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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街市风情浬田老街是一条临水背山,长不过二里,宽仅有丈余的小街。沿着河湾一路延伸的路面,由大小相似、排列有序的鹅卵石铺成。这条街,一直是老街人的自豪和骄傲。上百年来,尽管它深藏在鲜为人知的小镇中,当年在人们的精心打造、热心呵护和诚信经营下,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土产杂品和商贸集散地。听老人们讲,清初年间,这里只有几间打渔人的茅屋。几条小船长年守着这水美鱼肥的河湾,每天顶着星星出船下网,清晨披着霞光归来,收获着满仓活蹦乱跳的鱼儿,这种平静安逸的日子延续着一年又一年,直到由下游逆水而上的货船不断在这里停泊,上游那满载山货的木筏经常在这里靠岸,狭小的码头变宽了,码头的个数也变多了。这些渔夫才发现,这个河湾将不再平静了。沿着那连接上下游通往邻近几个县的江边小路,接踵而来的药材商、山货客、盐贩子、绸布商、车老板,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人物在此汇聚,建码头、筑护岸、修石桥、铺街道、盖房屋,开店铺,历经多年,逐渐形成了这条街市。街两边,是数十家各种各样的店铺,有珠宝店、绸布店、裁缝店、百货店、药店等等,成为莲花、茶陵、攸县以及宁冈、安福等周围几县商贸经营的集散地之一,而店铺老板则来自更远,开药店的大部分是樟树人,开绸布店的大多数杭州人,开珠宝店的都是长沙、武汉人,而裁缝店、百货店以及日用杂货饮食豆腐店的基本上是本地和周边县的人。街上店面的建筑风格和装修格调至今还保有一些特色,店面大都是木架结构,一般以二层楼为主,楼下前店后厨中厢房,楼上住人兼做仓库;也有少数几家富商老板建起了三四层的高楼,店门外点金漆釉,梁柱上描龙绘彩,斗大的金字招牌高高挂起,显得端正大气和富丽堂皇。小一点的店铺一楼临街门厅是十多块宽一尺高丈二左右的木铺板当墙,一个三尺长的柜台,每天早上开门要先卸下铺板再打扫干净门前才开始营业;二楼是住房,临街门楼外面是一个三尺左右宽的阳台装有木雕葫芦栏杆,里面是菱形、方形、圆形、花瓣形等等各种各样窗格做成的隔板,上面装饰花鸟人物,在阳台下的门楼上方悬挂风格各异的木刻店名招牌,显得古朴简洁。临江一边的店铺都是建筑在护岸墙的基础上,护岸墙全部由块石筑成,高约一丈余,各家店铺在后门搭有凉台,高高的悬挂在江面上。每到夏天的晚上,河中洗澡的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守护下相互泼水嘻闹,凉台上坐着纳凉的人们在喝着清茶摇着蒲扇,与邻居们隔空聊天,江面上倒影着点点灯光,伴着浪花在月光下闪烁,夜幕下的河湾显得那么悠闲,那么迷人,犹如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而一到冬天,一团团乳白色的水汽随着晨风从江面上升起,给老街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就像一幅浓墨淡彩的山水画卷。晨雾中,码头上女人们那此起彼伏的卟卟啪啪捣衣声、男人们装船卸货那低沉浑厚的号子声以及混杂在淘米洗菜、担水挑货中的男女叫骂嘻笑声,这一切都伴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在空中回荡。这时的老街,仿佛又像一幅充满温情充满生机的民俗风情画,令多少老街人留恋难忘。
(二)
寂寞风景早些年,随着穿镇而过的新街公路和禾水河上拦河大坝的建成,使老街的陆路废了,水路断了,商铺逐渐迁走了。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条繁华的老街看不到以往叫卖叫买的热闹,连排的店铺也不见了昔日迎进送出的人流。这时的老街,尽显岁月的苍桑和无奈。听我爷爷说,修新街、建大坝是老街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解放后政府对工商业者实行了公私合营,老街的所有私有企业、店铺都并到当地国营商业和集体企业中。新的公司和商店都在新街上,老街成了一条单纯的居民街。我爷爷在解放前开了间洋袜店,买了几台织袜机,成了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经营户,公私合营时公家嫌资产少不要他,只能进镇上的集体企业做事。为了弥补家用,我奶奶也常常在门前摆个小摊,贩卖一些香烟、水果和零星杂货,每天赚上几毛钱。我记得香烟是拆开按支卖,西瓜是切开按块卖。经济牌香烟九分钱一包,拆开卖是一分钱一支。那时的人们手里没有几个钱,常常见到一些男人,半天才摸出一枚五分硬币,买一根烟还要找回四分钱。老街的男人们每天都要早出晚归挣钱养家,大白天留下的都是女人和孩子,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女人街。虽然女人们没有工作,但她们纺线织布、缝衣做鞋,操持家务等都有一套,照样撑起了家庭半边天。每到午后的空闲时,冷清清的街上便有不少女人陆续出现,她们中有年轻的少妇,但大多数是人到中年身体有些发福的妇人。她们在自己的店铺廊前放着一条小凳,摆上一架纺车,或拿来针线篮子,互相招呼一声,便有的纺棉线,有的扎鞋底,有的做鞋垫,有的缝补衣裳,各自忙开了。纺棉纱的棉花主要产自本地,离老街下游两三里远的九西洲上,面积有好几百亩,年年都是春植棉花冬种蚕豆。用洲上产的棉花织出的家机布,格外耐磨经穿,是老街周边百姓做衣服首选的布料。做鞋扎鞋底是这些老板娘的传统手艺。她们做布鞋的原料都用废旧棉布做鞋底,用青、蓝或黑色卡其布做面,再自己搓苎麻线扎鞋底。老街女人做的布鞋样式很多,有棉鞋、单鞋、绣花鞋等等,乡土气味浓厚。她们中手儿巧的最快一天可以扎一双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透露出她们的勤劳和辛苦。扎袜里底(鞋垫)基本是老街少妇客娘们的专利。老街女人做的鞋垫,做工考究,图案多变,用白布或各种色布为面,然后用色线细针密缝,显示出各人的才智与本领来。为了挣钱补贴家用,老街女人做的这些绣花鞋垫,大部分是摆在小摊上卖的,每双价格在三至五角之间。女人们的手面功夫不同凡响,一双巧手在看似闲聊中忙不停歇,但又显得十分轻松;而嘴上的功能也非常了得,这家家门前的女人就像各自在演戏,她们聊东街的媳妇西街的小儿,说扒灰的家公偷腥的寡妇,家长里短,油盐柴米,叽叽喳喳的话语声,嘻嘻哈哈的笑骂声,从街头响到街尾,街坊邻里的故事在她们的嘴里永远没完没了。远远地从街头望去,这一溜清一色而且并不大年轻的女人们犹如一条弯弯的长龙摆头显尾,吸引着不少路人的目光,为这条略显冷落又觉寂寞的老街带来了一道清新独特的风景。这道风景,在我童年的心里一直留下深深的印象。
(三)
禾水悠悠禾水河是永新的母亲河,也是傍水而居老街人的生命之河。禾水源于武功山南麓的莲花县,一路聚水汇流,穿山过坳,由西向东,蜿蜒而下。到浬田时,已是一条宽有数十至上百米的大江。丰水时节,江水奔流,浪花簇涌,小有气势。有人曾作诗赞叹:禾水河,浪连波,风里雨里都走过,奔流不息无数年,滋润永新好生活。这条悠悠荡荡的禾水河,从小就在我的记忆中。上百年来,它默默地见证着老街的兴旺与衰落,陪伴着一代代老街人的繁衍生息。就连街边那几个伸展到河中的小码头也有过曾经的自豪,人们每天洗衣浆被、淘米洗菜、挑水运货都离不开它,码头上的每个被踩踏得油亮凹陷的青石台阶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河边玩耍。那时河水十分清澈,河边的浅滩沙软水清,河湾的水底水草丰茂。河对岸是一片种植花生、棉花和西瓜等旱作物的河滩洲地,这也是一些孩子们趁晚上洗澡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弄得对岸的村民十分恼火。还好那时地是生产队的,搞的是集体经营,后来每当瓜果快要成熟时,队里便在岸边搭起个棚子派人守夜看护起来,这才断了这些人的路。打水仗是老街孩子们的传统项目。每到夏天,大家便呼兄唤弟地下河玩水了,有的还抱团结伙挑起纷争打起了水仗,弄得双方互相拨水,河中水花飞溅,这样闹个半天,直到精疲力尽,却谁也不肯认输。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禾水河就属于这类性质的河。每年端午前后,平日里温顺的河水便开始变得不安,几场大雨下来,洪水便涌上街头,成了一片汪洋。当街上水深过腰时,大人们便提心吊胆,生怕洪水冲垮这些木结构房屋而危及家人;小孩们则一脸惊奇不知愁,坐在楼台前看着一街洪水,嘴里唱着洪湖水,浪打浪......。当洪水开始退去,水不过滕盖时,各家的孩子们便不顾大人们的禁止和警告,纷纷下楼到街上玩水嘻闹,到码头高岸上看大水。在激流浑浊的洪水中,可以看到不时漂过的一些大树、条木、房梁、农家俱和已淹死的鸡鸭猪牛,沿河也聚集着几个胆大水性好,要财不要命的人,他们赤着上身肩挎一大圈麻绳,绳头吊着一个三爪铁钩,只要河中冲来了木头或家俱之类的东西,便瞄准目标连爪带绳一甩就中,然后慢慢拖到岸边捞上来,有不少人一天就捞到几十根木头,发了笔小小的大水财。临街的河湾还是一个藏宝之地,曾经给不少居民带来过小幸运。当年有位妈妈见儿子在河里玩水不愿上岸,便在河边抓起把砂子想吓吓他,忽然发现这随意一抓竟抓到一根金钗,喜得她半天不敢相信,接着附近的人也在河边翻寻,果然也找到了一些被沙子磨得发亮的铜毫子、铜钱仔。这消息顿时传遍了老街,使不少老街坊们想起当年走日本时留下的一些传说。为了躲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掠夺,许多店家顾命要紧,携老带幼怱怱忙忙弃家而逃,而大量的钱财只能理藏起来,在漫长的逃亡路上,有不少人家惨遭不测一去无回,加上一些店铺被抢劫一空甚至被放火烧毁,许多埋下的东西也成了一个迷。这次河边突然发现的金银财宝,很有可能是被洪水冲出来的,这事不仅勾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也引起了不少人淘金的兴趣。于是人们纷纷涌向河边,有时差不多把这两里来长的河湾都挤满了,成了老街河畔的一道独特风景。在那段日子里,有人淘到金戒指,有人淘到半截金项链,至于铜毫子、铜钱仔和一些破损的小件银铜器等能卖钱的东西则被更多人收获。人们在河边沙子中淘过后又转向河中的沙底下淘,我们这些没有学上的小孩儿则成了淘金队伍的主角,每天在水中淘上小半天,都有几角或块把钱的收入,而这些钱往往让我们激动得数来数去好几天。那时候,河里的魚还特别多,只要随便丢点饭粒下去,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魚儿争抢。每天早晚街坊们用竹篮提着碗筷到码头上清洗的时候,河里的魚儿便蜂涌而上,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洗落的饭粒和剩菜楂。尤其是当有人在码头上剖鸡宰鸭拔毛清洗时,那弃之河中的鸡肺盲肠和气管食袋等杂物,便成了魚儿争抢的美食。每当见到此情景,女人们便悄悄的拿起捞箕或竹篮飞快地住水里一捞,便可捕到几条活蹦乱跳鳞光闪闪的小魚。更有一些捕魚者,早在一边拉开了魚网,只见手一甩网一撒,水中贪吃争食的大小魚儿基本都落了网,待收网后发现这一网少说也有两三斤,小杂魚虽说不值钱,但起码也能卖个一块来钱。这种魚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被人们慢慢地改变了。首先是街上有人弄来了炸药炸魚,他们一个魚炮丢下河,水面白花花的一片,刚开始每一炮能炸个上百斤,后来炮放多了魚就少了,接着又有人用魚藤精毒魚,在急水滩上一倒,整个一条河的魚全被毒死光。再后来改革开放,有了采砂船,机器日夜不停地把这条河湾挖个遍,使得这一河湾千孔百疮,河水不再奔涌,魚儿不再游戏,直到今天还感觉到这段河湾寂寞得缺了生机,河水缓慢得少了活力......哦,这也许是苍海桑田变迁中的一个瞬间。只是我从心里头不愿我的生命之河从此黯然失色,留在记忆深处的,依然是那条悠悠荡荡的禾水河......
(四)
童趣盎然我的童年是在禾水河边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那时候,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但传统而丰富的民间文化和游戏活动,仍然带给了许多人儿时的欢乐和回忆。记得当年的镇上只有一座小学和初中,一些学龄前的孩子每天只好三三俩俩地聚在街边空地上玩耍,几位空闲无事的爷爷奶奶和大妈也常常在一旁照看着,她们会时不时地教我们唱童谣、猜谜语、玩游戏,这些童谣、谜语和游戏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浸染,却有不少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在孩子中流行的童谣,充满着乡土情趣,就拿《蒲哩冬瓜》这首童谣来说,是十几来个小孩围圈圈玩丢花或藏小手巾游戏时,一位大妈教会我们的:大妈:哎嗨,小孩:哪银(人)?大妈:过路银(人)。小孩:来做呱(什么)?大妈:来格看呀蒲哩冬瓜,小孩:蒲哩冬瓜还恁(没有)打花。接下来继续一问一答,显得童趣盎然一一哎嗨,哪银?过路银。来做呱?来格看呀蒲哩冬瓜,蒲哩冬瓜还见拳头股大。哎嗨,哪银?过路银。来做呱?来格看呀蒲哩冬瓜,蒲哩冬瓜还见缽仔大。哎嗨,哪银?过路银。来做呱?来格看呀蒲哩冬瓜,蒲哩冬瓜熟俚。哇哈!抢啰!随着一声抢啰,眼尖手长脚快的很容易抢到小伙伴背后的花或小手巾,也有争先恐后地抱作一团,陷入一片兴奋的叫声中在我的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早年开药店的老奶奶,她教童谣时那无拘无束信口而来的神态,让人易记易懂又朗朗上口:月光哥哥,借个筛箩,打个米果,送给姥婆。姥婆开亲,开到樟陂,樟陂车水,车到老居。老居请客,请到陶客,陶客夹肉,夹到肥肉,肥肉溜溜滑,狗仔台下揹(扯)。肥肉恁(没)熟,锅里煮过,煮一煮,煮做水,煨一煨,煨做灰,晒一晒,叼俚(鸟儿)揹得冇半块。这些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流传下来的童谣,虽然说不上有多少文采,但却是我们永新民间生活的一个真实反映。还有《捉蛤蚂》这首童谣,曾经是孩子们游戏玩耍时经常念在嘴上的一首:捉蛤蚂,打铜鼓,吹唢呐,卖屁股,要你文就文,要你武就武。拿刀来,割开肚,割出油来煎豆腐;今曼(天)豆腐好吃,明曼(天)豆腐孬吃,叽里呱啦捡棉花,捡到大姐门前过,大姐哇(说)我偷了鸡冠花。寻得娘来丢了爹,爹在树上摘木瓜,娘在河里洗韭菜,洗一皮,捞一皮,捞得鱼仔虾俚出眼泪;上干塘,下干陂,干出鲢鲤草鱼七八斤;娘吃脑,爹吃尾,留出中间谢大姐;大姐夹一夹,夹到鱼个逼,二姐翘一翘,翘到鱼个脑。妹俚嫌少俚,筷子耐磕俚,磕一磕,磕烂个烂蒸钵。这貌似不雅又汇聚着乡间俚语的童谣,是镇上的人们口口相传下来的,记得那位奶奶说是她的奶奶教给她,流传至今不知有多少年了。有时候没事的大爷和大姐姐们也参与到孩子们的队伍中,教会了我们玩口头文字的接龙游戏:哩哩啰啰卖龙,哪龙?乌龙;哪乌?墨乌;哪墨?香墨;哪香?檀香;哪檀?酒坛;哪酒?冬酒;哪冬?隆冬;哪隆?火笼;哪火?煻火;哪煻?米糖;哪米?糯米;哪糯?筛箩;哪筛?干晒;哪干?油缸;哪油?水牛;哪水?大水;哪大?我大,我大,我最大。如有谁接不上,坐在一旁的大姐是要替大爷拿小竹片打一下手心的,那时候我的小手掌可挨了不少打,但也长了不少记性。在我童年的小镇上,算命的龙先生(瞎子)最会编谜语。那时镇上人家还没有电视机,平时的晚上大人们都坐在自家门口谈天说地打野哇,孩子们则坐不住东藏西躲捉迷藏,但只要那龙先生一出现,就会立刻聚合着街上许多小孩,纷纷喊着他出谜语。他出的谜语大多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物品,或者是一些其它常见的东西。比如,木锯的迷面是:一条银白蛇,九十九个牙,日里走人家,晚上挂上壁;水车的谜面是:长长一条街,沿路挂招牌,下雨没水喝,天旱水浸街;家里的打水竹筒是:喜鹊尾巴长,日里洗澡,夜晚乘凉;挟柴伙的火钳是:两弟兄一样高,天天早晨捡柴烧;煮饭的铁连鋡是:四个奶俚仔,抬个鼓仔俚,大路不去走,专走火炉里。还有一些生活中离不开的食物、动物和用具,他也妙语连连形容贴切:钩连钩,挂牵挂,两把斧头共个把(豆芽);生吃得,熟吃得,放到砧上切不得(水);石板上种籽,木面上开花,刚刚团圆,又要分家(作豆腐);雷公吼吼雨沙沙,落还落复落脚下(砻米);园里一园菜,兜兜一样大(瓦);朝地一个坳,仰天一条槽,槽里一个眼,眼里一根毛(织布梭);两弟兄一样高,有肋骨肚肠冇(楼梯);枣子长枣子大,放满一房装不下(油灯火);一丘田,四个角,中间一个红脑壳(炭盆);肚皮连肚皮,木心在肚里(磨);一朵红花头上开,身穿衣衫不用裁,虽然不是英雄汉,能叫千门万户开(公鸡);头戴红帽子,身穿绿袍子,行路唱曲子,坐下捞胡子(苍蝇)。其实那时的我脑子特别笨,去猜谜语完全是凑热闹,因为不管猜中没猜中,龙先生都会把准备好的一把豆子糖每人发给一粒。别看这价格低廉黄豆子大小并染着五颜六色的豆子糖,它的激励作用却不小,每次都吸引着我们拼着小命绞尽脑汁地去猜谜语。就这样,在爷爷奶奶们春风雨露般的关怀下,我们无忧无愁快乐地成长,转眼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终于背上书包一路蹦蹦跳跳地进入了镇上的小学。学校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是放学前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也是同学们特别盼望的时刻。各班的老师都要组织大家学跳舞学唱歌,或讲故事做游戏。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处处可看到或听到同学们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歌声、笑声和加油声。在课外活动中,我们低年级的男生常玩的游戏是老鹰捉小鸡,由一人当母鸡,一人当老鹰,其余的当小鸡。小鸡依次在母鸡后牵着衣襟排成一队,老鹰站在母鸡对面,做捉小鸡姿势。游戏开始时,老鹰叫着做赶鸡动作。母鸡要拦住老鹰极力保护身后的小鸡。老鹰叫着转着圈去捉小鸡,众小鸡则在母鸡身后左躲右闪,稍不留神就会抓住,整个游戏惊险连连,好不刺激。比较激烈的游戏是碰拐。即两个男孩之间的一种对抗性游戏。游戏时,双方单脚落地蹦行,另一只腿折攀起来,用膝盖向对方进攻。进攻方法多种多样,可磕、压、顶、砸等。游戏规则为谁被对方磕倒或双脚着地即输。还有打陀螺、滚铁圈、弹波璃珠丶踢键子等,也是我们经常玩的项目。而女孩子则常常是把跳房子、跳皮筋、跳绳等游戏作为她们的选项。跳房子,就是在平地上画几个联起的方格图形,参加人用一碎瓦片,称为瓦子。抛瓦子于第一格,单脚跳动,蹴瓦子向前,一格一格跳过,行进中瓦子压界线,或脚踏界线,或双脚着地,或跳至一格脚动二次,都算犯规出局等待下一轮重跳。按规则跳完一个来回,即算跳完一格,再抛瓦子于第二格,由第二格蹴瓦向前。跳完全部格子,取得资格,背对房格,将瓦子由头顶向后抛出叫背瓦,瓦子落在哪一格,哪一格即为胜者的房子,胜者在这一格画上记号,名为盖房子,此后胜者再跳至自己房子的一格时,可以落脚休息,而别人必须蹴瓦跳过这一处房子,若瓦子落在别人的房子里,或压了别人房子的界线都算犯规。背瓦时出界或压杠,也算犯规,当次所跳格子无效。最后以盖房子的多少排名次。跳皮筋则是由两人分执皮筋两端,牵直固定,参加者即可在皮筋上来回踏跳,技术好的双脚可跳出许多花样。还有跳绳、翻绳、拾石子、抬轿等许多游戏。在这方面,女孩们的天赋和优势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她们脚步敏捷,身子轻盈,心灵手巧,跳绳翻绳和拾石子的花样很多,让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童年的时光像春风里飞舞的彩蝶,童年的记忆像阳光下绽放的花朵,童年那多彩的生活,童年那美丽的岁月,将注定牵伴着我们的一生。愿我们能常怀一颗儿时的心,因快乐而欢笑,因简单而自豪,因纯真而无忧,因兴奋而奔跑,把那份久远的笑声,那些无忌的言语,那种天真的烂漫永远珍藏在心底!
(五)
左邻右舍曾经的老街,虽不能称为商贾云集,但也是一个热闹之地;街上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经过几十上百年几代人的磨合,后代的老街人显得秉性相通,做事肯吃苦,做人能为善。当年我家的邻居中有开药店行医的,有杀猪的肖家兄弟,有做豆腐的胡家老板,还有照像的刘家、剃头的吳家以及打铁的疤子,做面的鳌头....,直到今天我还依然记得那几间老字号的店铺,如卖南北杂货和绸布的仁货祥、利记,买药兼看病的太生堂、回春堂等。还有些大店铺在刚修新街时就搬走了,解放后划阶级时的资本家大都在新街上。这些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虽然也成了国家职工,但在政治上却屡屡遭受磨难,每次运动都要受批挨斗。新街还有几个讨了两个老婆的资本家,推行新婚姻法时政府要她们离婚都不肯,谁也不愿意走,就这样镇里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继续让这些资本家和大小老婆们生活在一起,结果生了一堆儿女,一直到老她们相处也很和谐。周先生在浬田是一位名中医,平时找他看病的很多。他人矮矮胖胖的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住在我家斜对面,他老婆姓苏,镶着两颗大金牙,咀里整天含着个翡翠短烟斗,是个老烟枪,不过她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她经常在我面前变出几颗水果糖,开玩笑地许诺亲她一口就奖一颗糖,我嫌她嘴上烟味大,宁愿不吃糖也不去亲,但每次她还是揪着我的小耳朵给了糖。她家子女不在身边,平常一些病人为感谢周先生的妙手回春送来的鸡鸭魚肉,邻居们也时常能沾上点光。周先生育有一男二女,日子过得很富足。文革开始后,他在吉安造纸厂工作的儿子,成了市里造反派的头头。据大人们说,他儿子正准备赴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却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留下了新婚的娇妻和年迈的父母。老来丧子的打击,使周先生夫妻俩当场病倒起不了床,两个在省城读书的女儿,跟着学校的红卫兵去外地串联不知去向,小媳妇年轻只知哭哭啼啼,好在邻居们都来帮忙才料理完他儿子的后事。病好后,周先生就收手再也不行医看病了。回春堂是个比较老的药铺,老板姓陈,是个地道的永新人。在这遍地药店都是樟树人的老街也算是鹤立鸡群。说起来这间药铺也是从他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到他接手时己是六七十年的老字号了。我上小学时,陈老板己近四十,在镇上的新华书店工作。他的一儿一女已上初中,我们家之间只是用一层木板隔开,相互说话都听得到,就连厨房里炒菜的香味也可闻到,经常是谁家有好菜,只需端出厨房到后凉台就可互相吃到了。还有谁家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的,只要多咳几声隔壁邻居就知道,接着便拿来一些根根草草煎水喝便好了,小时候我的几次感冒发烧就是这样治好的。我还经常在他家里睡,他儿子一人睡楼上,我只要从楼上未封闭的栋梁下爬过去就行,不需要从大门进出。那时候的邻里之间很信任,沿街相邻的房子只要把平时栓住的隔板打开,便可相联相通的,也从不会耽心家里会丢东西。陈家也算是老街上的小康之家,家里还有当官的亲戚。有一天我看到他家厅堂坐着一位高大健壮的男人,方桌上放着一个小匣子,里面传出阵阵歌声,我见过大盒子的收音机,但这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人是个副县长。尽管陈家的生活无忧,但人丁一直不旺。他家居住的两个相联店铺,原是他祖父留给陈老板兄妹二人,只是他的妹子受孔夫子封建思想影响太深,加上性格软弱未见过世面,嫁得一个上过大学堂的本地商人之子,新婚之夜受不了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而恰恰该男子兴奋得还未入门便见花谢了,气得她连夜跑回家呑黄玉细石自尽了。当年的这事在老街传了很久,弄得陈家颜面失尽。老街分为上下街,下街又紧连着窑岭村,村里有个老人外号叫龙妹黑子,究仅什么意思谁也说不请,只晓得他年青时在武汉的茶馆里做过伙计,泡茶品茶有一手,时闻故事讲得好。我依稀记得他长得不高不矮,黑黑瘦瘦,下巴上有几根黑白相间的山羊胡子,手里常拿着根长烟斗,吸起烟来都是长长的一口。每到夏日的晚上,街上的大人小孩便搬出竹椅橙子,坐在门前点起油灯打起野哇,这时只要龙妹黑子一出现,必定会被人拖住,不讲一段故事不让走,这样一条街,往往要被街坊邻居们拖住好几次,才能脱身回到家。不过为了听故事,人们都会恭恭敬敬地端上橙子,泡上茶,递上大蒲扇,洗耳静心地听着故事。龙妹黑子起首都要吸上一袋烟,喝上一口茶,咳上几声清请嗓子,然后便开讲。我听过他好多故事,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还有封神演义、杨家将、今古奇观等等。通过他绘神绘色的描绘和声情并茂的讲述,至今还在我心中留下了薛仁贵、穆桂英、花木兰、樊梨花等不少英雄形象。在我家另一边的店主原是个纸衣匠,手虽有残疾,但比正常人还显得灵活,人们都叫他老万,意思是他能千变万化,随意点的则喊他万生痹俚。解放后禁止搞封建迷信,他便没有一个正经的职业,平时靠修个电筒配把匙锁,或钉双靴钉补个轮胎挣些小钱来维生,家里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也经常跟他在一起玩。万生痹俚虽没读书,但脑子精灵,常常会干出些让人惊奇的事来。在下街街尾有一条小溪流入禾水河,他曾突发奇想地要利用溪水来发电,并立马就干起来了。先是用石块筑坝拦蓄溪水,这是工程量最大也是很关键的一步,不少人看他一个人手提肩扛,搬石垒坝,忙个不停,不知他要做什么的,直到数天半月后这条坝修好了,并在中间留下的溢口上装上水轮机,人们才似乎明白了什么,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把自制的小发电机也安装好,还特意接上一个大灯泡,用竹杆挂在靠近街上的一边。到了晚上附近的街坊邻居们都闻讯而来,想看看这电灯会不会亮起来。果然不出大家的预料,随着闸阀一开水轮机一转,发电机也嗡嗡地转起来了,看热闹的人也很兴奋,对着准备按下送电按钮的老万齐声叫着:一、二、三,开始!顿时那灯泡慢慢地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人们高兴地大声欢呼热情称赞。要知道当时整个镇上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大多数居民家还是用煤油灯照明。这老万的发电实验成功,给了许多人一个美好的希望和遐想。可惜的是,不久后的一场暴雨,把老万辛辛苦苦筑的坝给冲垮了,水轮机和发电机也冲走了,使得老万这个发电梦也早早地破灭了。连环画在当年我们这些孩子们中是最受欢迎的。随着我的几个弟弟和妺妹的出生,小小的门店己住不下一大家的人。爷爷就近在街对面的巷子里租了一栋二层小楼,这户的主人几年前就随大学毕业的儿子到武汉居住,与我爷爷也是老街坊,房租也就特别关照了。有一次我跟小同伴们在新租屋的楼上玩捉迷藏,发现房角的大柜子里还有几个小箱子,里面全是书,而且有个小箱里面全是些半新的连环画,这个发现让我高兴死了,于是我便天天躲在家里看了起来。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抄家的记忆还很深刻,尽管我很小心地不拿到外面去,但还是被街上的孩子们发现了。他们都想借几本看一下,却被我拒绝了。后来不知谁想出个主意,说一本图书用一个毛主席像章来换,一个礼拜再把书归还,像章就送给我。我想只要图书不丢失,我还能得到不少的像章,是件很划算的事。要知道,文革中的毛主席像章是很流行的。但事后被换走的图书一本也没有拿回,而那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至今还有几个在我家中。......这些鸡毛蒜皮的故事都是我曾经过见过和听说过的,在那时候也算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吧......
(六)
文革万象正当我处在对社会充满好奇又渴望了解的年龄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把小镇平静的日子给打破了。那一年我在浬田小学读书,记得文革开始不久,学校的一些年青教师便成立了红卫兵,戴上红袖章,跟着造反批当权派,校长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挨斗受批,一些业务骨干老师也被贴上大字报和受到批判,闹得学校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不久学校也就停了课。不要上学的日子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镇上在街道两边搭起了长长的大字报栏,浬中的红卫兵和镇里的造反派每天都贴上各地红卫兵活动的信息和造反夺权等内容的大字报。看大字报成了小镇居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了喜欢看各种字体毛笔字的习惯。每当县里来的宣传车喇叭喊得震天响,我们一群红小兵都会跟着汽车跑,争抢着他们散发的传单和五颜六色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纸片。隔三差五地还有一队队大串联的红卫兵风尘朴朴地路过小镇或住上一晚,镇里专门指定了街上唯一的旅社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这些串联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的赴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的去革命圣地延安,还有的上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或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学习革命传统,传播革命火种,并且常常是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放下背包就上街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的小镇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传递着各种信息,使得不少人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当地的一些造反派高举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旗,对老街的住户进行了全面大抄家,收缴了不计其数的古董、书画和属于四旧的东西,堆满了地处郊外的镇礼堂的一个戏台。我就亲眼看到家里的瓷器、古书、字画和一些铜锡制的生活用具都被抄走了,影响特别深的是隔壁的人家原是几间药铺的老板,家里有一条祖传的用古铜钱编织的双龙戏珠帐帘,也被造反派用箩筐抬走了,放在今天不知要值多少钱呀!无学可上又无事可做的我,整日里除了跟小伙伴们呆在街上缝衣社或理发社听师傅们讲各地新闻传小道消息以外,有时还去野外替家里检点柴火。浬中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师生们都在停课闹革命,砸烂的桌椅满学校都是,我们挎着畚笼(筐)进校也无人管,开始是检被砸坏桌椅的腿,几次以后大家又把一些课桌的樟木面板检回家,后来又用这些樟木板按鞋样做成木板拖鞋,穿上走在街上的哒的哒响声一片,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们还发现学校空无一人,图书馆的大门也被撬开,进去一看乱糟糟图书洒满一地,一派劫后的惨象,我们看后心里也有点害怕,便随手检了几本书跑了出去。还有一次,我们老街上的几个小伙伴到瑶珠岭上的镇礼堂周边检柴火,其中一个胆子大的爬上礼堂窗台往里一瞧,只见戏台上乱糟糟的堆满着坛坛罐罐、古书画轴、青铜器皿等等破四旧收缴来的物品,令人眼花缭乱。恰好不远处另一个窗的玻璃坏了,杉木条做的窗栅栏很不结实,用力一扳便断了一截,刚好能钻进一个小孩。爬过窗洞进到里面望着满戏台的东西,眼见别人尽挑银元铜钱拿,我也学着捡了两枚铜钱和两个牛骨色子,心想铜钱用来做键子底座踢,色子用来甩点子玩。出来时我看见其他人的口袋都是鼓鼓的,好像拿的还真不少。后来有几次发现这几人从废品收购站出来,估计他们又偷偷摸摸去拿了,那时对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没有专人看管,大人们都参与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了,也就便宜了我们这些小屁孩。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推进,县里的两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军与兵团开始搞起了文攻武卫,县城各单位揪走资派、揪黑帮份子成了造反派斗争的热点。父親成了全县文化艺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整天挨批受斗,就在造反派准备召开一次万人大批斗会的前夕,父亲及时联系上老家的叔伯兄弟们连夜把他带回心田村躲起来了。城里的血雨腥风也刮向了浬田这个小镇,给我家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多数镇里的老人或因在解放前做过什么,或因成份问题等各种因素被挂纸牌戴高帽子上街游斗示众,在那一溜长长的游斗队伍中,我的爷爷也在里面。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太阳很毒,天气很热,那一排被游斗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他(她)们浑身是汗,脸上抹的墨画的叉也被汗水染得一脸红红绿绿,游街锣鼓开道,两边红卫兵高呼口号,尤其是一个女红卫兵喊的尖声刺耳。后来,我不明白地问爷爷,我家成份是小手工业,怎么跟那些地富反坏资本家们一起游街呢?奶奶在一旁告诉我,那是你爷爷在解放前曾经代理过街上一个月的保长。爷爷是个和蔼可亲又老老实实埋头做事的人,也是一个公私分明从不沾公家便宜的人。他在街道染印店做事,为印制红卫兵的红袖章,从刻版、印刷到整理清点,常常一天累到晚,从没叫过苦。他还经常早出晚归下乡上门去为群众染布染衣,收入全部交公,从不敢截留一分钱。他还在食品厂做过事,有次加夜班我也跟着去了,那时刚好是去包装芝麻米糖,看得我直流口水,爷爷也不愿拿一粒给我吃,旁边的一位大妈实在看不过才悄悄的给了我一颗糖。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也要挨批斗呢?实在是搞不明白。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两派之间只要一碰面,便怒目相对,举臂挥拳用毛主席语录互斗辩论喊口号,如果一方人少则常要吃亏,一些女生往往被遭受剪头发、画花脸等待遇,个别性格刚烈的女子为此还跳河自杀。文革中的两派斗争,把同学变成了陌路人,把师生变成了敌人,但同一战壕的战友们也有日久生情甚至结成伴侣的,当年浬中就有过一对师生恋,他们结婚时举行的是一场火线婚礼,结婚仪式一结束,便双双投入到与保皇派的斗争中,那一次武斗,伤了好多学生,曾轰动一时。几年后我在老家埠前上初中时,那个老师还教过我的物理课,那女的带着小孩跟着他住在学校礼堂边,并且时常听到他们的吵架声,可见他们的日子也不是太好。你批我斗的日子过了一两年,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算术课老师讲分数,用的例子是半个苹果用分数表达就是二分之一个苹果,觉得很有趣,回到家里也跟奶奶说我要吃二分之一个红薯,那时苹果很少又很贵,家里的红薯倒有不少,结果惹得奶奶一阵哄笑。民国初期,我奶奶曾在县城上过女子中学,我见过她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后因她母亲突然离世才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嫁给我爷爷。这样充满童趣又快活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全国上下又掀起一场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冲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这股下放潮又把我们全家卷离了这个伴我成长又充满风云的小镇,小镇的记忆也永远停留在我童年的时光中。
发布时间:2019-08-30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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