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以后

辍学以后

“文革”的暴风骤雨，彻底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上级一纸“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年幼的我永远离开了学校。

那年，我14岁，初中才上了一个学期。

14的我，虽然成长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二字的年代，但对“停课闹革命”这个新鲜词语，还是不很理解。只懂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家回家闹革命去，不要上课了。但到底怎么闹？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蒙蒙懂懂，都只知道没有课上了。

一些吃国家粮的同学们，停课之后，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探个信，看好久复课。我们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上课就要扛着锄头去挣工分，再没有时间到学校里去看。因为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多一分工，多一口粮。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几时复课。

我离开学校后，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撂，第二天就加入了成人们挣工分的行列。乡亲们见我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给了我5分底。俗称半个劳动力。

我虽然人高，但毕竟年龄还小，对于做农活还很生疏，有力使不出。那时候，队上常抽劳力外调。因为外调没有什么便宜占，许多成了家的人不愿意出去；特别是一些脏、累的活，更不愿意去做。我们这些半大人，特别是不太会做农活的人，那就是被安排的首选对象，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生产队上的农活我没有做多久时间，队长便安排我跟随一个“21种人”（坏分子）去洪江捡大粪。因为“21种人”也不由得你去不去，反正安排了他就得去。

这个“21种人”姓蒋，40多岁，我叫他蒋叔叔。虽然他是“21种人”，其实人蛮好的，对工作踏踏实实，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在公社里当干部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与他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因而被组织上开除回家。回家后就被组织上划到了“21种人”的范畴。

第二天，蒋叔叔就拿着行头来喊我了。这次，我们是去洪江换班的。装大粪的船只已经被前面的人撑上去了。所以，我俩只要走路去就行了。

到了洪江，蒋叔叔带我找到了生产队上的那只船。船停在小河里的大桥下面。船上的大粪已经有了半船舱。先来的几个人正蹲在大粪旁吃饭。虽然大粪臭气熏天，蛆子在大粪舱里拱来拱去，但他们吃起饭来好像旁若无粪，吃得香烹烹的。

当天我与蒋叔叔就成了船上的主人。成了主人之后，他歇不下气，马上就教起我这个徒弟来了。他向我阐述了捡大粪的基本套套：

第一条：捡大粪时间上要早。因为一般的人大都是早晨解大便，还有更早的，去迟了大粪就被别人捡去了；

第二条：不要怕臭，不要怕脏，什么地方都敢去；

第三条：不要怕丑，彻底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捡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边听边点头，一边觉得他到底是当过干部的人，很善于总结，把捡粪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另一边心里却生起了鸡皮咯嗒，痒痒的。

他阐述完基本的捡粪套套之后，一刻也不休息，就吩咐我担着粪桶，跟着他到小巷子里的厕所边实践去了。

我俩先来到一个小巷背街的阴凉处，那里有一排排室外厕所。他指着一个厕所说：“你敲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在解手，看看有没有大粪？”

我真的平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家里上厕所都是踮起脚上去的，连粪桶里面都不敢多看一眼。但我为了挣工分，还是麻起胆子，屏住呼吸，怯怯地叩响了厕所门，轻轻地问：“有人在吗?”

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时，我才麻起胆子推开厕所门，然后伸长脑袋往粪桶里去看。我连续看了两个厕所，粪桶里都光光的，大概早就被前面的掏粪者掏去了。当我叩响了第三个厕所门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细细声音。那好尴尬哟！我生怕别人骂我是流氓，赶忙倒退了十几步，还不断地拍拍胸脯压压惊。蒋叔叔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连忙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掏粪的遇上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事；在这里解手的人，遇到掏粪的人敲门也是经常的。”

听他这样一解释，我的心里就有了底，不怕那个女的来找麻烦了。

那天，我跟着蒋叔叔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虽然大部分都扑了空，但还是有一部分有“内容”的，二只粪桶装了小半桶。蒋叔叔说：“捡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一捡就是一满桶。哪有这样的大好事，出来打个转，不空着桶子回去就算好的了。”

我跟着蒋叔叔连续跑了3天。这3天他带着我跑遍了各种厕所：单人厕、双人厕、多人厕、公厕、私厕、室内厕、室外厕，还有许多吊脚厕。晚上，蒋叔叔对我说：“现在很多厕所你也能找到了，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捡，就捡不到多少，效率不高。所以，从明天起，我俩必须分开捡。”

蒋叔叔虽然是“21种”人，但毕竟是大人，也算是我的长辈，加上他讲得很有道理，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所以第二天我就独立捡粪了。

那时候，我和蒋叔叔自然是没有手表的，掌握时间都靠太阳与经验。还好，洪江有个大汽笛，它准时拉响。每天凌晨3点半，它就扯起“喉咙”叫了。每当听到汽笛声，我与蒋叔叔就从铺盖窝里爬起来，兵分两路，担着粪桶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捡粪的基本路线，必须由远至近。蒋叔叔担着粪桶朝大河边走去，我则担着粪桶朝小河边走去。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灯稀稀的了，才打住匆匆的脚步，往回一个一个的厕所进行搜索。

远处的山还黑黢黢的，城市还很宁静。只有卖豆腐的和卖小菜的时而从我身边匆匆路过，时而对着空旷的街头吆喝两声。

我走进了一条极零乱的小巷子里。打开雪白的电筒光，在巷子里的背后寻觅着，寻觅着人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我终于发现了前面的路灯底下，有个男人向我这边走来。他叼着烟，边走边系裤子。我断定他是才到那地方的。但我又不敢迅速地担着粪桶向他那边走去，生怕遭到了他的非礼。我有意的放慢脚步，虽然天还黑，我仍然把视线投向远方的星辰，但心里却惦记着刚从他屁股里拉出来的那堆屎。

其实，还没等他走到我身边，他就向左拐弯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手电筒，大步地向那个厕所走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厕所门还敞开着，是个单人厕。内面一个大木桶，上面架两块木板，就谓之厕所。地下很脏，土松松的，曾被蚯蚓拱过。我瞥一眼，不敢进去。但为了那一份收获，我还是鼓足勇气，大胆地站了上去。

我踩在一边木板上，用粪勺敲开了另一边没有固定的木板，用嘴咬着手电筒，一双手捏着粪勺把，朝粪桶底部狠狠地舀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几个回合，舀得精光。

我继续在拂晓中搜索。黑夜中的手电筒，既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刚得到那一份收获，心里正高兴着，就听到前面一个女人冲着我这边喊：“师傅，帮我照一下嘛！”听见喊声，我怯怯地将电筒照向了前方，便一眼看见了是位姑娘。

她约莫20岁左右，长得很是漂亮。虽然头发还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杂乱，但很飘逸。清秀的面目在电筒光的照耀下，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两边红润的脸颊上凹陷着两个浅浅的笑靥，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是一个掏粪者。我还很小，不会也无心去欣赏这道黑夜中的美丽风景。我只想照亮她去厕所的路，然后就在厕所边等她出来，去拾取那一份收获。

我放下了粪桶，靠近了她。大姐说：“我的鞋子掉了。”

这时，我又把手电筒照向了她的双脚。是的，她的鞋子掉了一只。地下很多垃圾和虫子，她打着瘸瘸脚（一只脚悬空），不敢踩地。当我靠近她时，她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好轻好柔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顿时，我身上就好像流过一股暖流，柔嫩的骨头就觉得酥软软的。

黑夜中，她虽然不知道我是个小孩，但她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掏粪者，一定知道搭在我的肩膀上会很安全。

我让她稳稳地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地弯着腰，手电筒在我俩的周围扫射着，终于在几步远处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鞋。

她可能听出了我还未成熟的男音。她问我多大？我没吱声。我怕她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就辍学而没有出息。她没再问我，拍拍我的肩膀，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吧，我马上出来。”然后就在我的手电筒的照耀下，大胆的走进了那间不分男女的小木屋。

她在里面大胆地“方便”，我在外面怯怯地等她。等她这份收获，等她这份美丽！

那天，我沿着小河边的背街走。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收获了浅半担粪便。我心里很是满足。我心里想：我也能够挣工分了。

太阳照在了渠水河边。渔船上的鱼鹭子把长长的嘴别在了羽翼里，正在接受阳光的沐浴；码头搬运工人在帆船上扛着麻袋，一步一步地上着台阶；船夫们拉起了风帆，撑着船驶离码头，准备新的一轮远航。我知道，该收工了。

我挑着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粪便，从行人中路过，老远就闻出大便的臭味。他们众目睽睽，捏着鼻子，给我让路。我埋着头，两只脚匆匆地丈量着去码头的距离，只希望靠船的码头近点，只希望这条街只有我一个人行走……

蒋叔叔早早地已回到了船上。他见我来了，迅速地站在跳板前稳住跳板，让我安全地上船，并帮我把粪便腾到船舱里去。

他见我满头大汗，满脸的倦容，就笑着说：“你快洗洗手，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饭就有劲了。”

他帮我盛了好大一碗白米饭，炒着干鱼和辣椒，看起来就有食欲。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旁边是一船舱粪便，也不觉得很臭。

蒋叔叔很有经验，他把“餐厅”设在船的下风处。风一吹，粪便的臭气就跑到上头去了。坐在船尾，也没有视觉污染。只要你去看着从身边流过的清清河水，只要你去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哪还有心思去想着那邋遢的粪便呢？

我在洪江捡了3个月的粪便，运了满满的3船回去。既为队上的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也为我自己挣得了工分。队长夸我是一个好劳动力，父亲夸我是个好孩子。

在这个季节中，我无法与同学们取得联系。白天，在厕所与厕所之间穿行；晚上，没有灯光，无法进行课文的温习。只有躺在甲板上看那数不清的星星，听那从大河边传来的浪涛声，想那曾经在一起学习、打球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曾经遇上一个美丽的大姐。她30几岁，长得很是高挑匀称。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穿一件薄薄的灰色直筒裤。把臀部两个岛屿绷扯得惹人眼球。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韵味，很有知识的女性。

她站在去映子屋一个台阶的上头，对我悄无声息地凝视了许久。然后，终于大声地叫我了:“小老弟，你跟我来。我们的映子屋今天还没有谁去过呢！”

我知道，她说的没有谁去过，就是说今天的粪便还没有谁去舀过的。我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在她屁股后面跟她走

她的家并不远，上个坡转个弯就到了。她把我带到厕所边，指着厕所说“你舀吧，要舀干净！”

我打开厕所门，伸长了脑袋一看，发现足有小半桶粪，确实还没有谁去舀过。我很是感激这位大姐给我报信。虽然她是一个简单的报信，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

舀好了粪我起身准备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姐。她正从屋里赶过来，并一把拉住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么急干啥？快把桶子放下来，到我家里坐坐。”

我很是羞涩，不知所措。刚舀了粪便，身上很脏，怎么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呢？我正在犹豫，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大姐，她又说话了：“要什么紧？到屋里洗个手就干净了嘛！”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走。

她舀了一满盆水出来，又拿了一块香皂，要我慢慢地洗，她在旁边给我淋水。洗净了又递给我一块干燥的毛巾。然后，拉着我到她的房里坐下。同时，又拿来了一包还未拆包的饼干糖，及半包花生糖给我吃。

她坐在我的对面，两目凝视着我，很和蔼地问我：“小弟弟，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读书呀？掏粪是大人们的事呢!”

我告诉她：“我们停课了。”

“停课是暂时的。你应该到家里自己看书,迎接复课！”大姐递给我一块饼干，又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看你，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读书的料子。你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就可以制造机器，就可以创造世界，自己才有前途……”

那一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像是在启发他的小弟弟，更是像在给一个小学生讲知识的重要性。使我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崇敬感，也使我有了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走出她家时，她送我走出了她的映子屋，送我到了开始看见我的那个台阶上。

后面我知道：她姓黄，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之后，我辜负了那位黄老师的希望。我终究再没有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去继续我的学业。我非常沮丧，非常失望！我时刻在想：是文革那个时代？还是集体时代的那几个工分……我无法再去追寻那已经远去的梦想！

辍学以后

“文革”的暴风骤雨，彻底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上级一纸“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年幼的我永远离开了学校。

那年，我14岁，初中才上了一个学期。

14的我，虽然成长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二字的年代，但对“停课闹革命”这个新鲜词语，还是不很理解。只懂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家回家闹革命去，不要上课了。但到底怎么闹？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蒙蒙懂懂，都只知道没有课上了。

一些吃国家粮的同学们，停课之后，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探个信，看好久复课。我们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上课就要扛着锄头去挣工分，再没有时间到学校里去看。因为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多一分工，多一口粮。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几时复课。

我离开学校后，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撂，第二天就加入了成人们挣工分的行列。乡亲们见我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给了我5分底。俗称半个劳动力。

我虽然人高，但毕竟年龄还小，对于做农活还很生疏，有力使不出。那时候，队上常抽劳力外调。因为外调没有什么便宜占，许多成了家的人不愿意出去；特别是一些脏、累的活，更不愿意去做。我们这些半大人，特别是不太会做农活的人，那就是被安排的首选对象，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生产队上的农活我没有做多久时间，队长便安排我跟随一个“21种人”（坏分子）去洪江捡大粪。因为“21种人”也不由得你去不去，反正安排了他就得去。

这个“21种人”姓蒋，40多岁，我叫他蒋叔叔。虽然他是“21种人”，其实人蛮好的，对工作踏踏实实，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在公社里当干部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与他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因而被组织上开除回家。回家后就被组织上划到了“21种人”的范畴。

第二天，蒋叔叔就拿着行头来喊我了。这次，我们是去洪江换班的。装大粪的船只已经被前面的人撑上去了。所以，我俩只要走路去就行了。

到了洪江，蒋叔叔带我找到了生产队上的那只船。船停在小河里的大桥下面。船上的大粪已经有了半船舱。先来的几个人正蹲在大粪旁吃饭。虽然大粪臭气熏天，蛆子在大粪舱里拱来拱去，但他们吃起饭来好像旁若无粪，吃得香烹烹的。

当天我与蒋叔叔就成了船上的主人。成了主人之后，他歇不下气，马上就教起我这个徒弟来了。他向我阐述了捡大粪的基本套套：

第一条：捡大粪时间上要早。因为一般的人大都是早晨解大便，还有更早的，去迟了大粪就被别人捡去了；

第二条：不要怕臭，不要怕脏，什么地方都敢去；

第三条：不要怕丑，彻底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捡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边听边点头，一边觉得他到底是当过干部的人，很善于总结，把捡粪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另一边心里却生起了鸡皮咯嗒，痒痒的。

他阐述完基本的捡粪套套之后，一刻也不休息，就吩咐我担着粪桶，跟着他到小巷子里的厕所边实践去了。

我俩先来到一个小巷背街的阴凉处，那里有一排排室外厕所。他指着一个厕所说：“你敲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在解手，看看有没有大粪？”

我真的平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家里上厕所都是踮起脚上去的，连粪桶里面都不敢多看一眼。但我为了挣工分，还是麻起胆子，屏住呼吸，怯怯地叩响了厕所门，轻轻地问：“有人在吗?”

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时，我才麻起胆子推开厕所门，然后伸长脑袋往粪桶里去看。我连续看了两个厕所，粪桶里都光光的，大概早就被前面的掏粪者掏去了。当我叩响了第三个厕所门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细细声音。那好尴尬哟！我生怕别人骂我是流氓，赶忙倒退了十几步，还不断地拍拍胸脯压压惊。蒋叔叔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连忙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掏粪的遇上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事；在这里解手的人，遇到掏粪的人敲门也是经常的。”

听他这样一解释，我的心里就有了底，不怕那个女的来找麻烦了。

那天，我跟着蒋叔叔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虽然大部分都扑了空，但还是有一部分有“内容”的，二只粪桶装了小半桶。蒋叔叔说：“捡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一捡就是一满桶。哪有这样的大好事，出来打个转，不空着桶子回去就算好的了。”

我跟着蒋叔叔连续跑了3天。这3天他带着我跑遍了各种厕所：单人厕、双人厕、多人厕、公厕、私厕、室内厕、室外厕，还有许多吊脚厕。晚上，蒋叔叔对我说：“现在很多厕所你也能找到了，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捡，就捡不到多少，效率不高。所以，从明天起，我俩必须分开捡。”

蒋叔叔虽然是“21种”人，但毕竟是大人，也算是我的长辈，加上他讲得很有道理，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所以第二天我就独立捡粪了。

那时候，我和蒋叔叔自然是没有手表的，掌握时间都靠太阳与经验。还好，洪江有个大汽笛，它准时拉响。每天凌晨3点半，它就扯起“喉咙”叫了。每当听到汽笛声，我与蒋叔叔就从铺盖窝里爬起来，兵分两路，担着粪桶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捡粪的基本路线，必须由远至近。蒋叔叔担着粪桶朝大河边走去，我则担着粪桶朝小河边走去。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灯稀稀的了，才打住匆匆的脚步，往回一个一个的厕所进行搜索。

远处的山还黑黢黢的，城市还很宁静。只有卖豆腐的和卖小菜的时而从我身边匆匆路过，时而对着空旷的街头吆喝两声。

我走进了一条极零乱的小巷子里。打开雪白的电筒光，在巷子里的背后寻觅着，寻觅着人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我终于发现了前面的路灯底下，有个男人向我这边走来。他叼着烟，边走边系裤子。我断定他是才到那地方的。但我又不敢迅速地担着粪桶向他那边走去，生怕遭到了他的非礼。我有意的放慢脚步，虽然天还黑，我仍然把视线投向远方的星辰，但心里却惦记着刚从他屁股里拉出来的那堆屎。

其实，还没等他走到我身边，他就向左拐弯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手电筒，大步地向那个厕所走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厕所门还敞开着，是个单人厕。内面一个大木桶，上面架两块木板，就谓之厕所。地下很脏，土松松的，曾被蚯蚓拱过。我瞥一眼，不敢进去。但为了那一份收获，我还是鼓足勇气，大胆地站了上去。

我踩在一边木板上，用粪勺敲开了另一边没有固定的木板，用嘴咬着手电筒，一双手捏着粪勺把，朝粪桶底部狠狠地舀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几个回合，舀得精光。

我继续在拂晓中搜索。黑夜中的手电筒，既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刚得到那一份收获，心里正高兴着，就听到前面一个女人冲着我这边喊：“师傅，帮我照一下嘛！”听见喊声，我怯怯地将电筒照向了前方，便一眼看见了是位姑娘。

她约莫20岁左右，长得很是漂亮。虽然头发还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杂乱，但很飘逸。清秀的面目在电筒光的照耀下，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两边红润的脸颊上凹陷着两个浅浅的笑靥，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是一个掏粪者。我还很小，不会也无心去欣赏这道黑夜中的美丽风景。我只想照亮她去厕所的路，然后就在厕所边等她出来，去拾取那一份收获。

我放下了粪桶，靠近了她。大姐说：“我的鞋子掉了。”

这时，我又把手电筒照向了她的双脚。是的，她的鞋子掉了一只。地下很多垃圾和虫子，她打着瘸瘸脚（一只脚悬空），不敢踩地。当我靠近她时，她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好轻好柔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顿时，我身上就好像流过一股暖流，柔嫩的骨头就觉得酥软软的。

黑夜中，她虽然不知道我是个小孩，但她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掏粪者，一定知道搭在我的肩膀上会很安全。

我让她稳稳地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地弯着腰，手电筒在我俩的周围扫射着，终于在几步远处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鞋。

她可能听出了我还未成熟的男音。她问我多大？我没吱声。我怕她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就辍学而没有出息。她没再问我，拍拍我的肩膀，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吧，我马上出来。”然后就在我的手电筒的照耀下，大胆的走进了那间不分男女的小木屋。

她在里面大胆地“方便”，我在外面怯怯地等她。等她这份收获，等她这份美丽！

那天，我沿着小河边的背街走。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收获了浅半担粪便。我心里很是满足。我心里想：我也能够挣工分了。

太阳照在了渠水河边。渔船上的鱼鹭子把长长的嘴别在了羽翼里，正在接受阳光的沐浴；码头搬运工人在帆船上扛着麻袋，一步一步地上着台阶；船夫们拉起了风帆，撑着船驶离码头，准备新的一轮远航。我知道，该收工了。

我挑着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粪便，从行人中路过，老远就闻出大便的臭味。他们众目睽睽，捏着鼻子，给我让路。我埋着头，两只脚匆匆地丈量着去码头的距离，只希望靠船的码头近点，只希望这条街只有我一个人行走……

蒋叔叔早早地已回到了船上。他见我来了，迅速地站在跳板前稳住跳板，让我安全地上船，并帮我把粪便腾到船舱里去。

他见我满头大汗，满脸的倦容，就笑着说：“你快洗洗手，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饭就有劲了。”

他帮我盛了好大一碗白米饭，炒着干鱼和辣椒，看起来就有食欲。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旁边是一船舱粪便，也不觉得很臭。

蒋叔叔很有经验，他把“餐厅”设在船的下风处。风一吹，粪便的臭气就跑到上头去了。坐在船尾，也没有视觉污染。只要你去看着从身边流过的清清河水，只要你去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哪还有心思去想着那邋遢的粪便呢？

我在洪江捡了3个月的粪便，运了满满的3船回去。既为队上的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也为我自己挣得了工分。队长夸我是一个好劳动力，父亲夸我是个好孩子。

在这个季节中，我无法与同学们取得联系。白天，在厕所与厕所之间穿行；晚上，没有灯光，无法进行课文的温习。只有躺在甲板上看那数不清的星星，听那从大河边传来的浪涛声，想那曾经在一起学习、打球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曾经遇上一个美丽的大姐。她30几岁，长得很是高挑匀称。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穿一件薄薄的灰色直筒裤。把臀部两个岛屿绷扯得惹人眼球。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韵味，很有知识的女性。

她站在去映子屋一个台阶的上头，对我悄无声息地凝视了许久。然后，终于大声地叫我了:“小老弟，你跟我来。我们的映子屋今天还没有谁去过呢！”

我知道，她说的没有谁去过，就是说今天的粪便还没有谁去舀过的。我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在她屁股后面跟她走

她的家并不远，上个坡转个弯就到了。她把我带到厕所边，指着厕所说“你舀吧，要舀干净！”

我打开厕所门，伸长了脑袋一看，发现足有小半桶粪，确实还没有谁去舀过。我很是感激这位大姐给我报信。虽然她是一个简单的报信，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

舀好了粪我起身准备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姐。她正从屋里赶过来，并一把拉住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么急干啥？快把桶子放下来，到我家里坐坐。”

我很是羞涩，不知所措。刚舀了粪便，身上很脏，怎么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呢？我正在犹豫，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大姐，她又说话了：“要什么紧？到屋里洗个手就干净了嘛！”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走。

她舀了一满盆水出来，又拿了一块香皂，要我慢慢地洗，她在旁边给我淋水。洗净了又递给我一块干燥的毛巾。然后，拉着我到她的房里坐下。同时，又拿来了一包还未拆包的饼干糖，及半包花生糖给我吃。

她坐在我的对面，两目凝视着我，很和蔼地问我：“小弟弟，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读书呀？掏粪是大人们的事呢!”

我告诉她：“我们停课了。”

“停课是暂时的。你应该到家里自己看书,迎接复课！”大姐递给我一块饼干，又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看你，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读书的料子。你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就可以制造机器，就可以创造世界，自己才有前途……”

那一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像是在启发他的小弟弟，更是像在给一个小学生讲知识的重要性。使我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崇敬感，也使我有了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走出她家时，她送我走出了她的映子屋，送我到了开始看见我的那个台阶上。

后面我知道：她姓黄，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之后，我辜负了那位黄老师的希望。我终究再没有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去继续我的学业。我非常沮丧，非常失望！我时刻在想：是文革那个时代？还是集体时代的那几个工分……我无法再去追寻那已经远去的梦想！

辍学以后

“文革”的暴风骤雨，彻底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上级一纸“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年幼的我永远离开了学校。

那年，我14岁，初中才上了一个学期。

14的我，虽然成长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二字的年代，但对“停课闹革命”这个新鲜词语，还是不很理解。只懂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家回家闹革命去，不要上课了。但到底怎么闹？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蒙蒙懂懂，都只知道没有课上了。

一些吃国家粮的同学们，停课之后，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探个信，看好久复课。我们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上课就要扛着锄头去挣工分，再没有时间到学校里去看。因为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多一分工，多一口粮。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几时复课。

我离开学校后，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撂，第二天就加入了成人们挣工分的行列。乡亲们见我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给了我5分底。俗称半个劳动力。

我虽然人高，但毕竟年龄还小，对于做农活还很生疏，有力使不出。那时候，队上常抽劳力外调。因为外调没有什么便宜占，许多成了家的人不愿意出去；特别是一些脏、累的活，更不愿意去做。我们这些半大人，特别是不太会做农活的人，那就是被安排的首选对象，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生产队上的农活我没有做多久时间，队长便安排我跟随一个“21种人”（坏分子）去洪江捡大粪。因为“21种人”也不由得你去不去，反正安排了他就得去。

这个“21种人”姓蒋，40多岁，我叫他蒋叔叔。虽然他是“21种人”，其实人蛮好的，对工作踏踏实实，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在公社里当干部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与他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因而被组织上开除回家。回家后就被组织上划到了“21种人”的范畴。

第二天，蒋叔叔就拿着行头来喊我了。这次，我们是去洪江换班的。装大粪的船只已经被前面的人撑上去了。所以，我俩只要走路去就行了。

到了洪江，蒋叔叔带我找到了生产队上的那只船。船停在小河里的大桥下面。船上的大粪已经有了半船舱。先来的几个人正蹲在大粪旁吃饭。虽然大粪臭气熏天，蛆子在大粪舱里拱来拱去，但他们吃起饭来好像旁若无粪，吃得香烹烹的。

当天我与蒋叔叔就成了船上的主人。成了主人之后，他歇不下气，马上就教起我这个徒弟来了。他向我阐述了捡大粪的基本套套：

第一条：捡大粪时间上要早。因为一般的人大都是早晨解大便，还有更早的，去迟了大粪就被别人捡去了；

第二条：不要怕臭，不要怕脏，什么地方都敢去；

第三条：不要怕丑，彻底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捡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边听边点头，一边觉得他到底是当过干部的人，很善于总结，把捡粪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另一边心里却生起了鸡皮咯嗒，痒痒的。

他阐述完基本的捡粪套套之后，一刻也不休息，就吩咐我担着粪桶，跟着他到小巷子里的厕所边实践去了。

我俩先来到一个小巷背街的阴凉处，那里有一排排室外厕所。他指着一个厕所说：“你敲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在解手，看看有没有大粪？”

我真的平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家里上厕所都是踮起脚上去的，连粪桶里面都不敢多看一眼。但我为了挣工分，还是麻起胆子，屏住呼吸，怯怯地叩响了厕所门，轻轻地问：“有人在吗?”

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时，我才麻起胆子推开厕所门，然后伸长脑袋往粪桶里去看。我连续看了两个厕所，粪桶里都光光的，大概早就被前面的掏粪者掏去了。当我叩响了第三个厕所门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细细声音。那好尴尬哟！我生怕别人骂我是流氓，赶忙倒退了十几步，还不断地拍拍胸脯压压惊。蒋叔叔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连忙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掏粪的遇上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事；在这里解手的人，遇到掏粪的人敲门也是经常的。”

听他这样一解释，我的心里就有了底，不怕那个女的来找麻烦了。

那天，我跟着蒋叔叔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虽然大部分都扑了空，但还是有一部分有“内容”的，二只粪桶装了小半桶。蒋叔叔说：“捡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一捡就是一满桶。哪有这样的大好事，出来打个转，不空着桶子回去就算好的了。”

我跟着蒋叔叔连续跑了3天。这3天他带着我跑遍了各种厕所：单人厕、双人厕、多人厕、公厕、私厕、室内厕、室外厕，还有许多吊脚厕。晚上，蒋叔叔对我说：“现在很多厕所你也能找到了，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捡，就捡不到多少，效率不高。所以，从明天起，我俩必须分开捡。”

蒋叔叔虽然是“21种”人，但毕竟是大人，也算是我的长辈，加上他讲得很有道理，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所以第二天我就独立捡粪了。

那时候，我和蒋叔叔自然是没有手表的，掌握时间都靠太阳与经验。还好，洪江有个大汽笛，它准时拉响。每天凌晨3点半，它就扯起“喉咙”叫了。每当听到汽笛声，我与蒋叔叔就从铺盖窝里爬起来，兵分两路，担着粪桶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捡粪的基本路线，必须由远至近。蒋叔叔担着粪桶朝大河边走去，我则担着粪桶朝小河边走去。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灯稀稀的了，才打住匆匆的脚步，往回一个一个的厕所进行搜索。

远处的山还黑黢黢的，城市还很宁静。只有卖豆腐的和卖小菜的时而从我身边匆匆路过，时而对着空旷的街头吆喝两声。

我走进了一条极零乱的小巷子里。打开雪白的电筒光，在巷子里的背后寻觅着，寻觅着人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我终于发现了前面的路灯底下，有个男人向我这边走来。他叼着烟，边走边系裤子。我断定他是才到那地方的。但我又不敢迅速地担着粪桶向他那边走去，生怕遭到了他的非礼。我有意的放慢脚步，虽然天还黑，我仍然把视线投向远方的星辰，但心里却惦记着刚从他屁股里拉出来的那堆屎。

其实，还没等他走到我身边，他就向左拐弯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手电筒，大步地向那个厕所走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厕所门还敞开着，是个单人厕。内面一个大木桶，上面架两块木板，就谓之厕所。地下很脏，土松松的，曾被蚯蚓拱过。我瞥一眼，不敢进去。但为了那一份收获，我还是鼓足勇气，大胆地站了上去。

我踩在一边木板上，用粪勺敲开了另一边没有固定的木板，用嘴咬着手电筒，一双手捏着粪勺把，朝粪桶底部狠狠地舀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几个回合，舀得精光。

我继续在拂晓中搜索。黑夜中的手电筒，既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刚得到那一份收获，心里正高兴着，就听到前面一个女人冲着我这边喊：“师傅，帮我照一下嘛！”听见喊声，我怯怯地将电筒照向了前方，便一眼看见了是位姑娘。

她约莫20岁左右，长得很是漂亮。虽然头发还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杂乱，但很飘逸。清秀的面目在电筒光的照耀下，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两边红润的脸颊上凹陷着两个浅浅的笑靥，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是一个掏粪者。我还很小，不会也无心去欣赏这道黑夜中的美丽风景。我只想照亮她去厕所的路，然后就在厕所边等她出来，去拾取那一份收获。

我放下了粪桶，靠近了她。大姐说：“我的鞋子掉了。”

这时，我又把手电筒照向了她的双脚。是的，她的鞋子掉了一只。地下很多垃圾和虫子，她打着瘸瘸脚（一只脚悬空），不敢踩地。当我靠近她时，她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好轻好柔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顿时，我身上就好像流过一股暖流，柔嫩的骨头就觉得酥软软的。

黑夜中，她虽然不知道我是个小孩，但她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掏粪者，一定知道搭在我的肩膀上会很安全。

我让她稳稳地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地弯着腰，手电筒在我俩的周围扫射着，终于在几步远处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鞋。

她可能听出了我还未成熟的男音。她问我多大？我没吱声。我怕她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就辍学而没有出息。她没再问我，拍拍我的肩膀，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吧，我马上出来。”然后就在我的手电筒的照耀下，大胆的走进了那间不分男女的小木屋。

她在里面大胆地“方便”，我在外面怯怯地等她。等她这份收获，等她这份美丽！

那天，我沿着小河边的背街走。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收获了浅半担粪便。我心里很是满足。我心里想：我也能够挣工分了。

太阳照在了渠水河边。渔船上的鱼鹭子把长长的嘴别在了羽翼里，正在接受阳光的沐浴；码头搬运工人在帆船上扛着麻袋，一步一步地上着台阶；船夫们拉起了风帆，撑着船驶离码头，准备新的一轮远航。我知道，该收工了。

我挑着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粪便，从行人中路过，老远就闻出大便的臭味。他们众目睽睽，捏着鼻子，给我让路。我埋着头，两只脚匆匆地丈量着去码头的距离，只希望靠船的码头近点，只希望这条街只有我一个人行走……

蒋叔叔早早地已回到了船上。他见我来了，迅速地站在跳板前稳住跳板，让我安全地上船，并帮我把粪便腾到船舱里去。

他见我满头大汗，满脸的倦容，就笑着说：“你快洗洗手，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饭就有劲了。”

他帮我盛了好大一碗白米饭，炒着干鱼和辣椒，看起来就有食欲。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旁边是一船舱粪便，也不觉得很臭。

蒋叔叔很有经验，他把“餐厅”设在船的下风处。风一吹，粪便的臭气就跑到上头去了。坐在船尾，也没有视觉污染。只要你去看着从身边流过的清清河水，只要你去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哪还有心思去想着那邋遢的粪便呢？

我在洪江捡了3个月的粪便，运了满满的3船回去。既为队上的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也为我自己挣得了工分。队长夸我是一个好劳动力，父亲夸我是个好孩子。

在这个季节中，我无法与同学们取得联系。白天，在厕所与厕所之间穿行；晚上，没有灯光，无法进行课文的温习。只有躺在甲板上看那数不清的星星，听那从大河边传来的浪涛声，想那曾经在一起学习、打球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曾经遇上一个美丽的大姐。她30几岁，长得很是高挑匀称。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穿一件薄薄的灰色直筒裤。把臀部两个岛屿绷扯得惹人眼球。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韵味，很有知识的女性。

她站在去映子屋一个台阶的上头，对我悄无声息地凝视了许久。然后，终于大声地叫我了:“小老弟，你跟我来。我们的映子屋今天还没有谁去过呢！”

我知道，她说的没有谁去过，就是说今天的粪便还没有谁去舀过的。我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在她屁股后面跟她走

她的家并不远，上个坡转个弯就到了。她把我带到厕所边，指着厕所说“你舀吧，要舀干净！”

我打开厕所门，伸长了脑袋一看，发现足有小半桶粪，确实还没有谁去舀过。我很是感激这位大姐给我报信。虽然她是一个简单的报信，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

舀好了粪我起身准备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姐。她正从屋里赶过来，并一把拉住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么急干啥？快把桶子放下来，到我家里坐坐。”

我很是羞涩，不知所措。刚舀了粪便，身上很脏，怎么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呢？我正在犹豫，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大姐，她又说话了：“要什么紧？到屋里洗个手就干净了嘛！”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走。

她舀了一满盆水出来，又拿了一块香皂，要我慢慢地洗，她在旁边给我淋水。洗净了又递给我一块干燥的毛巾。然后，拉着我到她的房里坐下。同时，又拿来了一包还未拆包的饼干糖，及半包花生糖给我吃。

她坐在我的对面，两目凝视着我，很和蔼地问我：“小弟弟，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读书呀？掏粪是大人们的事呢!”

我告诉她：“我们停课了。”

“停课是暂时的。你应该到家里自己看书,迎接复课！”大姐递给我一块饼干，又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看你，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读书的料子。你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就可以制造机器，就可以创造世界，自己才有前途……”

那一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像是在启发他的小弟弟，更是像在给一个小学生讲知识的重要性。使我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崇敬感，也使我有了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走出她家时，她送我走出了她的映子屋，送我到了开始看见我的那个台阶上。

后面我知道：她姓黄，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之后，我辜负了那位黄老师的希望。我终究再没有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去继续我的学业。我非常沮丧，非常失望！我时刻在想：是文革那个时代？还是集体时代的那几个工分……我无法再去追寻那已经远去的梦想！

辍学以后

“文革”的暴风骤雨，彻底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上级一纸“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年幼的我永远离开了学校。

那年，我14岁，初中才上了一个学期。

14的我，虽然成长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二字的年代，但对“停课闹革命”这个新鲜词语，还是不很理解。只懂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家回家闹革命去，不要上课了。但到底怎么闹？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蒙蒙懂懂，都只知道没有课上了。

一些吃国家粮的同学们，停课之后，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探个信，看好久复课。我们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上课就要扛着锄头去挣工分，再没有时间到学校里去看。因为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多一分工，多一口粮。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几时复课。

我离开学校后，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撂，第二天就加入了成人们挣工分的行列。乡亲们见我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给了我5分底。俗称半个劳动力。

我虽然人高，但毕竟年龄还小，对于做农活还很生疏，有力使不出。那时候，队上常抽劳力外调。因为外调没有什么便宜占，许多成了家的人不愿意出去；特别是一些脏、累的活，更不愿意去做。我们这些半大人，特别是不太会做农活的人，那就是被安排的首选对象，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生产队上的农活我没有做多久时间，队长便安排我跟随一个“21种人”（坏分子）去洪江捡大粪。因为“21种人”也不由得你去不去，反正安排了他就得去。

这个“21种人”姓蒋，40多岁，我叫他蒋叔叔。虽然他是“21种人”，其实人蛮好的，对工作踏踏实实，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在公社里当干部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与他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因而被组织上开除回家。回家后就被组织上划到了“21种人”的范畴。

第二天，蒋叔叔就拿着行头来喊我了。这次，我们是去洪江换班的。装大粪的船只已经被前面的人撑上去了。所以，我俩只要走路去就行了。

到了洪江，蒋叔叔带我找到了生产队上的那只船。船停在小河里的大桥下面。船上的大粪已经有了半船舱。先来的几个人正蹲在大粪旁吃饭。虽然大粪臭气熏天，蛆子在大粪舱里拱来拱去，但他们吃起饭来好像旁若无粪，吃得香烹烹的。

当天我与蒋叔叔就成了船上的主人。成了主人之后，他歇不下气，马上就教起我这个徒弟来了。他向我阐述了捡大粪的基本套套：

第一条：捡大粪时间上要早。因为一般的人大都是早晨解大便，还有更早的，去迟了大粪就被别人捡去了；

第二条：不要怕臭，不要怕脏，什么地方都敢去；

第三条：不要怕丑，彻底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捡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边听边点头，一边觉得他到底是当过干部的人，很善于总结，把捡粪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另一边心里却生起了鸡皮咯嗒，痒痒的。

他阐述完基本的捡粪套套之后，一刻也不休息，就吩咐我担着粪桶，跟着他到小巷子里的厕所边实践去了。

我俩先来到一个小巷背街的阴凉处，那里有一排排室外厕所。他指着一个厕所说：“你敲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在解手，看看有没有大粪？”

我真的平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家里上厕所都是踮起脚上去的，连粪桶里面都不敢多看一眼。但我为了挣工分，还是麻起胆子，屏住呼吸，怯怯地叩响了厕所门，轻轻地问：“有人在吗?”

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时，我才麻起胆子推开厕所门，然后伸长脑袋往粪桶里去看。我连续看了两个厕所，粪桶里都光光的，大概早就被前面的掏粪者掏去了。当我叩响了第三个厕所门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细细声音。那好尴尬哟！我生怕别人骂我是流氓，赶忙倒退了十几步，还不断地拍拍胸脯压压惊。蒋叔叔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连忙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掏粪的遇上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事；在这里解手的人，遇到掏粪的人敲门也是经常的。”

听他这样一解释，我的心里就有了底，不怕那个女的来找麻烦了。

那天，我跟着蒋叔叔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虽然大部分都扑了空，但还是有一部分有“内容”的，二只粪桶装了小半桶。蒋叔叔说：“捡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一捡就是一满桶。哪有这样的大好事，出来打个转，不空着桶子回去就算好的了。”

我跟着蒋叔叔连续跑了3天。这3天他带着我跑遍了各种厕所：单人厕、双人厕、多人厕、公厕、私厕、室内厕、室外厕，还有许多吊脚厕。晚上，蒋叔叔对我说：“现在很多厕所你也能找到了，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捡，就捡不到多少，效率不高。所以，从明天起，我俩必须分开捡。”

蒋叔叔虽然是“21种”人，但毕竟是大人，也算是我的长辈，加上他讲得很有道理，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所以第二天我就独立捡粪了。

那时候，我和蒋叔叔自然是没有手表的，掌握时间都靠太阳与经验。还好，洪江有个大汽笛，它准时拉响。每天凌晨3点半，它就扯起“喉咙”叫了。每当听到汽笛声，我与蒋叔叔就从铺盖窝里爬起来，兵分两路，担着粪桶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捡粪的基本路线，必须由远至近。蒋叔叔担着粪桶朝大河边走去，我则担着粪桶朝小河边走去。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灯稀稀的了，才打住匆匆的脚步，往回一个一个的厕所进行搜索。

远处的山还黑黢黢的，城市还很宁静。只有卖豆腐的和卖小菜的时而从我身边匆匆路过，时而对着空旷的街头吆喝两声。

我走进了一条极零乱的小巷子里。打开雪白的电筒光，在巷子里的背后寻觅着，寻觅着人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我终于发现了前面的路灯底下，有个男人向我这边走来。他叼着烟，边走边系裤子。我断定他是才到那地方的。但我又不敢迅速地担着粪桶向他那边走去，生怕遭到了他的非礼。我有意的放慢脚步，虽然天还黑，我仍然把视线投向远方的星辰，但心里却惦记着刚从他屁股里拉出来的那堆屎。

其实，还没等他走到我身边，他就向左拐弯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手电筒，大步地向那个厕所走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厕所门还敞开着，是个单人厕。内面一个大木桶，上面架两块木板，就谓之厕所。地下很脏，土松松的，曾被蚯蚓拱过。我瞥一眼，不敢进去。但为了那一份收获，我还是鼓足勇气，大胆地站了上去。

我踩在一边木板上，用粪勺敲开了另一边没有固定的木板，用嘴咬着手电筒，一双手捏着粪勺把，朝粪桶底部狠狠地舀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几个回合，舀得精光。

我继续在拂晓中搜索。黑夜中的手电筒，既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刚得到那一份收获，心里正高兴着，就听到前面一个女人冲着我这边喊：“师傅，帮我照一下嘛！”听见喊声，我怯怯地将电筒照向了前方，便一眼看见了是位姑娘。

她约莫20岁左右，长得很是漂亮。虽然头发还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杂乱，但很飘逸。清秀的面目在电筒光的照耀下，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两边红润的脸颊上凹陷着两个浅浅的笑靥，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是一个掏粪者。我还很小，不会也无心去欣赏这道黑夜中的美丽风景。我只想照亮她去厕所的路，然后就在厕所边等她出来，去拾取那一份收获。

我放下了粪桶，靠近了她。大姐说：“我的鞋子掉了。”

这时，我又把手电筒照向了她的双脚。是的，她的鞋子掉了一只。地下很多垃圾和虫子，她打着瘸瘸脚（一只脚悬空），不敢踩地。当我靠近她时，她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好轻好柔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顿时，我身上就好像流过一股暖流，柔嫩的骨头就觉得酥软软的。

黑夜中，她虽然不知道我是个小孩，但她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掏粪者，一定知道搭在我的肩膀上会很安全。

我让她稳稳地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地弯着腰，手电筒在我俩的周围扫射着，终于在几步远处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鞋。

她可能听出了我还未成熟的男音。她问我多大？我没吱声。我怕她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就辍学而没有出息。她没再问我，拍拍我的肩膀，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吧，我马上出来。”然后就在我的手电筒的照耀下，大胆的走进了那间不分男女的小木屋。

她在里面大胆地“方便”，我在外面怯怯地等她。等她这份收获，等她这份美丽！

那天，我沿着小河边的背街走。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收获了浅半担粪便。我心里很是满足。我心里想：我也能够挣工分了。

太阳照在了渠水河边。渔船上的鱼鹭子把长长的嘴别在了羽翼里，正在接受阳光的沐浴；码头搬运工人在帆船上扛着麻袋，一步一步地上着台阶；船夫们拉起了风帆，撑着船驶离码头，准备新的一轮远航。我知道，该收工了。

我挑着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粪便，从行人中路过，老远就闻出大便的臭味。他们众目睽睽，捏着鼻子，给我让路。我埋着头，两只脚匆匆地丈量着去码头的距离，只希望靠船的码头近点，只希望这条街只有我一个人行走……

蒋叔叔早早地已回到了船上。他见我来了，迅速地站在跳板前稳住跳板，让我安全地上船，并帮我把粪便腾到船舱里去。

他见我满头大汗，满脸的倦容，就笑着说：“你快洗洗手，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饭就有劲了。”

他帮我盛了好大一碗白米饭，炒着干鱼和辣椒，看起来就有食欲。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旁边是一船舱粪便，也不觉得很臭。

蒋叔叔很有经验，他把“餐厅”设在船的下风处。风一吹，粪便的臭气就跑到上头去了。坐在船尾，也没有视觉污染。只要你去看着从身边流过的清清河水，只要你去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哪还有心思去想着那邋遢的粪便呢？

我在洪江捡了3个月的粪便，运了满满的3船回去。既为队上的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也为我自己挣得了工分。队长夸我是一个好劳动力，父亲夸我是个好孩子。

在这个季节中，我无法与同学们取得联系。白天，在厕所与厕所之间穿行；晚上，没有灯光，无法进行课文的温习。只有躺在甲板上看那数不清的星星，听那从大河边传来的浪涛声，想那曾经在一起学习、打球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曾经遇上一个美丽的大姐。她30几岁，长得很是高挑匀称。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穿一件薄薄的灰色直筒裤。把臀部两个岛屿绷扯得惹人眼球。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韵味，很有知识的女性。

她站在去映子屋一个台阶的上头，对我悄无声息地凝视了许久。然后，终于大声地叫我了:“小老弟，你跟我来。我们的映子屋今天还没有谁去过呢！”

我知道，她说的没有谁去过，就是说今天的粪便还没有谁去舀过的。我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在她屁股后面跟她走

她的家并不远，上个坡转个弯就到了。她把我带到厕所边，指着厕所说“你舀吧，要舀干净！”

我打开厕所门，伸长了脑袋一看，发现足有小半桶粪，确实还没有谁去舀过。我很是感激这位大姐给我报信。虽然她是一个简单的报信，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

舀好了粪我起身准备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姐。她正从屋里赶过来，并一把拉住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么急干啥？快把桶子放下来，到我家里坐坐。”

我很是羞涩，不知所措。刚舀了粪便，身上很脏，怎么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呢？我正在犹豫，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大姐，她又说话了：“要什么紧？到屋里洗个手就干净了嘛！”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走。

她舀了一满盆水出来，又拿了一块香皂，要我慢慢地洗，她在旁边给我淋水。洗净了又递给我一块干燥的毛巾。然后，拉着我到她的房里坐下。同时，又拿来了一包还未拆包的饼干糖，及半包花生糖给我吃。

她坐在我的对面，两目凝视着我，很和蔼地问我：“小弟弟，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读书呀？掏粪是大人们的事呢!”

我告诉她：“我们停课了。”

“停课是暂时的。你应该到家里自己看书,迎接复课！”大姐递给我一块饼干，又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看你，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读书的料子。你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就可以制造机器，就可以创造世界，自己才有前途……”

那一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像是在启发他的小弟弟，更是像在给一个小学生讲知识的重要性。使我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崇敬感，也使我有了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走出她家时，她送我走出了她的映子屋，送我到了开始看见我的那个台阶上。

后面我知道：她姓黄，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之后，我辜负了那位黄老师的希望。我终究再没有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去继续我的学业。我非常沮丧，非常失望！我时刻在想：是文革那个时代？还是集体时代的那几个工分……我无法再去追寻那已经远去的梦想！

辍学以后

“文革”的暴风骤雨，彻底击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上级一纸“停课闹革命”的通知，让年幼的我永远离开了学校。

那年，我14岁，初中才上了一个学期。

14的我，虽然成长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二字的年代，但对“停课闹革命”这个新鲜词语，还是不很理解。只懂班主任说的，现在大家回家闹革命去，不要上课了。但到底怎么闹？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蒙蒙懂懂，都只知道没有课上了。

一些吃国家粮的同学们，停课之后，还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探个信，看好久复课。我们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上课就要扛着锄头去挣工分，再没有时间到学校里去看。因为那时候，靠工分吃饭，多一分工，多一口粮。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几时复课。

我离开学校后，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撂，第二天就加入了成人们挣工分的行列。乡亲们见我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给了我5分底。俗称半个劳动力。

我虽然人高，但毕竟年龄还小，对于做农活还很生疏，有力使不出。那时候，队上常抽劳力外调。因为外调没有什么便宜占，许多成了家的人不愿意出去；特别是一些脏、累的活，更不愿意去做。我们这些半大人，特别是不太会做农活的人，那就是被安排的首选对象，是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生产队上的农活我没有做多久时间，队长便安排我跟随一个“21种人”（坏分子）去洪江捡大粪。因为“21种人”也不由得你去不去，反正安排了他就得去。

这个“21种人”姓蒋，40多岁，我叫他蒋叔叔。虽然他是“21种人”，其实人蛮好的，对工作踏踏实实，更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在公社里当干部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与他发生了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因而被组织上开除回家。回家后就被组织上划到了“21种人”的范畴。

第二天，蒋叔叔就拿着行头来喊我了。这次，我们是去洪江换班的。装大粪的船只已经被前面的人撑上去了。所以，我俩只要走路去就行了。

到了洪江，蒋叔叔带我找到了生产队上的那只船。船停在小河里的大桥下面。船上的大粪已经有了半船舱。先来的几个人正蹲在大粪旁吃饭。虽然大粪臭气熏天，蛆子在大粪舱里拱来拱去，但他们吃起饭来好像旁若无粪，吃得香烹烹的。

当天我与蒋叔叔就成了船上的主人。成了主人之后，他歇不下气，马上就教起我这个徒弟来了。他向我阐述了捡大粪的基本套套：

第一条：捡大粪时间上要早。因为一般的人大都是早晨解大便，还有更早的，去迟了大粪就被别人捡去了；

第二条：不要怕臭，不要怕脏，什么地方都敢去；

第三条：不要怕丑，彻底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捡大粪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边听边点头，一边觉得他到底是当过干部的人，很善于总结，把捡粪也总结出了一套理论；另一边心里却生起了鸡皮咯嗒，痒痒的。

他阐述完基本的捡粪套套之后，一刻也不休息，就吩咐我担着粪桶，跟着他到小巷子里的厕所边实践去了。

我俩先来到一个小巷背街的阴凉处，那里有一排排室外厕所。他指着一个厕所说：“你敲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在解手，看看有没有大粪？”

我真的平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家里上厕所都是踮起脚上去的，连粪桶里面都不敢多看一眼。但我为了挣工分，还是麻起胆子，屏住呼吸，怯怯地叩响了厕所门，轻轻地问：“有人在吗?”

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时，我才麻起胆子推开厕所门，然后伸长脑袋往粪桶里去看。我连续看了两个厕所，粪桶里都光光的，大概早就被前面的掏粪者掏去了。当我叩响了第三个厕所门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细细声音。那好尴尬哟！我生怕别人骂我是流氓，赶忙倒退了十几步，还不断地拍拍胸脯压压惊。蒋叔叔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连忙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掏粪的遇上这样的事，是经常的事；在这里解手的人，遇到掏粪的人敲门也是经常的。”

听他这样一解释，我的心里就有了底，不怕那个女的来找麻烦了。

那天，我跟着蒋叔叔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虽然大部分都扑了空，但还是有一部分有“内容”的，二只粪桶装了小半桶。蒋叔叔说：“捡粪就是这样的，你不要想一捡就是一满桶。哪有这样的大好事，出来打个转，不空着桶子回去就算好的了。”

我跟着蒋叔叔连续跑了3天。这3天他带着我跑遍了各种厕所：单人厕、双人厕、多人厕、公厕、私厕、室内厕、室外厕，还有许多吊脚厕。晚上，蒋叔叔对我说：“现在很多厕所你也能找到了，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捡，就捡不到多少，效率不高。所以，从明天起，我俩必须分开捡。”

蒋叔叔虽然是“21种”人，但毕竟是大人，也算是我的长辈，加上他讲得很有道理，我必须服从他的安排。所以第二天我就独立捡粪了。

那时候，我和蒋叔叔自然是没有手表的，掌握时间都靠太阳与经验。还好，洪江有个大汽笛，它准时拉响。每天凌晨3点半，它就扯起“喉咙”叫了。每当听到汽笛声，我与蒋叔叔就从铺盖窝里爬起来，兵分两路，担着粪桶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了。

捡粪的基本路线，必须由远至近。蒋叔叔担着粪桶朝大河边走去，我则担着粪桶朝小河边走去。我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灯稀稀的了，才打住匆匆的脚步，往回一个一个的厕所进行搜索。

远处的山还黑黢黢的，城市还很宁静。只有卖豆腐的和卖小菜的时而从我身边匆匆路过，时而对着空旷的街头吆喝两声。

我走进了一条极零乱的小巷子里。打开雪白的电筒光，在巷子里的背后寻觅着，寻觅着人们必须光顾的地方。

我终于发现了前面的路灯底下，有个男人向我这边走来。他叼着烟，边走边系裤子。我断定他是才到那地方的。但我又不敢迅速地担着粪桶向他那边走去，生怕遭到了他的非礼。我有意的放慢脚步，虽然天还黑，我仍然把视线投向远方的星辰，但心里却惦记着刚从他屁股里拉出来的那堆屎。

其实，还没等他走到我身边，他就向左拐弯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手电筒，大步地向那个厕所走去。走几步路就到了。

厕所门还敞开着，是个单人厕。内面一个大木桶，上面架两块木板，就谓之厕所。地下很脏，土松松的，曾被蚯蚓拱过。我瞥一眼，不敢进去。但为了那一份收获，我还是鼓足勇气，大胆地站了上去。

我踩在一边木板上，用粪勺敲开了另一边没有固定的木板，用嘴咬着手电筒，一双手捏着粪勺把，朝粪桶底部狠狠地舀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舀一点又控到粪桶里去。几个回合，舀得精光。

我继续在拂晓中搜索。黑夜中的手电筒，既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别人。我刚得到那一份收获，心里正高兴着，就听到前面一个女人冲着我这边喊：“师傅，帮我照一下嘛！”听见喊声，我怯怯地将电筒照向了前方，便一眼看见了是位姑娘。

她约莫20岁左右，长得很是漂亮。虽然头发还来不及梳理，显得有些杂乱，但很飘逸。清秀的面目在电筒光的照耀下，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两边红润的脸颊上凹陷着两个浅浅的笑靥，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我是一个掏粪者。我还很小，不会也无心去欣赏这道黑夜中的美丽风景。我只想照亮她去厕所的路，然后就在厕所边等她出来，去拾取那一份收获。

我放下了粪桶，靠近了她。大姐说：“我的鞋子掉了。”

这时，我又把手电筒照向了她的双脚。是的，她的鞋子掉了一只。地下很多垃圾和虫子，她打着瘸瘸脚（一只脚悬空），不敢踩地。当我靠近她时，她一只手自然而然地，好轻好柔地搭在了我的肩上。顿时，我身上就好像流过一股暖流，柔嫩的骨头就觉得酥软软的。

黑夜中，她虽然不知道我是个小孩，但她一定知道我是一个掏粪者，一定知道搭在我的肩膀上会很安全。

我让她稳稳地搭在我的肩上，我微微地弯着腰，手电筒在我俩的周围扫射着，终于在几步远处找到了那只丢失的鞋。

她可能听出了我还未成熟的男音。她问我多大？我没吱声。我怕她知道了我小小的年纪就辍学而没有出息。她没再问我，拍拍我的肩膀，甩下一句话：“你等着吧，我马上出来。”然后就在我的手电筒的照耀下，大胆的走进了那间不分男女的小木屋。

她在里面大胆地“方便”，我在外面怯怯地等她。等她这份收获，等她这份美丽！

那天，我沿着小河边的背街走。光顾了一二十个厕所，收获了浅半担粪便。我心里很是满足。我心里想：我也能够挣工分了。

太阳照在了渠水河边。渔船上的鱼鹭子把长长的嘴别在了羽翼里，正在接受阳光的沐浴；码头搬运工人在帆船上扛着麻袋，一步一步地上着台阶；船夫们拉起了风帆，撑着船驶离码头，准备新的一轮远航。我知道，该收工了。

我挑着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粪便，从行人中路过，老远就闻出大便的臭味。他们众目睽睽，捏着鼻子，给我让路。我埋着头，两只脚匆匆地丈量着去码头的距离，只希望靠船的码头近点，只希望这条街只有我一个人行走……

蒋叔叔早早地已回到了船上。他见我来了，迅速地站在跳板前稳住跳板，让我安全地上船，并帮我把粪便腾到船舱里去。

他见我满头大汗，满脸的倦容，就笑着说：“你快洗洗手，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吃了饭就有劲了。”

他帮我盛了好大一碗白米饭，炒着干鱼和辣椒，看起来就有食欲。人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旁边是一船舱粪便，也不觉得很臭。

蒋叔叔很有经验，他把“餐厅”设在船的下风处。风一吹，粪便的臭气就跑到上头去了。坐在船尾，也没有视觉污染。只要你去看着从身边流过的清清河水，只要你去想着那位美丽的姑娘，哪还有心思去想着那邋遢的粪便呢？

我在洪江捡了3个月的粪便，运了满满的3船回去。既为队上的农业丰收做出了贡献，也为我自己挣得了工分。队长夸我是一个好劳动力，父亲夸我是个好孩子。

在这个季节中，我无法与同学们取得联系。白天，在厕所与厕所之间穿行；晚上，没有灯光，无法进行课文的温习。只有躺在甲板上看那数不清的星星，听那从大河边传来的浪涛声，想那曾经在一起学习、打球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曾经遇上一个美丽的大姐。她30几岁，长得很是高挑匀称。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面穿一件薄薄的灰色直筒裤。把臀部两个岛屿绷扯得惹人眼球。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韵味，很有知识的女性。

她站在去映子屋一个台阶的上头，对我悄无声息地凝视了许久。然后，终于大声地叫我了:“小老弟，你跟我来。我们的映子屋今天还没有谁去过呢！”

我知道，她说的没有谁去过，就是说今天的粪便还没有谁去舀过的。我很高兴，就笑嘻嘻的在她屁股后面跟她走

她的家并不远，上个坡转个弯就到了。她把我带到厕所边，指着厕所说“你舀吧，要舀干净！”

我打开厕所门，伸长了脑袋一看，发现足有小半桶粪，确实还没有谁去舀过。我很是感激这位大姐给我报信。虽然她是一个简单的报信，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收获，一份成绩。

舀好了粪我起身准备走时，回头望了一眼大姐。她正从屋里赶过来，并一把拉住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这么急干啥？快把桶子放下来，到我家里坐坐。”

我很是羞涩，不知所措。刚舀了粪便，身上很脏，怎么能够到人家屋里去呢？我正在犹豫，还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大姐，她又说话了：“要什么紧？到屋里洗个手就干净了嘛！”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走。

她舀了一满盆水出来，又拿了一块香皂，要我慢慢地洗，她在旁边给我淋水。洗净了又递给我一块干燥的毛巾。然后，拉着我到她的房里坐下。同时，又拿来了一包还未拆包的饼干糖，及半包花生糖给我吃。

她坐在我的对面，两目凝视着我，很和蔼地问我：“小弟弟，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不读书呀？掏粪是大人们的事呢!”

我告诉她：“我们停课了。”

“停课是暂时的。你应该到家里自己看书,迎接复课！”大姐递给我一块饼干，又很惋惜地对我说，“你看你，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读书的料子。你一定要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学到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就可以制造机器，就可以创造世界，自己才有前途……”

那一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像是在启发他的小弟弟，更是像在给一个小学生讲知识的重要性。使我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崇敬感，也使我有了一种学习知识的欲望。走出她家时，她送我走出了她的映子屋，送我到了开始看见我的那个台阶上。

后面我知道：她姓黄，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之后，我辜负了那位黄老师的希望。我终究再没有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去继续我的学业。我非常沮丧，非常失望！我时刻在想：是文革那个时代？还是集体时代的那几个工分……我无法再去追寻那已经远去的梦想！

发布时间：2019-08-02 2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