种。有一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在十年动乱之初，圣老自己并不曾受到怎样的冲击，可是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即使在安静的小院子里也照样会感到，也许比起出入现场的人还要来得更厉害。朋友一个个变成了牛鬼蛇神，再也没有了谈天的对手。一个人离群索居，积累了多少不能理解的问题要找朋友交换一下看法。他在小院子里再也关不住了，一天，就冲出去找老舍，而老舍恰恰就在那一天撒手离开了人间。从此，圣老的健康慢慢坏下去了。
　　圣老的为人，和他的文章、他写的字、他的待人接物一样，平易之中自有端严。他不喜欢讲过头话，没有动人的豪言壮语，这也许会使有的人感到不满足，认为是不够劲的吧。可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说过的话，多数是对人民有益的，极少有害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几十年来在一些重大关键时刻，他总是异常清醒的，坚定的，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我就是带着这样虔敬的心情，在他的书房里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我发现近来有一种奇怪的愿望，喜欢和自己尊敬、爱重的前辈在一起。
　　和他们一起，会时时感到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幼稚、莽撞，即使是小小的放肆也不要紧，是可以容许，也会得到原谅的。用不着时时装出正经的样子，而这是极易使人感到疲劳的。另外，还能从他们那里时时得到鼓励、鞭策，不只是从口头上，更多的是从他们的人格上，得到前进的力。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四日
　　故人书简叶圣陶书二通
　　一九八零年五月三日函
　　黄裳兄惠鉴：大礼接诵，前日平翁来访，携来《拙政园诗余》及所撰题辞，我亦勉书数语，先以裁帖之一纸写之，模糊歪斜，只得易一纸，写到第七行又写错。
　　附来旧纸只余一张，不敢再写。因抄录拙稿，敢请兄缮录之。平翁题辞附词集中挂号寄上。写错之一纸附此书寄上。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匆匆即请著安。叶圣陶。五月三日。（一九八零）久不得黄裳兄音问，去夏始获来书，喜甚。近一二年间常于各种杂志见所为访书藏书之笔录，知其痹好已深，造诣至卓，愧为门外，不胜倾慕之情。顷承以《拙政园诗余》属题，则俞平前题语先就。诵其题语，然后览湘籁词，于词之评品及集以拙政名而与园无关，尝莅园赋长歌而今不得见，皆与平翁有同感。拙政园者，余自幼常涉，三十年来每到苏亦必一往。前夏割除胆结石，体气颇衰，未识能再访否？
　　又年来目力大不济，览书报眼镜、放大镜并用，犹复辨认难真，忽发奇想，安得书报大字精雕如此集者耶？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叶圣陶于晴窗下题。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函
　　黄裳兄惠鉴：接到赐寄《金陵五记》，欣感如前度屡蒙赠书时，多谢，多谢。
　　即将全册徐徐裁开，此裁书亦为一乐。至于听受，须待有人得闲乃可，已成习惯，不亟亟矣。于《读书》听台从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作，兴不可遏，即托范用同志代向香港购之。书去数日而巨册已送来，讶其迅速，听来者说明，乃知系范用同志出版社所藏。云尽可观玩，不急于交还。此本价昂，国内亦将印行云云。
　　范用同志之意深可感。惟观玩此巨册，言之亦复可怜。字体不小，墨色不淡，而我凭二镜亦不能看清。只能看图，图之细微处固莫能辨，其说明亦依稀仿佛，看明白者不逮其半。如许文字不便听人诵读，只得放弃，其怅惘可想矣。近赴医院，请问眼科大夫，可否认真检验，配一副较便于阅读之眼镜。大夫悉心检验，断言配眼镜先须去白内障，而非小手术。大夫亦不言我为动手术。我则从此断念，不作重配眼镜之想。
　　得便时即令人念诵，不便时即不与文字为缘，只能如是，非安之不可。
　　琐琐叙个人事，有该清听，深歉，即请撰安。叶圣陶。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下午。
　　整理旧筐，找出叶圣陶先生给我的几封信。最早的是一九四八年秋为印行《旧戏新谈》商量出版琐事的，一总有六七封，开明书店的专用信笺，用毛笔，也有用钢笔写的，一手朴茂的行楷，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的便笺，在我却是极为珍贵的遗墨。《新谈》在《文汇报》连载，后来打算印成一书，交给上海出版公司。那时《文汇报》已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工作人员全部解散，只留下了排字房的工友没有动，仍发原薪维持。老板的意思也并非重视工人阶级，实在是为了组成一个排印班子十分困难，万一再要作印刷生意，一时重组不易，不像编辑记者的可以招之即来。上海出版公司与《文汇报》有点关系，就趁排字工人无事可做之际，委托他们排成此书。不料打成纸版后因缺乏流动资金无法付印。
　　我就写信给叶圣老，问开明书店是否愿意接受此书，圣老一诺无辞，于是就将纸版作价让给了开明。《旧戏新谈》正文用的是新五号字。与开明其他出版物版式不同，那原因就在此。圣老对种种出版琐事都来信商量，连封面设计也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大前辈，对刚走上文坛的后生的提携爱护，今天想起来也不禁感念。
　　一九四九年初，圣老赴港转到北平。解放初我到北京，又得与他相见。那时他先后担任了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但生活依旧简单寒素，住在一处并不宽敞的旧房子里。见面惊喜，记得当晚就在他家小饮。一九五七年他曾来上海，到《文汇报》访问，在编辑部又见一面。
　　这以后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联系。十年浩劫之后才恢复通信，这两封信就是他八十年代初期寄来的。
　　徐湘横《拙政园诗余》的顺治原刻本，是我无意中在苏州护龙街上买得的，非常喜欢。一九八零年春寄给俞平伯先生，请为一跋，平老是词家，又曾卜居苏州，自以为这主意想得不错；后来灵机一动，索性再找圣老一跋，并寄去了几张汲情斋的蓝格旧纸。圣老是苏州人，更是跋此书的适当人选。当时没有想到他的目力极差，不能再写小字了。等到接到此信，才感到自己的唐突，惶惊无已。圣老用钢笔工整地写来了跋文，还附来用毛笔字写的半页，要我代他补完。他这一贯的认真作风，虽晚年病目依旧不变，使我在不安之余，更凭添无限惭作。前辈风仪在这种小地方也是不可及的。圣老在跋尾中说到我的访书藏书，说了些勉励的话，他是不买旧书的，但能理解同情别人的腐好，不像某些人那样把买旧书一律看作倒卖钱物的勾当，这种胸襟、气象更不可及。
　　一九八三年一信是说他读了我在《读书》上介绍沈从文的《中国古
　　代眼饰研究》一文，就急急找原书阅读。兴不可遏四字真能写出爱书人急于得到一本好书的兴奋心情，老人的兴致这样好，可见他当时健康状态是很好的，不过接下去的就是一大通抱怨目力不济的话，把晚年病目的痛苦，都说尽了。信依旧写得十分工整，简直不像出于双目几近失明人之手。圣老晚年依旧关心着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字，找人读了来听，并时时给以种种鼓励，这是不能忘记的。老人谢世瞬将五年，一直想写点什么，几次下笔，都不能终篇。现在借发表他两通遗书的机会，少少回忆往事，以寄哀思，即以此为先生纪念可也。
　　槐痕
　　我与平伯先生通讯始于一九四七年，第一封信就是请他写字。我对他的手迹有特别的爱好，可以说是求取不厌，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所以大小幅收藏得不少。
　　尘沙历劫，毁失殆尽。三四年前又开始请他为我补写，现在手头竟又有了好几幅了。
　　出于意料，他最早给我写的两叶诗笺不久前又找了回来。纸墨如新，别来无恙，一弹指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平伯先生也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这两叶诗笺是静文斋的出品，并非上乘佳制。值得珍重的是，这是当年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挑剩下来的落选物，退还给郑西谛时有一大包，后来西谛就又陆续分赠朋友。不道归来鬓有丝两诗是我读了喜欢请他重录的，原诗见《古槐梦遇》。另外一首则是近作，也就是一九四九年所作。
　　凉秋惊远客，归意可从容。燕雁虞罗侧，兰萧束对中。耳聋疑夜雨，叶静误微风。寂寂萤残照，余生惜暗虫。
　　今天重读还可以想象经过了八年沦没，又落入接收大员手中的古城北平上空飘荡着的空气和诗人的寂寞心情。
　　最近我的一本小书《榆下说书》印成，寄给了老人一册。我在信中说到，我家屋后的那株大树，被我一直当成了榆树的，后来发现好像并不是。我先是在嘉定城内的秋霞圃、南翔的孩园，后来在苏州的拙政园，都曾见到同样的古树。使我一见就辨识出来了的是那春末就从枝头生长出来的一串串覆垂物，就是到了盛暑的今天也并不脱落，这是被我误认作榆荚了的。我向园林工人打听，后来又在拙政园里树身钉着的牌子上，证实了这种树叫枫杨。这大概是学名，难怪听起来有点生疏。
　　同游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这树在北方也很多，在她的家乡山东，人们都唤作平柳燕，这可是个美丽的名字。那一串串的果实，过去遇到荒年，人们是常常拿来当作食物的。我把自己至今不辨树种的惭愧心情告诉了平伯先生，先后得到他两信，对此事有所谈论。
　　第二信说，枫杨一名似曾见过，只不识其为何树，若北人云平柳燕则从来不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诚非易事。若吾兄之误枫杨为榆，枫杨冷僻固属无妨，弟之不辨榆槐则其事颇怪。前书所陈，有未尽者。昔有诗句凉月姗姗弄古槐，先友朱公以为趁韵，后遂有古槐书屋之名，且以之名吾诗词，今不可复正矣。此屋佩弦从前每来京寓辄宿焉，不胜黄沙之威。其树与屋，皆已俄空。今此名已废，仍偶属槐客，另用《南柯记》槐安国故事，取义不同。拉杂奉告，聊资谈肋。
　　前一封信，是就《榆下说书》中两篇小文，略有补充。
　　一，名为古槐，实榆树，与尊著名称相似。二，引弟五零年书，可知重印《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可供谈红资料，亦第一手资料也。三，三槐除《梦遇》以外，更有《槐屋梦寻》，已编好且付印。值七七事变，书局退还，遂决去。槐痕有二义：一、槐下青虫，每留痕。二。Wine之音译，见《伦敦竹枝词》朱佩弦文引。
　　老人近来写信多用明信片，用钢笔细字前后书写，工整可爱。这里所讲的故事，都是珍贵的新文学史料，同时又是好文章。短短的篇幅，可是包含了多少内容，浸染着多么浓挚的怀人情懦啊！
　　一九五零年顷，我到老君堂的俞宅去过一次，至今仍留下那棵大榆树和在它覆盖下的书屋阴暗静寂的印象。我向他约稿，撺缀他把旧作《红楼梦辨》重新改写，接下去就在我编的报纸副刊上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入《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几章。实在无从想到竟惹起了那样的一场是非！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册一九二三年亚东图书馆初版的《红楼梦辨》，取出重读，依旧觉得其中的有些论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书中说：这书共分三卷。上卷专论高鸿续书一事，因为如不把百二十回与八十四分清楚，《红楼梦》便无从谈起。
　　这是整整六十年前说的老话了，但到今天依旧不能说是过时。
　　六十年来，新材料发现了很不少，但只能更加证明这意见的正确。可是到今天，改编戏剧、绘制连环画，甚至研究家写论文，往往还是把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真不能不使人吃惊。科学性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某些文学批评性质的论文，说长论短，议论风生，原书、续书一视同仁，举例也前后杂陈，毫无别择。我真替曹雪芹和高鹤为难，到底应由谁来出面接受荣誉、听取斥责，实在困难得很。平伯先生六十年前开宗明义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作为《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前提，不能说不是一种精辟的见解，更不能不遗憾地说，是一种高明的预见。
　　一九五四年秋天，我和内人到北京去住过一些日子。一天，浦熙修请我们在全聚德吃饭。那时饭馆楼上还隔起了一间间雅座，雅座也有五六个人在吃饭，笑语声时时传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们还是兴高采烈的。浦二姐张了一下，告诉我：俞平伯在这里。我没有走进去打扰，可是一下子浮起了许多念头。又是二十八年过去，当时到底想了些什么，今天也真的无从追忆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忆俞平伯
　　一
　　我的开始与平伯先生通信，大约是在一九四零年。抗日战争后期，鲁迅先生的遗族因生活困难，有出售先生留在北平藏书之议。风子见等几位受许广平先生之托，去北京劝阻并处理此事，顺便也访问了平伯先生，请他写了一张字，回沪后裱好挂在书房里。我看了非常羡慕，觉得实在是写得美极了，记得写的是临诸河南的《枯树赋》。就冒昧地寄了纸去，也要求照写一张，不久寄来了，果然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这是一个短卷，用的是染了色的宣纸。这正是我当时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以为染了色的纸总显得更为古雅，其实是弄巧成拙了。这张字没有付校，夹在一本书里，历劫尚在，真是极大的幸事。原题丁亥夏日，黄裳先生属临，即希正之。德清俞平伯，下针德清俞氏朱文方印。此印后来亦未遗失，一九八三年平老寄赠《论诗词曲杂著》时，卷筒所铃仍是此印。
　　也就是在这前后，平伯先生又寄来了他手写的《遥夜闺思引》，正与写《枯树赋》同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用可理版道林纸影印，用两束红绒线订成一册，别致而雅洁。用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纸写，版权叶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再版景印共叁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定价国币拾贰万元。伍、再、叁、拾贰等字皆空出，别用铅字红印。我不嫌琐细抄下这些，实在因为这本小册子也已是罕见的珍本了。这是一首纪事抒情的五言长诗，但不易理解。
　　诗现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中，书前叶圣陶序中说：抗战期间，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寄到成都给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
　　后来在北京会面了，他把这首诗的本事告诉我，把各个段落给我指点，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已经理解了。
　　这就是差距。连叶圣老还不甚了了，就无论我辈后生了。不过字写得实在美，真是风神绝世。我就是当做帖看的，虽然没有临习过，也自知不是写字的材料，自然也欣赏篇中的清词丽句，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从此，就经常有函札往来，平老也偶尔写示所作。检点旧藏，还剩下了两幅，除已印入我的《珠还集》的一首已辑入《诗钞》外，可补的佚诗还有六首：棠梨玉倚沁园开，一似晨妆梳洗才。雨甚风斜和粉泪，悄无蜂蝶过墙来。
　　三春花草转离忧，婪尾犹堪敌素秋。榴经红巾荷透水，合昏香满小庭幽。
　　南都城郭夕阳残，西望樵门指点间。向晚青连江上驿，居然重睹六朝山。（此记梦之作）
　　佳游多半凤城西，出郭应知往迹迷。桃瓣凋零新杏芯，夕阳含雨又凄凄。
　　落英无主任风飘，飘堕泥中色尚娇。重见红芳春烂熳，轻翻胡蝶恋花梢。
　　畸微名姓写春波，位久河桥眼倦搓。惆怅兰饶归未定，海云消息近如何。
　　二
　　一九五零年我到北京，曾到老君堂访问，这是我与他首次相见。当时我在报纸编副刊，就顺便向他约稿。他当时经济情况好像不大好，也想作文换点稿费，但苦于没有题目。我就提出他早年所作《红楼梦辨》绝版已久，大可修订重写。他欣然答应了，于是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几章就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我还保存着几页原稿。他是不喜欢用稿纸的，随手抓着什么纸就写，大笔行草，辨识不易，不料竟因此而引起后来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至今还觉得歉然的。这事他也还记得。我在《榆下说书》中曾引用他一九五零年的一封信，谈《红楼梦研究》出版经过，他读后给我的信说：引弟五零年书，可知重印《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可供谈《红》资料，亦第一手资料也。
　　这以后就是二十多年的暖隔，音信不通，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又恢复通信。检点手边尚存的残零书札，竟还有二十来通，最早的可能是下面一书：黄裳先生：奉五日手教，多承奖借，不胜愧荷。而谈言微中，窃有喜焉。三十年真如弹指，而世变之亟即在其中。曾有《鹞鸽天》云：
　　正道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诗稿八卷，佚于丙午，前尘往事，过眼飘风，不复措意焉。缀辑词稿仅得数十首，亦不甚完全而所失不多。
　　若海外印成，缘法亦可喜也。书中言往岁为公写字，均已不存。涂鸦何足惜，见雅意之倦倦焉。附奉前年所书南洋复制《如影》一册博笑。匆匆不尽，即候撰棋。平伯，三月十三日。谈《红》大作惜未得读，又及。
　　《如影》是他手书的近作，在新加坡复印，其中颇有斥责动乱中群卫之作，是诗人晚年干预生活直抒胸臆的作品，并未收入《旧体诗钞》。
　　一九六零年以后的诗，作者是想另编一集的。从这时开始，我就又向他索书，前后所得不少，但已不再是早年的面貌，转为苍劲朴厚。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二日信说：黄裳兄：惠两函次第收到，冗病迟答为歉。周、姜二集皆珍品，容留读再奉上。谢刚主曾来，示之，伊更赏白石集，云难得。弟于板本是外行，其鉴赏当非虚。
　　承惠《南湖春雨图》照片，弟夙慕娄东歌行，尤喜鸳湖曲，得之何殊拱壁，多谢多谢。近与圣翁摄影，又题俚句，一并尘览。复颂近安不具。平伯，六月十日。
　　又用诗笺写海棠诗一首，题为《八零年四月海棠花前偕圣翁留影五言一首》，诗云：海棠稍蜿晚，天气渐清和。并立花间影，心期快若何。
　　我藏有周清真、姜白石词集，因平老甚爱美成，所以寄去请他一看。
　　周集是新刻，但由费寅手度王幼遐、朱古徽、郑大鹤手批几满，底本多假得于嘉业堂刘氏及其他海上藏家，是很难得的。姜集则是康熙中武唐俞兰所刻，是少见著录的本子，难怪谢刚主要说它难得。《南湖春雨图》是吴梅村的手迹，上端有自书《鸳湖曲》全诗，与通行集本有异字。画为过云楼旧藏，后归上海博物馆，我设法得到了一份照片，在喜读梅村诗的人一定会大有兴趣。与此同时我还把俞氏家集两种寄去，于一九八零年十月十九日得复书云：黄裳先生左右：赐书及珍本多种，次第收到。其中曲园公《金缕曲》单行本，囊所未见。家姊遗诗，刊版亦早零落矣。知有损惠之意，心铭奚似。蜗居芜杂，弟亦衰病。不知仍归邺架，庶几物得其所，寒门与有荣焉。弟涉猎殊寡，于板本茫无津涯，未敢妄涂，俱伤佳品，当遵为存荐，暇日披寻，可祛尘氛，其拜嘉惠多矣。
　　港《新晚报》（九月二十七日）载郑逸梅君文谈弟儿时事，未知见及否？匆答不具，即颂摆棋。弟平伯启。十月十九日。
　　同封又一信：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岗署名阳湖管贻蕤树变。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蕤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
　　三
　　数日后又有一信，附来《的两个问题》一文手稿，也谈到题词人的名字，有一字之差，关系匪浅之语，又校正题诗异字，并推定沈三白的卒年。
　　这一册晚清人的诗集，到了他手里，就能发现不少胜义，于此可见平老治学的严谨。
　　我曾从琉璃厂得到过一些旧纸，大都是从清宫中流散出来的高丽五色笺，其中有一种用小封套装起的高丽镜面笺，每只一元。不知道用途，推想可能是皇帝用的便条吧。这些旧纸因为没有字，在抄家时被放过了，就寄给他求书，他写来的是一副联语：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相逢一尊酒，却说游园杜丽娘。
　　原附有小注，上联云：民国初年，梅响华初演斯剧，得往观场，未相识也。
　　下联云：晚岁于本华酒楼座谈《牡丹亭》，拟赠以此联，而君艺名千古矣。
　　此幅书于庚申一九八零三月，极工致，在我所见平老的晚年书中，是极难得的经心之作。联语提到《牡丹亭》与《红楼梦》，都是梅碗华的名剧，也都是平老潜心欣赏玩索数十年的名著，络合得实在太巧了。平老喜拍曲，尤爱《牡丹亭》，曾写数文研讨，想来他们在席上相逢时的谈话一定是欢畅的。而他对梅的倾倒与伤逝，也在寥寥数语中显示无遗。这一幅小笺，实在是可当三绝而无愧的。
　　我又藏有曲园致朱之律手札九通，都是写在自制笺上的，曾托君武带去，拟持赠平老，他复信辞谢。一九八一年冬一书云：黄裳兄：久疏书候，为念。顷由华君武同志转到去岁十二月二十日手教，并蒙见示先曾祖手札九通，感谢感谢（当暂存，俟与书籍并取）。盖作于光绪癸卯以后，有一书说到先舅氏善侯赴松江省亲可证。朱少盲目而公事极精干，苏人称朱瞎子，有名。弟儿时闻之颇熟，未能参谒，即使见过亦忘记了。盖是道班，管牙厘局，书中故向之借小轮拖带。屡署臬篆，皆呼为臬台，是否实授，未详。弟自今岁二月七日内子病殁，心绪至劣，久抛笔砚。近为《烹任》杂志写一文五千字，记京杭往迹，说些外行话亦可笑。匆复不具，即颂著棋。平伯。五月六日，立夏。曲园札九通已托友人转赠新修好的苏州曲园，不知已陈列否。这封信却可当作跋语，有许多事是很少有人能知道的了。俞夫人新逝，他的心绪甚劣，又能执笔为文，可见已渐归平复。这篇刊于《中国烹旺》的长文是《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是他晚年写得最长的文字，我已取来收入《俞平伯散文》中。下面一九八二年的一信又谈到沈三白：黄裳兄鉴：前寄奉《振飞曲谱序》稿本，谅已邀誉。昨奉惠示《拜石山房诗》珍藏之本，感谢，感谢。有关沈三白事迹，曾见近人文中征引，顷始得见原书，为幸。诗中记琉球归，似曾小住京华。其后应聘如皋，十年作幕。诗题未言何年祝寿，盖六秩也。卒年当近七旬，可补记载之缺。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前梦见一匾额，颇似小说，而义尚可通。
　　承海外友人潘国渠君为书之，今附上照片一帧博笑。即颂冬安。弟平伯，十一月十日。平老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的新动向。这里对前些年发现的悼《红》文物，干脆地予以否定，并以考订不休为怪，可见他的看法。所谓梦中所见匾额，为汐净染德四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又谈到《红楼》，有一节云：弟自六六年后，即未作文谈及，惩羹吹雨，或未惬舆评，而窃自喜。公谓如何？对曹雪芹小像真伪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不介入，是他晚年一贯的态度。同年十二月三日明信片中也有这样的话：红学一名本是谐谑，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明年上海将授辑拙作旧稿三种，所谓炒冷饭，良非鄙意。属为前言，均却之，代以二诗。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印行了他的旧作三种，把可能搜集到的文字都收进去了，对读者是一大方便。他对这种重刊旧文的办法，持中立态度，即不赞成亦不反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拟编刊小文库，要我代选平伯先生散文，写信去问他是否同意，得复书云：黄裳兄：久未通候，时念。欣奉来书，知百花书店将出散文选，近时通行，我对炒冷饭不大感兴味，而来者不拒，只不参加意见。今得吾兄主政，足增光宠为幸。出新意选之不蹈科自尤佳。弟总赞成，无他见也。定后先赐选目则尤妙。来书提及译本《六记》序，是否即《学林漫录》八集所载？忆其中尚有些讹文，未知入选否？文虽短而颇自喜。总是后言，乃承于写序时将作为线索，具见卓识，欣且愧之，因当同意，且以先睹为快也。近无写作，只有一短篇日《虎丘·剑池》，将以原稿载《浙江画报》（明年二月）。惮繁言，总是简。承誉切时弊，其实是躲懒耳。编辑时如有疑，则随时示知。余不一。复颂著安。弟平顿首。十二月七日。
　　对于散文的编选，他还是很关心的，曾有不少信谈及，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有长信：黄裳兄：二函详尽，不殊晤谈为快。各件均附还，分别答复如下。近颇重印拙作，如选集。杂著等等，我持中立，不赞助也不反对；因久遭批判，不便表态。今次编选得见主持，可谓深幸，而事同一律，亦不拟多参意见。兄放手作去，我都赞成。一、选目同意。中有二篇可商。各处选本皆未涉及《红楼梦》文字，十二钗描写一文，曾于运动中大闹一场，入选是否有碍？盼郑重考虑，或商之出版社，如皆认可，弟不反对。文见《文学评论》，约在一九六三、六四年左右，亦易觅。《振飞曲谱序》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
　　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甚佳。如絮阁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拙序勉初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
　　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伤，然否？《无题》二篇，冷僻难懂，承兄保存，谢谢，可入选。如查《文学杂志》期数，即可知年月，且已在原稿中注明。剪报中文字标点，稍有订正，希察。稿已久忘，读之如同隔世。尊撰编后记清简扼要，在千言中表达出来，尤属非易，为佩。
　　文字小节遵命略有涂抹，勿罪是幸！手头无稿，去岁十一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二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古籍要出《论诗词曲杂著），已见广告，样书未来，他日当奉赠。圣兄近晤，忙于开会，精神甚健，远胜于我。所云《日记三钞》出否未详。近其长公子至善，以胆病住院治疗。匆复不尽，即贺春橹，弟平伯顿首。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说过对重印旧作，不干预，不表态，但还是关心的。自受批判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止，并没有正式为他平反，那么他的心有悖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论十二钗描写一文是我深深喜爱的。这是他的着力之作，是一篇难得的文艺批评，在汗牛充栋的《红楼》赏析文字中是少见的。写得如此深入细腻，入情入理，可算得是说理文的极致。我并没有什么顾虑，也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但终于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是删去了。《振飞曲谱序》是按照他的意见抽去了的。
　　五
　　他对用简体字也有自己的意见，曾说：用简体排，但有些字合并，令人无所适从（如通作适，则洪适与胡适无别，亦无上下文可看），不知能酌量另铸字否？（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信）又说：《振飞曲谱序》未知收入否？假如已收入，请为注意此文末行有仆少悦里沤句，携今简体作仆，而改铸不便，则不得已改余或予均可，作予少悦里沤，这样未免据傲，然亦无法，以本非我意也。（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信）为一个字特地写一封信来，可见他的认真。《俞平伯散文》出版后，他还寄来王提华所作的一张刊误表，其实错字还远不止这些。正如他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信中所慨叹：近刊多而印刷乱，览之有望洋之叹，奈何！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信片云：黄裳兄：新著连翩，每荷分惠，件快先睹，甚感。如《过去的足迹》，弟已看熟。不瞒您说，我已偷写一谈《圆圆曲》的小文，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鸳湖曲》大文正在浣诵。我初读是篇，喜其清丽，及研求本事反感空虚，盖事有难言，不得已也。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公谓如何？
　　这篇谈《圆圆曲》的文章，写好而不愿发表，我不曾读到，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关于此文，同年八月一日信又曾说及：黄裳兄：以多病体弱，久疏音问，歉惊。于梅村诗别具新解，不虚辰伯西谛之赏音矣。若此正是勇气，可谓先得我心，滩诵深荷。名为传来消息满江乡的《圆圆曲》，虽有三题，并无一目，恐难履观者之望，不过姑备妄说而已。盖叹惋情多，征实之词少，殆不足当姚公之一映者。但他日因当以尘教也。但后来并未寄来，我也终未得读。小册《俞平伯散文》出版，他是高兴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信说：《散文》新编收到，至为感谢。小引简短，清新，扼要，有仿佛另一书之感。金陵十二钗固不宜阑入，于体例亦似不甚合。其短篇都有趣，最后一篇曰剑池，极短，似兀然而止。后来本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嗜麻，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兄亦谓然否？
　　《散文》这最后一篇，极短，初读不能懂，现在知道还有一层意思未曾说出，得作者自为说明，方始恍然。平伯先生晚年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都在惮与怕之中湮灭了，真是可惜。偷懒其实只是托辞而已。这是真正的可惜，却已无从补救了。
　　平伯先生于去年十月逝世，噩耗传来，为之不怡者累日。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字，却感到无从下笔，展阅遗札，只感到人琴俱亡的空虚怅恫。我不惮烦地抄下这些旧信，不只因为这里留下了他生活思想的零星痕迹，也还是为了保存这些美丽的篇什。从苏、黄以来，尺牍在中国文苑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历代都有作者，但写得好的实在没有几人，在简洁的笔墨中传达情懦，惮烦言，只是简，在这简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的这些短笺实在和他的梦遇、梦寻是一路的，丝毫没有做作、装点，正像陈年老酒，醇厚而有余甘。
　　他对晚辈的垂爱与期许，更是溢于格墨。故以此文为先生纪念可也。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后记我以北人流寓江南，转瞬已六十年，因此事实上江南也就成为我的故乡，自己伊然也算是一名土著了。江南的可爱，有白居易以次历代词人写的若干阂《望江南》词为证。江南的好处，不敢说真能领略到几分。倒是多年来走来走去，写下了长长短短的文字，记下了江南的风景、名迹、人物、民俗，处处都流露了对这地方深深的爱恋。空灵的赞美是无力的，抵不过落实在文字里的真实感受。
　　可惜的是受到观察和修养的限制，总脱不开一个旅人的观感。例如可以代表吴文化的昆曲与评弹，虽是深深地爱着，但了解到底还是十分不够的。可见混称土著，实在是有些邻于夸饰了。
　　我曾说过，苏州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书，远在虎丘、拙政园和元大昌的老酒之上。这些也都是老话了。五十年前的玄妙观和护龙街，书店林立，地摊尤多。对一个访书者最大的诱惑是读未见书，在这里就充满了新鲜的品种，时时能给你一个惊喜。倒不是如有些人所说，访书的目的是为了聚集金银财宝，祖国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又哪里是金银财宝所能计量的。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真的就能呈现出这样的差异，真堪叹息。
　　在这本小书里留下了几篇访书记，有苏州的，也有杭州的，不过都已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今天重读，不免有东京梦华、武林旧事之感。
　　作为一种文化史料，暂时还是可以存在的吧。
　　对柳如是发生兴趣，也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是在龙幡里图书馆看到元本《阳春白雪》之后。书中有她的印记，书前有她的小像。这样就开始搜集遗事，访求遗著，写了一系列小文。在《关于柳如是》中综述了我对她的评价。却料不到几年以后柳如是竟成为热门话题，小说、影剧很出现了几部。我的兴趣习惯地还集中在明清易代史事上面，陈圆圆、吴梅村、钱牧斋、陈老莲、徐湘惠，都成为我注目的人物。通过考虑，说不上研究，也多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碰巧他们又都是出身江南，代表了一代文士闺流的人物。总起来看，倒不失为一时代文化史的反映。
　　叶圣陶、俞平伯两先生都是和苏州有深厚渊源关系的大前辈，多年来，幸运地得到过他们热情的提掖和亲切的教诲，现在他们都已去世了。
　　几篇小文留下的是对他们深深的怀念。
　　陆放翁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寥寥十四字，把江南的神魄一下子都描摩尽了，远胜于千言万语的声说。借了来做书名，实在是这本小书的光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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