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去瑞典文学院搅局

　　那晚，我去瑞典文学院搅局
　　茉莉
　　在莫言发表获奖演说的半个小时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玛格丽达就站在文学院演讲厅门前，笑眯眯地向各国来宾散发我那锋利如剑的文章《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中英文两种版本）。大约在发完一百多份之后，我们终于被人报警了。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不是吃干饭的。
　　几个瑞典警察客气地请我们到楼下大门外去，这是零下十几度的夜晚。我担心身有微恙的玛格丽达会染上风寒，就把正在和警察理论的她推进大门内。然后，我一个人站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灯光黯淡的小街上，继续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来的听众打招呼、派文章。一有空闲，我就和守住我的四个男女警察斗嘴，笑问他们是否已经学会了中国的专制手段。
　　莫言来了，左边的警察用身子挡住我。
　　到了听演讲的时间，我走进门口。一个警察担心我进了演讲厅继续散发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几十份文章留在寄存处。我辩解说，我的文章只是文学交流而已，你读一读就知道了。他摇头说：不！你这是一种抗议。
　　没错，这是一种公开的抗议。在来斯德哥尔摩的前几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发给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并要求接收邮件的秘书将此文转给基金会和文学院的全体成员。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家陈安娜说她已经读到此文，而马悦然先生路过我身边时，对我摆摆手拒绝接受我递过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如果不是为了公开抗议，我不必和支持我的瑞典朋友顶着大风雪，从北方开车五个小时前来斯德哥尔摩。
　　1989年六四后，我在湖南邵阳市广场发表悼念死难者的演讲，几天后被捕入狱。此后二十年流亡，在异国他乡我仍然没有摆脱街头斗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国警察打交道。曾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横幅，我的示威被大使馆叫来警察干涉。曾在台北101大厦门前，独自举着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我被台湾调查局要求交出护照查身份。。
　　最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我冲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挪威警察当即将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后用警车把我载到城郊才释放。第二天，那些因为让江泽民受了惊吓而遭到批评的中国便衣警察，用挪威人听不懂的中文臭骂我：骚货！
　　◎搅局者要在让人听见的地方发言
　　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教学工作也不轻松，常感疲累。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台湾参加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看到海内外很多异议作家发出了尖锐的批评声音。我也觉得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很荒唐，错得离谱。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评过莫言小说，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欧的冬日里，我更愿意读一些温暖而诗意的文学，所以最初我不愿也不屑再谈莫言。
　　但最后，我又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一回被警察驱赶的街头斗士。因为我认识到，国内很多发不出声音的人会希望我为他们发声。当我从台湾回到瑞典，国内的一些学者朋友来信，气愤地追问我这个瑞典人：为什么你们的文学院要把这个奖颁给依附共产党的精神侏儒？读到一些异议作家在网上表达他们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
　　写作就是行动。作家要在在公共生活中展开行动，承担揭露真实的责任，就必须如傅柯所说的，以不屈不饶的博学去写作。幸好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撰写有关文学奖的报道和评论，对文学院的历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较能看清这次评选丑闻的原因和后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发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会不屑一顾。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国朋友，承担了将我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确的译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并使诺贝尔基金会、瑞典文学院以及各位参加演讲会的外国学者无法轻视这篇檄文。
　　有了抗争的文本，我还需要做什么呢？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搅扰现状的人。在《知识分子论》中，他说：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的悲惨状态，这种活动包含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才智、更善于辩论。
　　跑到文学院不顾一切地散发文章，我这个搅局者很有一点起义感。来宾争相阅读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警察赶到门外的争执，其场面也颇具戏剧性。但至今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都对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传者假装不知道我的存在，原来约好要采访我的中国媒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海外媒体的报道，我就没有展开辩论的对手。但是，莫言是一个伟大作家的神话，在一些阅读了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多少给增添了一些怀疑，有了一点破碎的迹象。
　　◎浮嚣泡沫源自糊涂官判糊涂案
　　中国留学生在斯德哥尔摩街上献歌献舞，女的大红绸衣，男扎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红高粱》。虽然这里年年颁发诺奖，但好静的瑞典人这还是第一次，见识获奖作家的国人如此狂热闹腾的阵势。瑞典记者到中国国内采访，几乎人人都说：莫言获奖，中国人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就这样，由瑞典文学院的判官们一锤定音，中国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学大师。国家公权力的操纵，官方媒体的渲染，很多文学评论家立刻把对莫言的文学批评改换成文学赞扬，莫言获奖给国人制造了一种文学强国的幻觉。无边无际的溢美之词，加上爱国爱党的高音阶，吹出了一片轻浮喧嚣的泡沫，充满了滑稽的娱乐性。其中最大的一个气泡，来自瑞典文学院撰写的授奖词。
　　瑞典这个才九百万人口的小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这个文学院时，就规定了一个院士终身制。这个陈旧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类的寿命又大大延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这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一些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的老爷爷，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还有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院士，由这些人来担任中国文学的终审判官，怎么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呢？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读到瑞典文学院给予莫言的授奖词，他都会自愧不如的。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主席维斯伯格在颁奖仪式上高度赞颂说：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够描写一切――一切手艺活、冶炼术、建筑业、下水道、畜牧业、游击队团伙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类生活带到他的笔端。莫言捍卫小人物反对一切非正义从日本占领到毛主义的恐怖和当今的生产狂热。（根据瑞典文翻译）
　　然而据我们所知，莫言的写作是回避当今中国一切非正义的敏感领域的，从天安门的血迹、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来，在宣布颁奖莫言的两个月之后，瑞典文学院实在无法向外界解释，为什么要颁奖给一个二流作家，一个站在专制立场上的中共文化官员，于是他们只好在庆典上用如此华而不实的夸张语言，给莫言披上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子虚乌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关于中国言论审查制度的恶劣讲话，立即给了瑞典文学院一个耳光。
　　◎作家要在文学污染中寻找清澈水流
　　有时，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向青年小说家道出现实的荒谬。莫言获奖的现实也告诉人们，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样在生活中极尽聪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于盛宴的一旁，永远是一个边缘人。
　　那么，既不愿效忠专制体制、也不愿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国作家，还有路可走吗？不止一位国内朋友来信说，他们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这次颁奖大大打击了坚持独立写作的人们。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严的作家会迅速地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从此洞察人类的悲剧性与悖论。在对诺贝尔奖去理想化之后，他们可以利用文学的想象资源，在被污染的文学泡沫下，寻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国人说过：若一个公民批评自己的国家，那就意味着他是在向自己的国家交一份意味深长的贡品。我这次冒雪去斯德哥尔摩散发的批评文章，以及后来所做的多次采访发言，都是我送给我的母国和第二祖国的礼物以诺贝尔精神为宗旨的公共说理。
　　让莫言带着诺贝尔那800万克朗走吧！我们只忠诚于自己心中的文学审美原则，承担诗人为世界道德立法的责任，以诗性对抗强权。这样，我们可能生活在清贫之中，但是不会生活在丑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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