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范生活

　　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我带着在农村摸爬打滚被弄得精疲力竭的身体，怀揣着一颗被世事揉成碎片万难团圆的心，忍受着奇耻大辱，重新走进学校，来到岳阳师范湖滨分校。屈指算来，我离开学校生活已经整整十二年了。或者说，我是在弄满了十二年的农业工龄后，又重新走进了学校，重新过上了学校生活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整整满二十五岁，还孑然一身！
　　我是多么不情愿，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我像一条斗败了而又死不甘心失败的公牛，蛰伏在地，瞪着血红的大眼，肚子一起一伏。那是在喘气，在伺机。跟我一级的同学，比我小了整整一个时代，我混在其中，算一个什么角色？
　　一九七七年，全国大学招生在禁锢十年之后，终于在年底的十二月开禁。开考前的一个月，我在《湖南日报》上读到了这条消息，真是惊喜万分。虽然我读到这条消息的时间很迟很迟，但是细心去读，就无法让我感到不振奋，大学又重新招生了，上大学又要通过考试而不是领导推荐了，大学招生的条件差不多没有任何限制了。我左看右看，上寻下找，就是找不出我不能报考的限制文字，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问当时的大队领导，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不可以报考，答复是可以的。没有限制就是可以。于是，我就去了秀水公社招生站报了名。
　　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就在家里看一些书。我没有读过初中高中，也就没有相关的书籍，更没有可供指导的老师和资料，全部经验是零。但是，我的决心很大，我报考的是大学文科，当时的文科考五门课程，即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课程中，我对数学是一窍不通的，其余四门，我的把握十足，因为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就比较有系统地自学了。
　　十二月份考试的结果是我考中了，被初录了，参加了体检，而且身体各方面都没有一点问题，我真是喜得快要发疯了。记得从岳阳体检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另外的两位朋友一下火车，踏上白雪皑皑的归途，就是走一路打一路的，我们唱着歌，扬着手中的雪球。
　　可是，当别人都接到通知单收拾行李告别家乡准备走时，我却在家等通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别人都走尽了，我的通知仍然没有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数学差不多是一个0蛋，而我报考的经济学又要很好的数学底子，所以，我就被刷掉了。这能怪谁呢？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你没有进过中学的门槛，不认识XYZ，你不得0蛋谁得0蛋。朋友说的没错，我自学的时候，就从来没接触过数学这门课程。记得考大学那天，一道最难的数学题也就是一个三元一次方程文字题，我七零八碎地将答案斗出来写在答卷上，我不知道写方程式，立不了方程式。那年的数学卷，难度只相当于现在初中一年级水平，即使如此，我还是第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事实上，我的总分超过了录取线。没录取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只报考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大学的经济系，读经济系没有数学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开春，我就开始自学数学。教训让我学乖了一点，条件却是非常有限，我不但是家庭的脊梁柱，同时也是生产队的脊梁柱。我必须参加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劳动，还要筹划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能有多少时间自学数学呢？头年高考和次年高考的相隔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年，除去头一年参加高考被初录而沾沾自喜花了一个月和过年又用去了一个月外，真正可用于自学数学的时间段也就是四个月了。另外，头一年的数学考得容易，第二年高考的数学难度便提升了许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高二水平。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0开始把初高中的数学全部学一遍，真是难于上青天，况且，我的资质也是很一般。
　　一九七八年恢复了秋季招生考试，高考在七月份举行。这一次考试，我的数学不知是考了7分还是9分，终于打破了0的记录。我又被高考初录，参加了体检，并且总分超过最后录取线十几分，但是，最后仍没一所大学要我。我报考的复旦武大不要我，服从栏中我填的是不服从，别的大学便不敢要我了。高考再一次落选，我的意志再一次遭到巨大挑战，有时候相当的心灰意冷，有时候也想重整旗鼓再来一次。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的小弟尚不满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进广东中山大学。他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同宗族人，亲戚朋友，无不欢欣雀跃前来祝贺。一九七九年春节刚过，我去岳阳送小弟去广州，兄弟二人专程去岳阳地区教育局一趟，我们找到招生办，专门询问一九七八年秋季高考招生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同志，她非常热心，把我的试卷档案递给了我，我一看就傻了眼，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女同志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千怪万怪，只怪我的心气太高。这两年，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复旦和武大的经济系，学经济管理一直是我的最大理想，其他的校系我一律不填报，也不服从分配，所以，复旦武大如果不取我，就没有另外的大学敢要我了。学经济管理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我恰好数学差，复旦和武大是两座名校，它们自然不取我。可惜，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道理的。
　　我的做经济学家的梦纠结的太紧太密了，尽管我在年轻时只受了一点皮毛教育，但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显示了我在这方面的才干。如果说，人要尽天分选择一门必不可少的职业的话，我的长处不在教育，应该在经济学或者管理领域。
　　一九七八年大学招生考试再一次落选后，我就去做民办教师了。比起当农民来，还是当教师更有利于复习，以便再一次参加高考。通过一年的自学，我的数学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还是没有受到学校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和训练，虽然个人吃尽了千辛万苦，考试的结果，数学的分数仍然不高。五门成绩，总分年年在增加，高考的整体水平也提高了一个档次。高考恢复两年了，全国各地中学也认真地教了两年书，那些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犹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些文革遗留下来的各类老三届，在一九七九年基本上是最后一年参加高考了。对整整隔了一代的新人，我们只能望其项背。那年秋天，当那些天之骄子纷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通知书也姗姗来迟，不过，已经由大学改为中师录取，由学经济学改为学教育，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彻底地改变。即使这纸像垃圾一样的通知书也是在我学乖了以后才得到的。头两年，我以为填写档案都要写真话，年龄和学历便都写了真实的。在简介栏里，还愚不可及地写了当十二年农民的历史，以为当了十二年农民、没有读过初高中能考上大学就是一种光荣，就了不起，谁知别人并不买账。一九七九年填写档案，我全部说了假话，把年龄减了三岁，把学历提高到高中水平，把农民的经历减去六年再增加一年民师经历，在服从栏里填上服从分配，这样才骗取了那份我十二万分不愿领取的通知书。这其中的血泪教训，怨天尤人的苦衷，非亲历者是无法体谅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去湖滨师范的那天，是三弟送我去的。三弟送我到学校，他当我的挑夫，行李极为简单，一个家用手提箱大小的书柜，不知经历了几十年，油漆剥落，棱角全被老鼠磨烂，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书柜也是满叔送我的。还有一床盖被絮，也是满叔送我的。母亲给我买了件棉布小罗蚊帐，还有一条两尺多宽的垫单。就这样，我从心里上，从职业上，从实际上走出了生我养我给我无穷欢乐也给我无尽痛苦的铜盆冲，告别了还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而二十五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给我无限关爱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妹和乡亲父老。我没有笑，也没有哭，喜不起来，也无法忧戚。就这样，我默默地踏上了去师范的路。
　　在湖滨车站下了火车，月台上站了满满的一月台新生和送行的家长。这时，一列火车长鸣一声汽笛开了过来，只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人群中指挥整队，交待着事宜。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方小农，是湖滨师范派来的接待新生的老师。方小农先生后来做了我的班主任，并与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也使我一生都感到愧对于老先生，此是后话。
　　其实，方小农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
　　在浩大的东洞庭湖中有一处岛屿名曰君山，与君山遥遥相对的东南湖岸有一处巨大的月牙形的湾，湖湾的后山便叫做月山，湖湾便叫做月牙湾，又因为湖湾的滩上有很多黄沙，这里也叫黄沙湾。漫长的湖沿岸上，遍种着桃树、梨树、杏树和李子树。后山远处就是著名的湖滨园艺场。湖湾里有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湖水每遇大风就掀起巨浪，撞击着岸石。没有风的时候，微波就轻轻地吻着长长的防波堤岸。如果湖湾里没有水，则长一滩萋萋芳草。洞庭湖是一个季节性的湖泊，涨水时节在每年的五月至九月，大约是五个月的时间。
　　湖滨师范就坐落在这一处青山碧水之中。
　　这块风景秀丽的地方被美国人做了最大的开掘。当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大利益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楼台亭阁，修建教堂和教会学校。为此，他们投入了不少的金钱，那些建筑也修得既精致又好看，还实在好用。中共建政以后，接管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开办党校和教师培训学校。一九七七年高考开禁，这里连招三届学生，我们便是最后一届。
　　来到湖滨师范，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习惯，不是哪一点或者哪几点不习惯，是全部的不习惯。在心理感受上，我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格格不入。班里同学除了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外，全是清一色的十五岁至十八岁大姑娘小伙子，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兴趣。除开学校按照规矩将我们束缚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时间我就不和他们呆在一起，连毕业相我都参加拍摄。一个班才四十九人，读一个学期后，我还不认识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与他们隔了整整一个时代。究其实，这完全是我小时候就养成了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叫做志大才疏，死不认输或者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除了心理上的不习惯不协调之外，再就是师范的作息时间让我感到不习惯，且不说那按时的上下课和自习吧，也不说那定时定点定位的晨操课间操吧，单是讲睡觉我就十二分不习惯。我是一个熬惯了夜的人，师范就寝的时间一般限制在晚上九点半钟。寝室里的电灯就像鬼火一样大小，还用总开关控制着，专职的校役来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你睡着了为止。我天天晚上都像傻子一样睡在床上呆呆地看着那透过窗棂射进来的月亮的光，回想那如烟的也是悲苦的往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这股情绪常常伴随着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夜深了，周围鼾声四起，世界已经是万籁俱寂，我才可以渐渐入睡。起床时，那凄厉的电铃声就像催命鬼一样，无论是午间还是早晨，我都不愿睁开眼睛，也不愿意立刻起床。校役进来了，他在寝室里吹起了尖厉的哨音，操场上那出操的号声已经撕裂长空，我就像一只受训的猎狗样，只得乖乖地听指令了。
　　第一学期，我们班上四十四名男生住在一座钟楼上，那是一个大间，四四方方，红漆楼板做的非常精致，住那么多的人是无法休息好的。第二学期，我们搬迁了，住到南边寝室里去了，我稍微习惯了一些，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比如我睡得晚（在路灯下看书），起床却特别的早。夏天的早晨，当我洗漱完毕，做完晨练，学校的起床铃还没响，我就拿着书到湖边去了，或是坐在树荫下，或是坐在巨石上，专心致志地读书。湖水涨平了岸，我把脚伸进湖水中，清凉极了，那是一种多么撩拨人心的情致，以致吃饭的铃声响了，我都没有听到。回归途中，往往会碰到巡查校园的教导主任。他问我：你又没出操吧？我说：我出了操，是一个人做的，全部做完了，同学们还在睡，便去湖边读书了。教导主任和我默契，他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应宽大为怀。
　　湖滨师范的老师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留在我大脑中的整体形象是有学问、治学严谨。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是方晓农先生，我们有一整套师范课本，因为是文科班，方先生便给我们加餐，另外教了《古文观止》《楚辞》和《诗经》。方先生一生悲苦，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划为右派，剥夺了他的教育权，将他下放到农业社劳动。接着，他的妻子去世，他又不续弦，在生产队劳动了二十年，才落实政策改正归队，调进师范教我们班的语文。那时的改正右派，大凡都有一个偏执的认识，总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改正了就是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自己便感恩戴德，匍匐于地，山呼万岁。恢复工作后便拼老命也要为共产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们身上，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根深蒂固，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完全忘记了是谁害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屈辱缠身的，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人，他恨不得将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在一个早晨全部灌输给我们。关于方先生，我在后面还将详细说到他。
　　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是任国平先生，有了方先生的教训，任先生便乖巧多了。这老夫子有点本事，也特别爱吹牛。任先生也是改正右派，那时大约六十来岁，正处在热恋中。这位老先生对女人的兴趣特高，身体也特棒。不论讲什么课文，开宗明义都要从恋爱讲起，上课途中也要插上几个恋爱故事，年轻的学生是很容易被他吸引住的，所以，师生之间也就没有大的矛盾。任先生戴一副宽边眼镜，他看手中书的时候用眼镜，如果是看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面不听他的课而另搞一套的几个学生时，他则一只手拿着教科书，一只手掀起眼镜片，这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后来，我们适应了他，只要他一掀眼镜，我们便把他教的书放到桌子上，正襟危坐以敷衍塞责，任先生也不追究。
　　我的第一任数学老师不记得姓什么，她是一位女的，名字叫小英，是长沙人。她的个子不高，扎着一条又长又粗的发辫，和所有的长沙人一样，穿得很朴素。据熟悉内情的包打听说，小英老师已经二十六岁了，未婚。小英老师长得小巧玲珑，很精神，她那标准的长沙口音比画眉鸟的歌声还动听。她来上课的时候，既备了课，也拿了教材，但是，她是从不打开备课本和教材的，她对教材的熟悉程度是没法子形容的，她可以把例题背下来，板书到黑板上不错一个标点，遇到了要查数学用表的，她眼睛一眨便写出了结论。我查老半天来验证她的准确性，发现是不差丝厘毫分，算是服了她。小英老师没少为我糟糕的数学成绩操心，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调进了长沙城。
　　物理科教师是一位山花脸，他长得又高又瘦，冬天里喜欢围围巾。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急冲冲大步流星地走到讲台上，大喝一声上课，这时，嬉戏的、吵闹的、逗耍的、做作业的、看书的、还有跷二郎腿的，立马刷地一声立正，待全班四十九个人站得如同壁立一样，他才说一声坐下。等到大家坐下来以后，他就在讲台上若有所思地踱起步来，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走完两个回合后，他便开始边讲课边板书，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一直写到黑板的右下角，最后一个字写完了，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真是神极了。
　　化学科老师姓钟，他和教数学的小英老师一样，上课也是从来不看教科书和教案的，他所讲的和所写的与书上的一模一样，化学基础知识烂记于心。
　　对学生最苛刻的老师就是教教育心理学的那位老师。那位老师长得又矮又胖，声音响堂，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课教得非常之好，只是学生不合拍，讨厌听这门课。每当老师讲完一个教育心理学原理之后，便要引出许多经典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老师的引证往往恰到好处，可是，下面听课的学生往往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没有一个人敢在他的课堂上吵闹，在这四十五分课内，他的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始终在盯着班里的每一位学生，我们非常害怕他的那双眼睛，称他的眼睛为牛眼睛。老师在课堂上这么盯你，足以让你发毛，大家的神经总是紧张到了极点。他常常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或者是提问，或者是长途奔袭。如果是提问，便专喊那些不抬头的同学回答，这些同学往往在看其他书籍，十之八九是答不出来的。如果是长途奔袭，他就突然从讲台上走下来，来到你的身边，拿走你藏在桌子抽屉里的书，我就是受害最深的一个。事后，这位老师曾经问过我的同学德哥，问学生为什么不爱听他的课。德哥说：您的课讲得实在是好，可是，谁叫您教这门倒霉的教育心理学呢？老师点了点头，不作回答，只有一脸的苦笑，不知是对他的课表示无奈还是对我们这些学生表示无奈。
　　最喜欢装老师架子的要算那位音乐教师。音乐教师是一位女教师，年龄不大，二十几岁的样子吧。她长得非常俏丽，皮肤非常白，本来应该是挺让人喜欢的一个形象，可是，她总是怕学生调皮，一走进课堂就装得很严肃。她永远不开笑脸，一张白净而端正的脸上戴着两个镜片，不住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们心里发怵，不知道她要干什么。音乐教师开始发话了，她说：把作业和其他书籍都收起来，这节课轮到谁抬风琴呀？底下便是窸窸窣窣的收拾书籍和关桌板的声音，抬风琴的同学马上出发抬来了音乐教师的道具。这时，音乐老师还是一脸的严肃，我们在底下轻声地说：真是牛头马面啊，我们欠了你的呀！音乐教师吼了起来：吵什么吵，不准讲小话！音乐教师一激动，她的脸上便飞出了红晕，显得更加俏丽了，我们这些大男生便有点爱她了。音乐教师有点真本事，她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唱起歌来也是歌喉圆润，香甜入耳。她在讲台上教唱时，戴着眼镜的眼睛一直是正视前方，傲视全班的，就像看囚犯一样看着我们，手下弹出的曲子却如同行云流水。我们被她看得发毛，常常走调，音乐教师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重来，我们只好跟着重来。音乐教师喜欢训人，她训人的样子不下于我严厉的父亲。对我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每个学期的音乐考试，我既怕考乐理知识，更怕考唱歌。音乐教师考唱歌时，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单独唱。音乐教师叫上了我的名字，我就一人孤单单地走进她的办公室，站在她的风琴前，套着她的琴键撕开公鸭嗓子去嚎叫。嚎叫并不要紧，关键是老走调，唱不准调。我们往风琴前一站，既想看音乐教师漂亮而动人的脸，又要看她弹跳自如的纤纤细指，唱走调是稀松平常的事儿，音乐教师让你唱得山穷水尽，然后说重来，我们又只得回过头来。我真是恨透了她，却又十分害怕她。
　　体育教师姓乐，是一位快乐的白马王子。他很年轻，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音乐教师相反，他总是挂一脸的笑，从不发脾气，同学们和他亲热起来，还和他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体育教师非常敬业，下雨天，就在礼堂教我们学武术，天晴的时候，就叫我们体育的基本功。他把课上得有声有色，上课前，先把同学集合起来点一个名，然后布置本节课的基本内容、提示训练要点与相关的安全知识，课上完了，又把大家集合起来，再点一次名，总结一下。体育教师做得非常刻板，却相当正规科学，乃至我现在以校长身份和老师们讲上课规程时，还免不了想起体育教师的课。体育教师的达标训练十分严格，他一丝不苟，谁也不放过，你若不会，他就手把手来教你，平时还来陪你锻炼。所以，我们在训练时，尽管像羊羔一样任他摆布，却是十分的乐意，一个小时间段完了也并不走开，拿了书本就在附近的树下站着看书，随时听着体育教师的召唤，因为，有些项目是需要反复测试的。
　　美术教师是一个小萝卜头，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听过他一节课。我手笨脚笨脑子笨，写不出一手好字，也画不出一张好画，所以，我就非常讨厌他的美术课。但是，美术教师人小本事大，他那一手好看的仿宋字和那手画什么像什么的绘画技术以及他那不高不低的声音，不管学生、不知死人发火为何事的与世无争的态度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修炼真是到家了，我没有认真听过他一堂课，也没有做过一次作业，毕业的那年，我的美术成绩他给了我59分，让我吊在那里干着急。他的心如明镜一般，什么都照得出来。后来，我请了几个他喜欢的同学说情，他便笑着给我补了1分，让我顺利地毕了业，我山呼万岁！
　　我那时读的是两年制师范。我在湖滨师范读书两年，所学甚多，这两年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在那两年里，我专心致志埋头读书，练习写作。这两年也是我诗思喷发的初始时期，也是我写诗最勤奋的时期。我是从两个方面用功读书的，一个是认真读学校规定的科目，一个是认真自修。学校所开课程，因为是中师性质，并不是很难，只是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了一点点，课堂上认真应付一下即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大量时间，我全花在自修上面，我基本上读完了学校图书室的全部藏书。
　　关于怎样读书，我在师范也是走了弯路的。第一学期，我在课堂上是什么课也不愿意认真听，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农民习惯去自由行事，以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只考了五十几分。不及格就必须要补考，这等于说，我的奇耻大辱一直留在身上没有洗涤干净。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将自己的学习做了一个调整，数理化三门课程我都一直在认真听讲，课后又积极去消化，成绩也一直较好。此后的数学成绩，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理化两门课程学得差一点，但是，再也未补过考了。自修方面，我的涉猎甚广，文史哲各类书籍都看，学校图书室管理员是我们黄沙河的人，她见我爱读书便对我十分关心和优待，别人一次只能借两本，我一次可以借十本；别人寒暑假不能借书回家，我则可以借二三十本回家；别人只能在外面翻阅借阅卡借书，我则可以入室借阅。书籍使我开了眼界，也陶冶了我的情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的品行和习惯，更增强了我那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天性。我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写作，学过作诗填词，学过写散文随笔，学过写小说，但是，都不成功。我对自己写作比较满意的，恐怕是诗词中那些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东西。
　　在师范读书两年，我的清贫生活一如昨日。由于不善言辞，不善交结，我的助学金评得最低，每月两元，一个学期才有十元钱。每个学期的开销，就是一支牙膏，两块肥皂，还有就是剃两次头花六毛钱，其余就不花一分钱了。如果外校有人来看我，就得花一点钱来招待他们了。家里那时候仍然是穷，我第一学期上学大约是带了二十多元钱，那是家里请客时别人送的礼金。后来，每逢开学或者是回家探亲，家里顶多是给五元，一般是两元，有时也只给三五毛。有一次，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借到钱了，我只得空手回校。真是两袖清风，一双空手来去。乘火车时，我老是和乘务员打游击，每个学期，除了买一次来回的半票外，就从没有花过一分钱买车票，我把能够积余的钱用来买书，所以，我在学校活得就像一个叫花子。看现在我花钱如淌水，心里总是惭愧的，我在忘本啊！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方晓农先生。方先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也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少年时期嚼烂过几本经史子集，比如《诗经》《楚辞》等等。由于肯用功和悟性高，他通过自学获得了极为渊博的学识。方先生年轻的时候即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几岁的时候，在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了一个右派，于是，他就失去了教书的资格，被发配到老家去劳动改造，妻室儿女也一同跟他去受苦。不久，他的妻子去世了，方先生既做父亲也做母亲带着他的儿女修理地球。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了二十年农民，直到邓小平重出江湖才获得解放。改正右派后，方先生重新走上教坛，再执教鞭，先是在高中教了两年，后来出任师范教席。这时，方先生已经六十有二了，但是，老先生精神矍铄，浑身是劲，为了新王朝而甘效犬马之劳，并且有为新王朝献身的思想。方先生和我们这届同学是一同踏进师范学校大门的，我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和碰撞。
　　方先生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教我们两年，要给我们当两年的班主任。他要求我们在两年中背一百篇文言文，每个学期是二十五篇的样子。方先生刚宣布完这个规定，我们班上就开始骚动，那些年龄小的连连咋舌，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简直就是目瞪口呆了。方先生上课的时候，放着师范的正规课本不讲，却搬来了他看好的《古文观止》。先头教我们时，还选一些短的、容易的文章，如《小石潭记》之类的，这些散文容易记也容易背，同学们也都踊跃地去背，尽管我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天天磨蹭，被他追着逼帐，但是毕竟只是落后了一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后来，老先生加码了，教材也不拘泥于《古文观止》了，几乎天天换。他先抄在黑板上，我们跟着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是先生的串讲，再然后就是我们的读和背。有《长恨歌》《琵琶行》《离骚》《孔雀东南飞》，以至于《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天哪，背这些长篇诗文简直就是要了我们的命，特别是像我这样从没有受过学校严格训练的学生，真有点难受。老先生早中晚都到教室里来守着我们，督促我们。老先生从不请人代劳，无论何人都得在他的手下过关，他亲自把关，别人就打不了马虎眼。过了关，他就给你记上一笔，没有过关的，老先生就像催命鬼一样向你索要。对于像我一样的大龄青年，老先生略作宽大，一篇长文或者一首长诗，他允许我们分次背完。我的《离骚》《孔雀东南飞》《项羽本纪》就是这样背下来的，轮到背《李将军列传》，我就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反抗和摆脱方先生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
　　方先生一边强制我们背那么多的长篇古文，一边强制我们学画画。
　　他爱好书法和绘画，能画一手好画，特别是画竹，又快又好，简直是神像。第一学期的头两个月，方先生是早读和晚自习都到教室里来督促我们背古文，午间和晚饭后一段自由时间，他就守在教室里，命令我们跟着他学画画。这时，方先生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给我们画出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他画画的速度极快，只需三五分钟，就能画好一幅画。可是，我们就甭想休息了。他在黑板上画好之后，就在教室里穿行，督促你跟着画。起初，同学们的兴趣也是很高的，觉得遇上这样多才多艺的老师也是三生有幸。一段时间后，同学们的热情也就逐渐冷下去，以至于弄得方先生灰溜溜的。他不无叹息地说：我也是为你们好啊，怎么不多长点本事呢？艺多不占身啊！
　　另外，方先生还像劳改队里的长官一样，督促我们去劳动改造。
　　方先生自己很爱劳动，也很会劳动。那时，学校里办了一个农场，农场占地很大，并且土地非常肥沃。我不知农场配了多少工人，总之，是养了一群懒人。他们不太做事，许多事情都放在那里等着学生们去做。第一次去农场劳动是挖茴，我的天哪，我在农村挖过十几年茴，却从没有挖过他们这里难挖的茴。这里的土地板结得像石板一样，到处是开了圻的土块，挖出来的茴只有狗卵子那样大。一个班的学生加上班主任共五十个人堆在一块茴地里弄一午，也不如我在生产队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成果。老先生一点都不会组织和管理生产，同学们堆在一块地里吃大锅饭，没有任务，没有进度，干多干少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一到劳动工地就磨洋工，心里就埋怨。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什么事情没做过，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早就是生产队里的顶梁柱，还需要学农吗？
　　方先生装得很积极，他带的我们班比别的班的劳动次数要多，劳动的功效要高，他便受到学校的表彰。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卖劲了，便去接受更多的任务。没事做的时候，还主动找学校出点子，学校一经批准，他就带着我们去完成新的任务。比如去采石场采石抬石，比如开荒种菜，改善学校伙食等等。方先生这样子充积极，班里的学生怨气冲天，只是谁都不吱声，跟着他混日子。最苦的还是他老先生自己，没有人担茴担大粪，他只能自己去担。苦的重的累的好像就是他包下来的似的。六十几的老人能有这股劲这种精神的确是不容易的。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做学生的只有汗颜的份。
　　方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水平却是非常平庸的，举两例说明。
　　一是他轻视现代文，重视文言文教学。师范有一套规范的教材，教材以现代文为主。先生是不把这套书当数的，他自行其是，专拣古籍中的名家名篇来教我们。如果是教现代文，他一堂课可讲两三篇课文，认为现代文无内容可讲。讲起古文来却是滔滔不绝，总是反复地讲，带着我们反复地吟读。第二个例子是教作文，他教作文时要板书一黑板的豪言壮语或者是壮美优美的词句，希望我们作文时将这些词句嵌进文章之中。简直跟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教起步作文一模一样，他们就是从连词成句，连句成篇学起的。
　　我是一匹难以驯驾的野马，经常跳槽，自然成了方先生眼中的坏学生，于是，将老先生从我们班赶走的暗流被我掀起来了。我在与我交好的大龄同学中间鼓动，通过他们又去鼓动其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也带起了头。我的主要做法就是不听他的课，不做他布置的作业和其他的工作任务，也不去背书了，在作文中有意无意地嘲弄讽刺他，弄得他难堪。方先生也写很长的评语来嘲讽和批评我，这样的唇枪舌剑战了几个回合。最后一次，我写了一篇梦游文章，将他比作一株老朽的刺树，咒诅他被夏天的霹雳炸死了。这真是气昏了老先生，他非常注意我的动向，我上午交过作文，他在中午就挑出来看了，下午就报告给了学校当局。此后一个月，学校当局每个星期要找我谈话几次，叫我承认是骂了方先生，认一个错。我就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都不承认。反正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故事里面的人物全是虚拟的，谁也用不着对号入座。校方对我的顽固态度也没有办法，吓唬也不顶用，这个案子只好不了了之。我那时如果被校方诱供成功，肯定是要遭到开除的。校方诱供失败，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他们是明确地败下阵来，方老学生失算了，从此，他就一蹶不振，师生二人相见形同路人。这次事件对老先生的打击恐怕只亚于一九五七年划右。随后，方先生的课就没几个人听了，大家并不缺席，只是上甲课做乙事。有一次上语文课，我数了一下，全班竟在习习春风中睡死了二十五人，还有二人拿着张大报纸在手上公然摊开着看。
　　第二学期只教了我们一半的时间，方先生便告别了我们班去另一个班上执教，我们则换来了第二任语文老师任国平先生。自此，我们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发展。
　　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来，我仍然是愧疚万分的。方先生的心肠不坏，知识也渊博，他的确是为我们好，顶多是他不懂学生管理罢了。他把带师范学生混同于带小学生，又约束得极为严格，我何以把他放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去呢？我并不是害怕背书，顶多是不愿意他过严地管束我。方先生离开我们后，那年，我在三合中学实习，一个月中利用业余时间背下了一本《孙子兵法》。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两年中，我就利用上班路上的机会，背会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唐诗三百首》，一本是《千家诗》。师范毕业后，我一直没见过方先生的面，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世！但是，他对我的教诲，我一直未能忘记。他在我的作文后面，在我的成绩鉴定表上所写的评语，我一直当警钟保留并时时敲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执弟子礼去拜见老先生，求得他的宽恕。
　　两年的师范生活一结束，我就踏上了教席。以后，总想找个机会再去读书，特别是想去圆那个囿结于心的大学梦，也总觉得自己的性格习惯与学校的管理格格不入，就一直没有争取机会。前两年，我去教育学院参加中学校长的培训，更看不惯那里的教师，年纪大的平庸自满，年纪轻的又盛气凌人。更听不惯那里的课，他们只知道照书念经或像农村支部书记作报告这里那里嘿，啧啧，没一个老师具有演说的天才，根本就不如我的师范老师教出来的课。培训两个月，我实际在校的时间是三十五天。但是，我自修了一全套学校管理的书籍，对于如何当好中学校长，怎样管理好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那次培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我的读书经历是如此的简单，总结年限为七年半。只受过并不完全正规的中等教育，个中甘苦，只有自己心中才能体会。现在写出来，无非是告诫后人，要珍惜学校读书这段黄金时间，也别像我那样的目无师长。
　　　　　　　　　　　　　　　　　　　　　　　　　

发布时间：2019-08-27 0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