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军为了赶时间,不想同他嗦,从兜里掏出两千卢布塞给了交警。没想到这位老兄不吃这套,他把钱还给了于军,并且告诉他:你如果再这样,我会告你行贿的。
没办法,于军只能听天由命了。
交警驾车将这两个人带到了哈罗里市区内的一家银行。交罚款的柜台前有七、八名顾客排着队。于军他们只好站在队伍后面耐心等待。
柜台内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她并不因外面有人排队而加快自己工作的速度。于军前面的俄罗斯顾客都老老实实地等着,有的一动不动,有的翻看着手中的手机。
于军刚到俄罗斯工作那会儿,如果遇到这种场面,心里会急出火来。可是他在俄罗斯工作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适应了俄罗斯人的节奏。他知道,同他们急是急不起的。即使你急死了,人家那边还是雷打不动,该怎么慢还是怎么慢。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火上房了人家也不急,而且还会说上一句:下思(等一会儿的意思)!曾经有中国人半开玩笑地问俄罗斯朋友:你们的等一会儿大约是指多长时间?俄罗斯朋友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回答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了于军他们交罚款。工作人员递给于军三张单据让他填写。
于军对于金融方面的俄语词汇懂得并不多。他大致浏览了一下这几张单据,发现除了姓名、护照号、签证号、罚款事由几个词认识外,其余的单词大都不认识。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单据交给了交警,让他帮忙填写。
交警接过罚单,从上到下看了足有二十分钟,这才伸手拿起笔来,一边想一边填。好不容易填完了,递给里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了看,示意交警将头伸到柜台前,然后用笔指点着罚单,告诉他哪里需要修改。
交警皱了皱眉,重新到单据架上取来三张空白单据,依照旧单据和工作人员的指示重新填写了一遍。
这次银行工作人员没有摇头。她在每页罚款单上用铅笔勾选了三个地方,然后教于军和老张头儿签字。
于军和老张头儿在罚款单上签完了字,然后每人交了五百卢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钱)的罚款。工作人员在罚款单上盖了戳,然后撕下小票,递给了交警。
于军和老张头儿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于军看了下表,从在检查站被截到现在,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三个正从银行大厅往出走,迎面过来一个细高挑儿的年轻人。这个人面皮很白,浓眉毛,双耳戴着耳钉,走路略微有些晃。他向于军挥了挥手,用蹩脚的中国话笑着说:你好!再见!姑娘,大屁股的好!
于军差点笑出声来,心中暗叫这人好臊。
三个人乘车按原路返回哈罗里检查站。交警拿出检查站的单据,又教于军和老张头儿在上面将自己的名字签了能有二十几次,随后将两张盖好戳的小票给了二人,这才准许他们通行。
于军二人今天过足了签名的瘾,心想明星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老宋听于军解释了迟到的原因,无奈地笑了笑,说:老毛子,哎,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我提前安排人开始起苗了,你们虽然来晚了,但耽误不了事。于军听老宋这样说,一路以来的焦急心情才略有舒缓。
谢尔盖问于军秧苗大概什么时间能装好,于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怎么也得五、六点钟。谢尔盖说他要到附近的河边去钓鱼,五点钟准时回来。于军点头答应。
谢尔盖将货车停在靠近大棚的一块空地处,关上车门去河边了。于军和老张头儿商量了一下,二人分一下工:由老张头儿守在车上,记录托盘的个数(每个木制托盘上面计2500株秧苗);于军在起苗现场巡视,负责检验秧苗的质量。
于军率先来到距离货车最近的一栋大棚。这里有八个人,分成四组在起秧苗。他们的双手在飞快地忙碌着,嘴上也不闲着,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坊间绯闻。
于军不认识这些人。他一边背着手看大棚内秧苗的长势,一边假装不在意地听这些人在聊些什么。
大棚中间是一条留给工人通行的土道,秧苗按正方形布局分栽在道的两侧。于军数了一下,左、右各十五个方块。右侧靠近大棚门口有两个妇女正在飞快地起着秧苗。二人当中一人戴着男式鸭舌帽,一人围着头巾。
戴鸭舌帽的问戴头巾的:张强他们去鹿角厂了?
嗯。起大早去的。
老肖他们都去了?
都去了还没够,张强又叫了两个黑毛子,凑了七个人。
黑毛子干活能行吗?
对付干呗。中国工人今天是全出动了,不叫黑毛子那边人手不够。围头巾的不屑地说。
大嫂,张强同贾玲在一起你放心呀?大棚中间的一个毛头小子冲戴围巾的喊道。
人家贾玲是老徐的。你大哥他惦记也是白惦记。大嫂笑着回敬毛头小子。
喂,老徐回国呆这二十来天,贾玲都有点熬不住了。前天,老徐刚回来,半夜就来了。戴鸭舌帽的略显神秘地对大嫂说。
你听见老徐的声音了?大嫂严肃地问。
怎么没听见?我们两屋中间的墙是软隔断,一点也不隔音。
严同刚还不知道呢。如果知道了,还不把他姐夫给撵回去。大嫂笃定地说。
贾玲说以后她只干鹿角厂的活,庄稼地里的活她一次也不接了。
老徐没少给她贴钱。你没见她这一段时间穿的戴的都不一样了?大嫂的语气中似乎有点嫉妒的痕迹。
老徐的媳妇是干什么的呢?戴鸭舌帽的问大嫂。
在东宁开美容院的。一年不少挣。人家孩子在海参崴留学。大嫂说起别人家的事来如数家珍。
于军不好意思听妇女间的这些闲言碎语。他背着手一边往里走,一边参观老宋这儿大棚的架构和棚内秧苗分布的格局。大棚顶部采用的是PC阳光板,两侧墙体上都贴着反光膜,南北两侧的门都开着,一是为了干活时进出方便,二是为了通气,因为现在的气温已经不低了。
于军走到大棚中间停了下来,他见这里有两名男工正在起苗。其中一名男工穿着很整洁,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不像农民,倒像是作文职的。另一名是个秃头,个儿不高,赤裸着上身,将脱下的衬衫系在腰间。
戴眼镜的见到于军后,颇有礼貌地用俄语说了句你好!
一听这人的发音,于军就知道他是会俄语的,绝不是像一般民工那样只会打招呼这三、五句。他马上笑着用俄语回问了一句你好!
秃头笑着对戴眼镜的说:这回你不用寂寞了。你俩用俄语侃吧!
于军微微点了点头,问戴眼镜的:您是专业学俄语的吧?
对。看来咱俩是同行。
学了几年俄语?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戴眼镜的轻轻叹了口气,继续说:我初中学了三年俄语,高中学三年。这就是六年。九四年参加高考,考入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就是现在的齐齐哈尔大学前身。我当时在轻化系硅酸盐专业就读。当时大学校园里面都已开设了计算机课。可是我们学的不是计算机基本操作应用,而是用一种叫做Turbo Pascal的高级计算机语言编程序。对一个俄语生而言,用英语来编程序无疑是用天书写作。理论课老师上完课就走,你有问题连他的影儿都摸不到;上机操作课的老师简直就是个二百五,你问她问题她也不会。有时上课上到一半,她就去接孩子去了,课上根本没有老师教你。
中国高校扩招速度过快,师资队伍建设没有跟上。这确实是个问题。秃头插话道。
我们那时还没扩招呢,戴眼镜的纠正道,这些老师教不会你,他们自己一点责任不用负,到了期末考试,他抓你补考。我第一学期就挂了两科,计算机和机械制图。我的空间想象力比较差,上高中时学立体几何就很吃力。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赶上了。可是一到大学,学制图实在费劲。我在班级里面当时是有名的徒手作图。人家按制图规则描若干个点,然后将点连成线,这是正确的方法。而我不懂这些规则。我照着其他同学绘图的轮廓徒手一画。我自己觉得能过关,可是制图老师一看就能发现毛病,每次都过不了关。
画画是需要天赋的。写字也一样。我发现不少写字写得好的人画画得都不错。于军说。
我们学校当时规定:学年累计三科挂科就要降级,四年累计五科挂科就拿不到学位证。我一想这样下去太危险了,于是就退学了。
你既然学的是俄语,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不学编程的专业呢?秃头颇为不解地问戴眼镜的。
我们报志愿时,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是明确只招收英语生的,这些学校在高考志愿填报书上标注得很清楚。可是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当时并没有对非英语考生设限,谁知道它开设哪些课程?这纯粹是坑爹。当时它如果说明白开哪些课,或者对非英语考生有个提示,我怎么会报这所学校?虽然事隔多年,可是一提起这件事,戴眼镜的显得很气愤。他接着说:我当时也琢磨过,学校当年之所以选择开设Turbo Pascal高级语言编程这门课,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是我们副院长编的。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本书的编写者有两位,一位叫唱江华,一位叫张益铎。我入学的时候院长是王墨林,过了半年,唱江华就升为院长了。
我听说,在高校如果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送点礼就能过。你怎么不给老师送礼?于军问道。
哎,戴眼镜的叹了口气,继续说:哥们儿平生就是没学会这项本事。我也不知道计算机和制图老师家在哪儿住,总不能把礼送到老师办公室吧。我有个老乡,考试后估计哪科要挂,给老师买两条烟,就过了。
过了给判多少分呢?秃头对高校的游戏规则似乎不大了解。
60。一分不会多给。60分万岁嘛。戴眼镜的回答。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腐朽了。于军的语气像老年人一样显得心灰意冷。
哥们,你不知道,戴眼镜的被话题勾起了兴致,似乎许多话不吐不快,被动收礼的老师还算收敛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就明目张胆地索贿。
这我可不信。老师难道能明着向学生要好处?秃头一边摇头一边说。
你还不信?戴眼镜的有些激动,我当年入学上第一节课时,我们的俄语老师上课前十五分钟一句中国话没说,说的全是俄语。随后她用中国话告诉我们,大学期间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四级俄语考试。考试非常难。你平时考试如果不行,到我这里还能通融通融。可是,四级考试如果过不去,你怎么办?这是她的原话。你说,她所说的通融通融是什么意思?
中国语言太丰富。有些话不大好猜。这通融通融恐怕话里有话。于军一边摇头一边说。
十多年前,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有档节目,叫《事事关心》。有个黑大的张军教授在那里作客播。当时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让他讲讲大学老师收礼就不抓补考的事。他还真的讲了。可是,他在节目中并没有替这类老师感到羞耻。他辩解说,有些学生找到老师,尤其是女学生,热泪盈眶,梨花带雨,哭着求你放她一马。你能狠心拒绝吗?戴眼镜的越说越气愤。
这里边就差潜规则了。秃头不怀好意地说。
现在假证之所以泛滥,恐怕与高校颁发的文凭含水量太大有直接的关系。于军说。
秃头一听这话眼睛亮了,他似乎对假证这行很了解,插话道:中国文凭市场有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是制假证贩子做出来的文凭;假的真文凭就是通过贿赂老师或者教育部门主管领导,从而获得的由国家机构颁发的文凭。二者都是水货。
现在这世道,没地方说理去。戴眼镜的长长叹了口气。
贩卖假证的公安机关可以出重拳整治,可是高校的那些蛀虫却没看到有报道被清除的。秃头说。
那么您退学后就此中断学业了吗?于军问戴眼镜的。
我退学后到哈尔滨找了一所成人高校,学了二年俄语。毕业后就到俄罗斯作翻译。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
这位老兄不但俄语好,而且才华横溢。他姓管,我们都称呼他为管子。你知道管子吧?秃头笑着问于军。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于军背起了古文。
您怎么称呼呢?于军问秃头。
我同人家没法比。我是出大力的,你叫我老田就行啦。老田一边说,一边指着管子,人家不是在这儿出力的。他哥哥在宋老板这儿干长工,最近生病了。他是替哥哥顶几天。
言谈之间,老田和管子面前的托盘已经装满了秧苗。他们抬起托盘,向停着的货车走去。
于军在大棚里面感觉有些气闷。他走出大棚,到河边找钓鱼的谢尔盖去了。
发布时间:2022-12-03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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